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田博      

　　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國家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我們測算，要達成這一目標，2035年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需要保持在5%至6%區間，至少不能低于5%。但基于經濟學界經典索洛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的預測，中國經濟可能陷入2%左右的低速增長區間。一些學者提議需要將3%左右的代表廣義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年均增長作為未來現代化發展的動力。但是，能不能實現這一愿望，也存在著不確定性和風險 。

　　二十大報告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產權保護；特別在推進二元體制轉軌方面提出一些新的內容，比如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自愿有償轉讓 。

　　本文的看法是，中國1978年以來的高經濟增長的奇跡來源于改革開放，二十大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年均增長5.5%的潛力。但主要基于中國是一個體制漸進轉軌國家，維持著一個特長周期的二元體制并存的經濟體制，需要推進改革開放來釋放因體制扭曲而禁錮的生產能力和財富價值。本文首先從階段邏輯、先后順序邏輯和漸進邏輯等方面，對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定性關系進行闡述，并構建以體制扭曲差值為核心變量的數理邏輯關系框架；其次，將TFP分解為廣義技術進步和經濟體制改革兩部分，對中國經濟增長來源和可能的低速增長進行討論；最后，基于經濟增長潛能方程，設想在市場化體制改革和更大力度的開放得以落實的情況下，仿真（simulate）未來的增長和發展前景。

　　一　二元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定性邏輯和數理邏輯

　　中國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瞬時轉軌國家和結構轉型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是，從1978年起在體制和結構上經歷特長周期轉型。因此，假定適應市場經濟和結構轉型經濟條件的索洛增長模型、劉易斯（William A． Lewis）及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等學者提出的增長模型，還有強調市場經濟基礎和國家干預的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等，都無法核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歷史，也不能針對性地仿真和推演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缺憾是，沒有建立起轉軌時期二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的數理分析方法。一是找不到一種方法，無法從數量計算的角度大體貼切地解釋中國過去國內生產總值（GDP）高增長的源泉；二是在改革開放發展的十字路口，無法從數理分析的邏輯，去仿真、推演未來需要的體制改革，也無法針對性安排基于經濟增長潛能測算的改革方案。一個難點是，如何在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建立起有內生變量的數量邏輯關系。

　　（一）特長周期二元體制轉軌

　　前蘇聯、東歐和蒙古等國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時間大體在三年左右。對此，經濟學界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轉變，發現這些國家主要是采用緊縮需求、折算債務、放開市場和盤活資產，使瞬時的一元計劃經濟向一元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得以實現。這一轉軌形式既沒有總結動態增長學理所需的長周期時間，也沒有建立刻劃其狀態之模型的必要。而中國采取了漸進改革的路線，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已經四十四年還沒有結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元并存，這就是中國經濟體的特征。

　　作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中國有著自己的特點。從學理講，其歷史邏輯與改革的階段、先后順序邏輯，大體上是一致的。

　　從改革的階段邏輯看，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調節的釋放時期（1978—2000）。主要內容包括︰實行價格和供銷雙軌制改革，承認物質利益，建立市場主體；一部分供銷市場化，藉此培育價格機制。二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共存的膠著時期（2001-2021）。一方面，從放開供銷市場向資源配置市場化推進，產品和生產要素配合市場化供求，價格機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仍存在著人口上的計劃生育、土地上的計劃配置、對民企在資金信貸等領域的‘所有制歧視’、勞動者需以工資繳納社會保險（社保）的制度，以及投資項目的市場準入差異。

　　具體來講，在1978年至今向市場經濟調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兩個階段中，有三個重點改革︰一是承認和落實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糾正平均主義，廢除勞動者干多干少獲取一樣的工資工分，以及企業不論盈虧都劃撥資源的配置和供給體制；個人多勞多得，除了勞動力之外，資金、房屋和技術等要素投入也按照企業對產出的貢獻和參與進行分配。

　　二是創造營商的法律和其他條件，培育、引進和發展追求經濟利益的市場主體，接受市場競爭；1978年后允許個體經營戶存在，1992年后承認個體戶、民營企業（民企）和外資企業（外企）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國有企業（國企）和集體企業進行股份和公司制改革。

　　三是逐步形成市場體系，先是落實初等雙軌制，農民、鄉鎮企業和國企超產的部分商品，可以到計劃經濟外的市場上銷售，可以在計劃定價之外隨行就市確定價格，繼而全面放開銷售和價格，由市場供求和定價。要素配置方面，通過資金由國家撥款改為銀行貸款，透過銀行間接融資改為在股市、債市直接融資等措施，建立了資本要素市場體系；通過勞資雙向選擇、資方合同聘用、勞動者進出自由、社保制度建立等措施，形成了勞動力要素市場。

　　最后一個階段將是從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體制轉向二元體制并軌的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階段。主要是繼續改革與人口流動和勞動力配置相關的戶籍管制等體制，繼續改革銀行貸款；股市、債市融資方面制訂針對所有制歧視的一些規則，修正在投資項目市場準入、行政司法訴訟、土地資源配置和政府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所有制偏好和歧視，防止一些行政管理部門推進以政府管制為主的理念和擴大在各領域過度干預市場競爭和市場機制運行的傾向；改變農村土地房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置、資源（無價格）與資產（有價格）并存的狀況，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要素市場與土地房屋產權和資產制度；在土地交易利益的分配體制上，需要尊重農村城郊農民集體土地的所有制與城鎮工業交通水利等國有土地不同，土地和收益二者之間的交換應當等價，在土地交易中給予農民更多的利益，進而改革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和城鎮開發商交納房地產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體制。最后的二元體制并軌改革，實際是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最為艱難的攻堅階段。

　　從改革的先后順序邏輯看，在內容上有先后之分，有的改革已經完成，有的基本完成但需要進一步完善，有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也有改革剛剛開始或者還沒有正式啟動。

　　首先，產品市場化改革最先開始。主要內容包括︰承認個人和企業利益差別，勞動者以勞動強度和工作質量進行收入分配；培育和接納更多個體、民企及外企等市場主體，其產品和服務通過市場供需和價格調節獲得差異化收入；擴大產品市場化供銷的范圍、數量和比例。

　　其次，逐步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資產配置方面，資金從國家撥款過渡為銀行貸款，允許民間借貸，批準金融機構借貸、企業發行債券，建立證券交易機構，發展保付代理（保理）、保險、期貨、信托和擔保等機構及業務，形成基本的資本要素市場體系。勞動力配置方面，允許和放開農民進城務工；勞動者務工和企事業單位用工雙向選擇，企業和社會用工工資由勞動力市場供求決定；普遍推行勞動合同制，進行國企職工下崗分流和再就業改革，發展勞務中介機構，也基本形成勞動力要素市場體系。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目前建設用地仍是通過計劃指標分配，從農民集體獲得土地的方式為行政補償式征收，只是在出讓土地使用權上建立了地方行政壟斷的拍賣市場，嚴禁農村的非農業土地建設和農業土地使用權交易，還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要素配置市場。

　　最后，城鎮居民住宅以外大幅度的土地資產化改革還沒有開始。1990年代隨著外企進入及個體戶、民企興起，產生大量土地和住宅需求，工商業和住宅用地可以實行有償交易，進行會計核算后成為企業資產。國家于1998年推動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現有住宅出售給居民職工后成為家庭資產，新增的住宅需求可以通過一級市場的房地產商開發建設及銷售、二級市場的二手房市場交易加以滿足。因此，城鎮住宅成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但農村的耕地、園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建設用地和房屋，不允許進行市場化交易、無法定價，仍然是生產和生活性資源，并不是市場化意義上的資產。

　　在二元體制并存的情況下，中國的漸進改革邏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產品價格和資產配置的雙軌制。二十世紀70年代末改革啟動時，在資源和產品配置方面，國企的一部分投入品和產出品仍由計劃經濟調節供應數量，價格由行政手段確定；另一部分計劃外生產的產品，以及鄉鎮企業和農村自主生產的產品則放開管制，由市場交易進行配置，價格通過市場供求關系確定。

　　二是先有改革的創造性典型或者改革試點，再總結經驗、制定頂層方案，最后進行普遍性推進。比如，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十八戶村民選擇了開啟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道路，結果是農業增產、上繳增多、農民增收。中央總結其經驗并制定和完善方案，最后在全國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廢除了人民公社。再如，1979年1月，湖北省老河口市十五戶地方國企率先進行利潤從上繳向繳稅轉軌的試點改革，隨后全國部分地區和數百戶國企相繼列為試點進一步擴大推進，中央政府權衡利弊后形成最終方案，于1983年7月在國企普遍實施了利轉稅改革。

　　三是區別增量和存量，進行差異化改革。比如，在勞動力要素配置體制上，新晉職工按照新體制，原有中老年職工保留傳統方式。以時間換改革，在老職工退休后逐步縮小舊體制的存量規模。

　　（二）改革與經濟增長內在的數理邏輯關系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主要來自于對國內外發展橫向比較后對雙方差距的認識，以及國內經濟社會困境所迫。中國在推時改革時選取了‘摸著石頭過河’、大膽設想、先試后擴、逐步推進的模式。對于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外學者進行了較多的研究。有的定性分析和論述，其無法進行數量計算；有的用改革開放前后經濟增長數據比較來分析，但無法揭示改革與增長的內生關系。而用一般市場經濟、經濟發展和凱恩斯主義等增長模型分析中國經濟的，其內容與后面體制改革建議之間大都沒有相互針對性的邏輯關系。原因在于，改革并沒有成為一個內生變量，被包含在分析模型之中。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產出和增長模型，雖然包含強調市場調節的新古典主義、注重國家需求的干預主義和偏重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等不同理論，但其暗含最基本的假定為：分析的對象是競爭性市場體制下的經濟體。而在二元體制轉軌中，配置機制扭曲是國民經濟中的常態現象，研究二元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出發點應為體制扭曲 。

　　首先，體制扭曲具有可糾正性和不可糾正性之分。一方面，部分體制扭曲被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市場行為所糾正。在改革的過程中，一些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和土地要素還沒有市場化，但農民自己承包土地上的農產品、鄉鎮企業利用農村土地建廠生產加工產品、國企生產一部分計劃外產品；在價格和供銷雙軌制的體制安排中，它們均可以在農貿市場和計劃經濟外的其他渠道銷售。在這種情況下，追求經濟利益的勞動者和企業主體通過產品市場化銷售，糾正了生產要素不能進行市場化配置的扭曲，活化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帶來的工資、利潤和地租，避免了生產損失。另一方面，部分體制扭曲無法通過市場行為糾正。勞動力要素配置方面戶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醫養、社保和土地粘性等，資本要素配置方面對民企的信貸歧視和國企資本使用的低效率，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禁止農村土地交易、不向農民分配用地指標和拆除違建等，這些扭曲根本就無法變通，或者變通的成本和風險大于變通的收益，均無法由市場主體追求經濟利益的行為所糾正。

　　其次，體制扭曲差值是內生于改革與增長數理關系的核心變量，其數理邏輯表達公式為國內市場競爭領域或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標準值與二元體制扭曲值相減的差值，即z（差值）=y（標準值）-x（扭曲值）。這種扭曲是二元體制經濟運行低效率的重要成因，也是可通過改革提高效率的源泉所在。借以上公式或可尋找各個方面的差值︰例如生產方面，邁入同等發展水平和階段的國家之農業勞動力就業標準值與中國的相關扭曲值、轉軌國家的宏觀稅負率標準值與中國的相關扭曲值、民企資本權益的凈利潤率和債務資本的貸款利率標準值與國企的相關扭曲值、競爭性市場經濟國家土地要素市場配置的標準狀況與中國在禁止農村土地交易下市場配置的扭曲狀況。又如土地房屋財富價值和土地交易利益分配方面，城市可轉移土地、土地可交易及定價的資產性狀況與農村剩余土地禁止交易的非資產性狀況，農民集體向地方政府轉移土地時只獲得接近零價格的行政補償的資源性扭曲狀況與地方政府在市場上高價格出讓土地的資產性標準狀況，城鎮居民可交易住宅的資產性標準狀況與農村居民房屋禁止交易的零價值資源性扭曲狀況。

　　再次，可通過體制扭曲差值計算體制扭曲造成的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等損失。從生產側數理邏輯看，各種閒置浪費生產要素總量乘以體制扭曲差值，有算式Los（損失）=Res（資源）×z。我們據此可以計算出由體制扭曲造成各種被利用要素的產出損失值。比如，2021年，國企總資產為311.3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總的凈利潤為32970億元，總資產凈利潤率 為1.06%，而民企總資產凈利潤率最低也需要達到5.5%，則資本要素配置扭曲導致的國企凈利潤產出總損失是‘311.46萬億元×（5.5%-1.06%）=13.83萬億元’。此外，產出損失除以市場經濟標準值，則可以求出各方面閑置和低利用的資源，即體制扭曲性剩余，即Su（體制性剩余）=Los/y。比如國企資產凈利潤損失13.83萬億元÷0.055%=體制性剩余資產251.43萬億元。

　　最后，體制扭曲導致的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損失，如果通過體制改革加以釋放，則可以視為能釋放于經濟增長的生產、消費和資源的未來增長潛能。我們稱之為體制性剩余。遺憾的是，國內外仿真、測算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型，基本都沒有考慮其潛能來自于哪里。因為，模型的假定要么是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存在體制扭曲，要么是發展中國家農村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向工業城市源源不斷地轉移的過程，并沒有受到體制扭曲的阻礙。而體制扭曲在中國這樣一個特長周期的二元經濟中比比皆是，是一個常態化的事實。我們需要通過改革釋放被體制扭曲所禁錮的潛能。其數理邏輯是經濟增長的潛能，等於體制性剩餘乘以不同年度改革強度，除以市場競爭標準值。見下式：

　　G—GDP；⊿GK—體制性資本盤活利用的GDP增長潛能；b—資本要素產出系數；KS——國有企業總資本；mi—體制改革強度，∑m=1，i—1，2，3，…；K—全社會非金融企業總資本。

　　比如據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 計算，全社會非金融企業資本K為848萬億元，國有企業體制性剩余資本比率為29.60%，假定未來15年中資本平均產出系數為25%，社會總資本年均增長3%，通過國有企業和金融體制改革，盤活體制性剩余資本發揮應有的產出作用，則會獲得年平均為0.53%的新增長潛能。

　　因此，找出市場經濟標準值y和二元體制扭曲值x，并用其差值z計算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損失，將損失視作體制性剩余，以‘體制性剩余×改革強度/改革年數’，即將”y-x”引入經濟增長的生產或需求函數，便可以內生地核算或者推演二元體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

　　二　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兩大來源

　　從生產側看，中國經濟學界需要做的工作為：一是計算1978年以來中國TFP增長的數據，并與國際進行比較，以便將TFP增長分解為廣義技術進步和經濟體制改革兩部分來源；根據學者和機構研究，判定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規律。二是計算體制不變及其扭曲值不向標準值靠近的情況下的自然經濟增長。三是由于體制性剩余土地的存在，需要將新古典主義探討經濟要素投入時采用的勞動與資本對數函數，調整為勞動、資本和土地三結構的古典增長模型。

　　（一）經濟體制改革及廣義技術進步TFP分解

　　在二元體制國家經濟增長潛能的來源和動力方面，相關研究存在著兩個誤區：認為TFP都來源于教育普及、知識進展、人力資本積累、技術產業化等廣義技術進步；認為廣義技術進步（即創新）可以推動GDP增長率趨勢向上推進。

　　市場經濟體制下，TFP主要來自于教育普及深化、科學知識進展、人力資本積累和新技術產業應用；但在長周期二元體制轉軌國家，TFP有一部分出自市場化改革形成，主要來源于資源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使生產率提高，以及土地房屋資產化（從零價格到市場價）的溢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TFP增長率遠高于市場經濟發達國家。1978至2021年，據實驗室計算，中國TFP年均增長3.32%，增長幅度遠高于日本、法國、英國、德國、美國。從國內外一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的數據看，中國TFP年均增長率大致位于3%以上的水平。如周紹森和胡德龍的數據顯示，1980至2007年，中國TFP年均增長4.59%，對同期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45.62% ；亞洲生產率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的數據顯示，1978至2018年，中國TFP年均增長3.67%，對同期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8.59% ；孫琳琳和任若恩的數據顯示，1981至2005年，中國TFP年均增長3.15%，對同期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2.18% 。這并不意味中國的創新能力要比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強，而是1978年以來在中國的TFP中，除了廣義技術進步TFP，還有很大比例的經濟體制改革TFP，其內容為生產率提高、市場化改革和城鎮住宅資產溢值。

　　從全球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長周期的歷史看，在大規模物質生產的工業化中后期和后工業化階段，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是一條速度在0.5%至1%之間平緩發展并略微下行的曲線。

　　觀察歷史數據，這些國家的TFP增長趨勢是一條波動幅度不大且平緩的曲線。從荷蘭羅格根大學團隊計算結果來看，1974至2019年，日、法、英、德、美的TF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59%、0.51%、0.72%、0.58%和1.04%（圖1）。

　　圖1　日、法、英、德、美1974至2019年TFP年均增長率（%）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 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據APO的研究數據顯示，1978至2018年，美國、日本和韓國TF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90%、0.79%和1.04%。瓊斯（Charles I． Jones）在〈內生增長模型的時間序列測試〉（“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一文中質疑創新會加速經濟增長的觀點，因為在1960至1988年間歐美研發人員投入的增加并沒有使TFP增長幅度提高，二十九年間研發人員向上向右的研發投入增長曲線并沒有推動TFP也形成向上向右的增長曲線 。菲斯佩奇（Bart Verspagen）透過制作圖表來展示1980至2000年研發人員數量和TFP的增長趨勢，歐洲和美國TF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和0.9%，并認為TFP的增長是波動幅度較小和長期平緩變動的曲線，以回應瓊斯的觀點（圖2）。圖1所示符合二人的分析，從日本、美國和歐洲四十六年TFP增長趨勢看，其幾乎與橫軸平行，甚至略微下降。

　　圖2　歐美研發人員增長與TFP增長對比

　　資料來源：Bart Verspage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ed． Jan Fagerberg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06．

　　1978至2017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51%，我們通過測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獲得的TFP年均增長率為2.49%，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的26.18%是經濟體制改革TFP所貢獻 。TFP中的77.01%為推進大力度改革、釋放了禁錮在扭曲體制內潛能而形成。還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前的1971至1977年，APO計算的中國TFP年均增長為-2.04%。也就是說，當時沒開始改革開放，生產低效率和財富禁錮損失遠大于廣義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長，以致在投資高增長和就業勞動力增長較快的情況下，GDP年均增長速度卻在5%以下。

　　（二）二元體制不變下的經濟低速增長

　　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及大量文獻中，關于增長常涉及經濟自然增長率、經濟增長潛能等定義。自然增長率，也被視為潛在增長率，一般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各類生產要素得到最優配置和充分利用下，經濟所能達到的最大增長率。當國民經濟中還沒有通過主觀措施加以利用的，可以促進增長的資源、要素、需求和資產時，經濟增長率通常低于潛在增長率，即國民經濟存在著增長潛能。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潛能常受制于流動性不足等方面導致的經濟蕭條；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的二元體制中，要素生產、收入消費和貨幣流動性等各方面的潛能禁錮在體制扭曲之中，表現為體制性剩余 。體制扭曲造成投入產出的低效率、生產過剩和經濟蕭條，如同市場經濟國家一樣，表現為失業率上升、高投入和低產出，或者發展到工業化中后期增長明顯乏力。但其增長潛能則不同于市場經濟國家，在于體制性剩余要素及資產，一般的擴展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癥結。本文認為，在無針對性措施的情況下，二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逐步趨于低速增長區間。

　　中國二元體制經濟體的未來增長潛能，源于通過改革糾正體制扭曲，推進體制扭曲值不斷地向市場標準值逼近，使體制性剩余不斷地從被禁錮的體制中得到釋放。但是，如果轉軌停頓和體制不變，按照自然經濟增長趨勢，增長速度可能處于2%左右。對比中國改革前、改革至今及未來十五年的預測，1957到1977年（剔除1958年這一特殊年份數據），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為45.42%，勞動力年均增長率2.62%，資本形成年均增長率10%，GDP年均增長率5%。1978到2021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下降至15.95%，勞動力增長率下降至1.50%，資本形成增長率提高至15%；在投資和勞動力同步大幅降低的情況下，GDP年均增長率卻達到了9.24%。從未來十五年要素投入預測來看，就業勞動力將大概率按照年均增長率-1.10%的發展趨勢，資本年均增長率將位于3%至4%增長區間；根據發展經濟學規律，當經濟發展中出現產能過剩及勞動力市場轉折后，資本產出彈性一般會出現緩慢下降的趨勢，而勞動產出彈性會出現緩慢上升的趨勢 。因此假設資本產出系數從目前的0.6逐漸下降為0.4，而勞動產出系數從0.4逐漸提高到0.6，同時樂觀估計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年均在0.8%的情形下，未來年均GDP增長率也僅為2%至2.5%左右。

　　三  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增長的模擬推演

　　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增長模型、均衡增長模型，以及假定由二元結構向市場經濟遷移的結構主義模型，都無法準確刻劃中國二元體制經濟改革與增長之間的內在數理邏輯。本文上述部分構建了以體制扭曲為出發點、扭曲差值作為核心變量的經濟損失、體制性剩余及經濟潛能分析的邏輯框架。實驗室在這一創新性框架基礎上，對中國二元體制下的體制性剩余及經濟增長潛能進行一系列情景模擬及數據測算。

　　（一）體制性剩余測算

　　考慮各類數據的可得性，以2020年為基準，我們對二元經濟體制下各類扭曲差值及體制性剩余進行測算︰一是體制性剩余生產要素。人口和勞動力要素方面，考慮中國與類似發展水平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差值，以及標的人口14億1，178萬，預計農村存在體制性剩余人口2億1，177萬人；考慮農業就業比率差值及全國總就業勞動力7億5，064萬人，預計農業領域中剩余勞動力為1億9121萬人；假如我們將外出務工工資水平作為標準值，將在農村從事第二、第三產業收入作為扭曲值，根據其差值也可以計算出目前在農村第二、第三產業中體制性剩余勞動力數量。資本要素方面，考慮市場環境下民企5.5%的權益資產利潤率及國企1.62%資產利潤率，加上民企平均加權貸款利率8%，而國企約4.35%水平，經測算，體制性剩余國有債務和權益資產規模達122.34萬億元人民幣。

　　二是體制性剩余資產。我們將可交易、可定價和可抵押的土地房屋視為市場化標準資產，農村土地房屋、城鎮土地禁止市場交易的部分視為非資產性狀況。因此農村體制扭曲性剩余資源可通過耕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可交易建設用地規模，以及其影子價格進行測算。城鎮體制性剩余土地，則反映在國企及其他使用者使用的工業、物流、倉儲等建設用地，通過與其市場價格進行測算。預計體制性剩余農村房屋及各類土地、城鎮可交易土地資產合計為786萬億元人民幣，剔除農村住宅資產中宅基地成本的重覆計算，最終約為705萬億元人民幣。

　　（二）二元體制生產側改革與增長潛能數理邏輯

　　將資源利用價格和要素利用比例的標準值和扭曲值作為內生變量，并且設置各自的改革時間和每年不同幅度的潛能釋放，則資源資產化與要素市場化配置等生產側改革所形成的新經濟增長潛能為：

　　GDP總增長為自然增長率加本節所述的改革開放所釋放的經濟增長潛能：

　　（三）未來改革支撐增長速度的仿真推演

　　體制性剩余在扭曲糾正下進行釋放，帶來新經濟增長潛能。實驗室通過模擬不同改革及扭曲糾正情景，本文藉此測算在未來十五年推進生產側改革可以獲得的經濟增長。

　　首先，改革的重點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其一，勞動力要素領域放開戶籍制度，允許人口自由流動。經測算，2020年總就業勞動力7億5，064萬人，農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和城鎮國企事業、行政等單位中存在體制性剩余勞動力1億9，500億人，考慮自然退休和去世約5，850萬人后，通過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相關扭曲體制徹底改革放開，將剩余的1億3，650萬人測算到未來各年份，未來十五年勞動力年均增長率將達到1.3%左右。其二，推進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如深化國企改革，提升國企權益和借貸資本效率，資本利潤率將由平均2%提升到6%左右，接近民企水平；另外，應完善銀行信貸及其他融資體制機制，消除對民企的信貸歧視。其三，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土地要素是計劃經濟體制最根深蒂固的領域，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在于盤活被體制扭曲禁錮的各類城鄉土地資源，形成可交易、可定價的競爭性市場。通過上述情景模擬和測算，要素市場化改革將帶來年均1.92%左右的經濟增長率。

　　其次，推進城鄉土地和農村宅院資產化領域改革。前面已述，與城鎮住宅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不同，農村的耕地、園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建設用地和房屋，仍不具備市場化資產的屬性，農民無法從中獲得資產化的財富。通過資產化改革，實現從原本無價格的資源到有價值資產的財富創造。2020年，中國存在可以資產化的農村住宅建筑面積273億平方米，資產價值約95萬億元；農業領域方面，耕地19.2萬億畝、園地3.03萬億畝、林地27萬億畝、草原39.7萬億畝，資產價值合計約397萬億元；建設用地方面，分別存在鄉村建設用地3.3億畝、城市和縣城工業物流用地2.3億畝、非縣城建制鎮工業用地773萬畝及礦上用地3664萬畝，農村住宅360億平米，資產總價值約349萬億元。考慮不同資產的交易率及增值率，最終預測城鄉土地和農村宅院資產化改革帶來的年均經濟增長在1.19%以上。

　　再次，通過調水改土增加土地要素。中國國土可利用土地率在全球處于中下游水平，仍是低水利發展水平國家。世界上國土和人口大國也基本存在著水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都實施了調水以便進行國土開發、擴大發展空間的戰略舉措 。與加拿大、歐洲各國、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國等調水強國相比，中國人均調水量在他們的1/25到1/5之間。中國如果在關內和東北地區分別建設南水北調網和北水南調網，總計調水量2，000億立方米，預計可增加7億畝土地，作為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我們預測，通過實施調水改土重大發展戰略，預計帶來年均約0.42%經濟增長率。

　　綜上所述，我們從生產側對不同體制改革情形下的經濟潛能進行模擬測算，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帶來年均3.33%左右的增長，加上無重大改革開放措施下年均中位數1.97%左右的自然增長率水平，中國經濟未來十五年年均中位增長率將達到5.5%。

　　圖3　經濟體制改革情景下經濟增長潛能測算（2023-2037）

　　四　小結

　　與東歐和前蘇聯國家一般在三年時間完成經濟體制瞬時轉軌不同，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四十四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長期并存的二元經濟體制國家。在特長周期轉軌進程中，由于體制扭曲導致大量體制性剩余要素和資產，在近年來經濟追趕空間逐漸縮小的情況下，國家面臨著未富先老、陷入低速增長區間的風險。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改革與經濟增長先后順序邏輯中闡述的，中國總體上處于市場化改革仍沒有完成，城鄉土地和農村宅院資產化領域改革還沒有開始的階段，因此作者在經濟增長潛能仿真中，對市場化改革、資產化改革、調水改土重大戰略以及擴大開放等情形進行全面測算，結論如上所述，在設定的不同改革方案下，其中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增長潛能最大，其次是資產化改革，再次是調水改土戰略，最后是相關擴大開放政策。

　　國內改革也可能因總體方案不明、實施方案操作性差、部門和地方執行力不夠和改革遇到各方面阻力大，還可能因全球局勢動蕩不安、國際關系復雜多變、周邊形勢緊張加劇等等因素，會使推進步伐緩慢，甚至進程停頓，造成體制改革完不成任務和達不到目標。當然，這種狀況出現的概率可能性不大。

　　必須深刻認識中國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邏輯關系，通過體制改革外推式的正向沖擊，帶來經濟倒V型中高速增長態勢，這可能是中國到2035年GDP總量翻一番、初步建成現代化國家的希望所在。

　　說明：由于版面字數原因，筆者在公眾號轉載時，補充了生產側經濟增長總公式（3）等，并對一些數據以最新的計算進行了調整；需求側的二元體制經濟增長仿真，將在其他文獻中進行計算。

　　周天勇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田　博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博士生

　　本文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上，轉載時進行了微調。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