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中國出口已經連續四個月負增長，2023年全年預計負增長2%左右，在眾所周知的國際經濟與政治形勢下，出口增速長期下滑趨勢恐怕難改；受到房地產下行周期、基建投資下行周期、制造業利潤下滑等影響，短期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難以持續，未來十年投資總體負增長；消費增長短期仍處于疫后反彈階段，但復蘇力度低于預期，長期則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滯后的影響。

　　綜合出口、投資、消費需求的情況，中國經濟正陷入長期總需求不足的增長困境，如果不能及時破解，不但明年經濟將快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還會帶來就業等挑戰。破解總需求增長困境的根本之道，一是推動國民收入和支出結構改革，把每年超過20萬億元的低效無效投資轉化為居民消費；二是重啟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全面放松供給約束，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出口增速下滑趨勢難改

　　今年前兩個月，以美元計中國出口同比下降6.8%，進口下降10.2%，這是自去年10月份以來連續第四個月負增長。

　　從地區結構看，對歐盟出口下降5%；對美國出口下降15.2%；對日本出口雖然有所增長，但從日本進口下降16.8%。上述對發達國家的出口或進口下降既有歐美加息下需求收縮的影響，也有國際政治因素。好在前兩個月我國對東盟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保持了兩位數高增長，其中對東盟國家出口既有最終產品出口增長因素，也有因為中國加工貿易產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造成的中間產品出口增長。

　　從產業結構看，美國把原本從中國進口的消費電子產品、化工、紡織等制造業產品，逐步轉移至墨西哥、東南亞、印度等國家。從進口看，中國前兩個月芯片進口同比下降26.5%，是20年來芯片進口首次下降，有可能沖擊中國汽車、消費電子、家電等產業的供應鏈安全。

　　雖然我們一直堅持貿易自由化，推動經濟全球化，堅決反對國際上所謂“脫鉤”論調，但是也不得不面對現實，二戰以后形成的世界經濟一體化成果正在受到嚴峻挑戰，貿易、金融、科技方面的摩擦愈演愈烈，未來對歐美出口恐怕很難回到前些年的高增長階段。

　　繼續擴大投資不可持續

　　2022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57萬億元，在GDP中占比47%左右，在全球范圍內是最高的。相比之下，歐美日固定資產占GDP比重都在20%~25%之間，印度也只有27%。如果中國的高投資率在快速城鎮化階段有一定合理性，現在是否已經形成一種體制投資慣性造成的結構扭曲？

　　假設各國20%~25%投資率是正常的，則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每年三四十萬億元就足夠了，那么多出來的二十萬億元是否是低效投資、無效投資和過剩投資？

　　國務院發展中心有關部門測算，中國財政資金進行投資的乘數效應是1.06，至少一半省份財政投資乘數小于1。另據各省份公布的數據，2014~2017年，中國有14個省份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大于本省份的GDP。2017年以后各省份不再公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了，但實際上這些年各地投資的乘數效應和經濟效益下降很快。

　　研究表明，上世紀60年年代，蘇聯每100盧布投資產生的效益平均只有72盧布，70年代以后降低到55盧布，1980年以后更低，進而造成嚴重的經濟衰退。

　　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內在其著作《增長、短缺與效率》中詳細比較了蘇聯和東歐國家70年代以后和西方國家投資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是1973年以后，歐美受石油危機影響，投資效益下滑，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同期蘇聯和東歐國家投資保持了繼續擴張態勢。

　　美國經濟學家威廉·伊斯特利和斯坦利·費舍爾都用數量化的研究證明了蘇聯投資效益下降，對經濟拉動作用不斷減弱，是其經濟陷入停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前些年投資高速增長無疑對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過了快速城鎮化、快速工業化階段后，為什么微觀的投資效益大幅下降了，宏觀的投資總量依然高速擴張？因為中國政府基建投資面臨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投資也不完全是市場化決策，而真正市場化的民間投資這兩年下滑速度非常快，在投資中占比已經從65%降到55%。

　　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2.9%，其中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7.5%，股份制企業利潤總額下降19.4%，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利潤下降35.7%，私營企業利潤下降19.9%。市場化企業的投資決策主要取決于盈利前景，從前兩個月工業企業利潤負增長的情況看，下一個階段企業投資增速難免會大幅下滑。

　　從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分析，考慮到中國當前財政資金用于投資的乘數效應只有1.06，如果把同樣的資金搞消費，乘數在農村大于5倍，在城市大于3倍，在這種情況下，應盡快把穩增長的財政資金預算從擴大投資轉向擴大消費，可以成倍地提升擴內需的政策效應。

　　然而，由于多種因素，中國擴張投資的體制性動力仍然十分強大。比如，在決策體制上，中央層面有促投資的各種機構和職能部門設置，地方政府也有基建投資和招商引資的一套手段，但是在促消費上還沒有相應的更重要的部門機構設置，也沒有相應的預算和機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穩定和擴大內需擺在優先位置。從實際決策上講，要不要下決心降低無效和低效投資，如何把每年20萬億元的低效無效投資轉化為居民消費，從促進投資到促進消費的中央和地方機構設置怎么改革，各地圍繞投資的傳統增長模式怎樣轉型，都是迫切需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

　　擴消費根本是推動居民收支結構改革

　　過去二十年，中國消費占GDP比重是下降的，2000年為63.57%，2021年為54.29%，降低了近十個百分點。

　　擴大消費表面上是國民支出機構的改變，根源卻在收入結構上。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乘以14.1億人口，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約52萬億元，是中國GDP的43%，這個比例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可見，擴大消費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關鍵是推動國民收入和支出結構改革。

　　當前，消費在中國GDP占比是54%，剔除掉17%的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只有37%，顯然不可能超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43%。如果逐步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43%提升到53%、63%，那么居民消費也就同步提升了，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居民消費支出才可能相應增長，但具體實現路徑還需要深入討論。

　　假設可以把每年47%的投資率慢慢降到20%~25%，也就是說把每年五六十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降低到三四十萬億元的正常水平，進而把每年二十萬億元低效無效投資轉變為居民消費，按照3倍以上的消費乘數，中國內需規模就會迅速擴大，內循環就會暢通起來。

　　放松供給和需求約束，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新時期如何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擴大內需戰略相結合？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堅持供給側改革的市場化方向。

　　2012年11月我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之后又出版了《民富論：新供給主義百年強國論》，最早提出新供給經濟學，呼吁從供給側啟動改革，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支持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二是主張放松供給約束。前者的意思是，喬布斯創造蘋果智能手機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給創造了新需求，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才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后者的主要含義是，既要從產品端放松各行各業的供給約束，也要從生產要素端放松對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管理各個方面的供給約束，全面降低要素成本，并且大規模減稅，才能為經濟獲得新的增長動力。

　　2015年底“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出來后，社會上在很長時間中把“三去一降一補”當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供給側改革仍然是中國的重要經濟政策。如何理解新時期的供給側改革？202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表述跟十年前我們的學術主張驚人地相似，一個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還有一個表述是“著力突破供給約束的堵點”。

　　所以，擴大內需不僅僅要推動居民收入和支出結構的改革，還要按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最新精神，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相結合，重啟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

　　首先，支持新供給創造新需求。2023年有三大類新供給值得關注，一是ChatGPT引領的人工智能革命，可能會像蘋果手機一樣改變各行各業，再次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引發一系列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二是蘋果公司的MR（混合現實設備）有望在下半年發布，虛擬現實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結合，會進一步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一系列新產品、新場景、新模式，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三是新能源領域可能還會有新的突破。所有這些新供給，不管是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還是場景創新，都是創造新需求的主要手段。從短期看，消費需求是收入的函數，從長期看，消費需求是新供給的函數。

　　其次，放松供給約束，著力突破供給約束堵點，同時放松需求約束。目前中國不但有很多行業管制可以放松或取消，有很多生產要素供給約束需要突破，還有很多需求側的政策約束，比如購房、購車、購買等存在各種各樣的非市場化政策約束。要擴大內需，一定要放松供給約束和需求約束，真正把擴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相結合，讓勞動、知識、資本、技術、管理等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總之，中國經濟要突破需求增長困境，關鍵是從投資拉動向消費驅動轉化，并重啟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既要支持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還要放松老供給行業、傳統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只有盡快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并通過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中國經濟才能獲得長期可持續的增長潛力。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