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秦朔

　　精忠報國是中國文化的底層邏輯之一。從經濟角度看，這個邏輯就是產業報國，創業報國，富民強國。這也是我無論閱讀、調研、寫作，冥冥中始終在牽引的邏輯。

　　這篇文章是為了回答最近不少朋友的問題：接下來的機會在哪里？

　　我們習慣了機會和資金供給都特別充分、易得的年代，“豬都能上天”。而眼下面臨的是普遍的產能過剩和內卷加劇，外部和內部增長動能不足，市場集中度與競爭門檻提高，一二級市場水位下降，政策不時反復等等，所以覺得“做什么都難”，總想找到新的機會紅利，如新產業機會，或政策扶持型機會、洼地套利型機會。

　　我把這一問題給了多家有代表性的VC、PE機構，等他們反饋后會專門寫一篇文章，介紹VC、PE眼中的中國未來。這里主要談談個人理解。

　　從政策導向中找機會

　　中國經濟的政策導向越來越強，各種政策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可以說國家意志、國家資本的驅動力，已遠超市場資本、社會資本。所以，要回答“接下來的機會在哪里”，首先要認真學習十四五規劃等國家方略，看國家支持什么。

　　我接觸的很多企業家對此問題的回答都是“聽黨的話，走市場的路”。不少投資人也說，現在是“百年未遇之變局”，國家對于安全、自主等因素的考慮不斷提升，所以軍工、信創、解決“卡脖子”問題、強鏈補鏈、一帶一路等等，都是重要的投資主題。

　　其實在中國投資的很多跨國企業也是如此。去年12月，我和通用電氣第9任董事長兼CEO杰夫·伊梅爾特有一個遠程視頻對話，他說了這么一段話：

　　“我經常會讀中國的五年規劃，也讓團隊去研究。如果回顧過去，我看到（在中國）投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能讓中國更具競爭力，如修建機場、鐵路以及新的建筑。如果我在中國，（未來）我會更加注重有些大的產業方向，比如綠色技術、清潔技術，因為這些技術會有顛覆性的力量。同時，我也會將一些數字技術從消費者端轉移到工業端，讓工業更具有競爭性和創新性。最后，我覺得醫療對于一個正在老年化的人口是非常重要的。”

　　綠色、清潔、產業數字化、醫療，這是伊梅爾特看到的機會。去年和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先生交流，他也有類似看法。他提的未來發展公式是“ESG+數字化”。當企業愿意在ESG方面真正努力時，投資者是愿意付出溢價的，數字化則會幫助企業實現上下游的數據連接，提升整個產業鏈水平。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19篇65章7萬多字，看完不容易，我給很多企業家的建議是，讓秘書把其中的20個專欄打印下來，大致就能看到未來的產業、技術、區域發展等方向。

　　現實中的機會狀況

　　政策導向解決的是宏觀大方向問題，14億人的日常生活，近1.7億市場主體到哪里找飯吃、吃好飯，又是很現實、很具體的問題。

　　我舉幾個最近接觸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一位滴滴司機。

　　他來自河南南部某縣。17歲就到廣東學美發，干過N多小生意，折騰了近十年，去年到上海在川沙租了個房子，開出租。老婆帶著兩歲的孩子跟他在一起。每個月收入1萬多元，最好的情況（每天開14個小時左右）收入1.7萬元左右，很滿意。他這十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開店難。開個店要投十幾萬乃至幾十萬，不確定性很大，不僅錢投進去，人也陷進去，干不了別的。而開滴滴最大的好處是只要干就有錢掙，且除了抽成沒有什么別的交易成本。不像父母在老家鎮上開飯館，求人來吃飯，官員和親戚有不少賒賬，也很難討要，交易成本很高。最后父母干脆把飯店關了，只做早餐。因為是門面房，沒有租金，早餐五塊、八塊、十塊的，都是現金，所以這個生意還能做下去。

　　他所在的縣，出去打工的人很多。當地有兩種生意很熱火，一是到各地特別是廣東收毛線，清理好再賣出去；二是“跑票”，就是幫各地的各種演出推銷票務，主要是找到有“話事權”的官員（如武裝部部長、縣市某個常委），讓他們給相關企事業單位打招呼，一買幾百張（如每張500元），演出都會有個正確的名頭，領導也方便說話。靠著在各地“跑票”，縣里有人掙了幾百萬、幾千萬。他們事先和演出方談一個最低票價，中間的差額就是市場空間。

　　政策導向是高大上的機會，而很多地方普通人的營生則是這樣的機會。我打出租常和司機聊天，很多都自己創過業，但現在都不創了。因為不確定性和失敗概率很高，萬一還不上債，還可能列入失信名單，有諸多限制。

　　沒有太高學歷、關系、背景的普通人，很難有高大上的創業機會，而一般開店辦廠做生意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所以很多人選擇了外賣、快遞、出行等平臺，以獲得確定性收入。

　　這種情況令我感到，大部分普通年輕人現在希望的是成為旱澇保收的自主職業者，而不是當小老板。高校畢業生則集中于考公考編考研。所以，“誰還愿意當老板”已經是一個問題。民間的創業風險偏好在收縮，不愿冒險了，很多人也冒不起險了。

　　為什么一定要保護好、發展好平臺經濟？我也有了新的理解。平臺很可能是今天中國最大的工作舞臺。通過平臺，供需直接對接，勞動者立即得到回款，交易成本很低，不像開門做生意有那么多麻煩。

　　第二個例子是春節期間和幾個同學交流，討論的主題就是機會在哪里。

　　一位做展覽的同學，前幾年做了不少政府博物館、規劃館、主題館等，因為應收賬款多，現在基本不做了，改做零展。他說零展像辦婚禮，不付錢不搭建，最多有10%尾款收不回的風險。疫情結束后，線下展覽、海外展會還是有很大市場的。

　　一位做不良資產處置的同學的體會是，做不良處置，民企和國有比只有一個優勢，就是內容運營。國有公司有低成本資金優勢，銀行和銀行系不良資產處置公司之間還可以左手倒右手，加上很多資產已經供大于求不好處置（如房地產），所以一定要走運營之路，也就是從不良資產包里找到一些通過運營可以增值的資產。他把一個倉庫改造成了辦公園區出租，還經營了一家老人護理院，都是年年有固定收入和利潤的資產。他說自己特別幸運的是三年前就不再碰新的房地產項目，舊的慢慢消化，差不多快完了。雖然總的管理規模比以前降了很多，但安全上岸了，吃的香睡的穩。

　　還有兩位同學，一個不久前到新加坡考察，一個已經在泰國投資。他們看到的是新加坡作為亞太節點性總部的機會和泰國與歐美日等經濟體關系良好的優勢，如果在泰國投資建廠，取得泰國原產地證書，能繞開一些貿易壁壘。

　　他們說，走出去有風險，不走出去也有風險，哪里都有風險，關鍵是趨利避害，適應環境，長期堅持。像海底撈，2012年就去新加坡開店，海外業務一直虧損，截至目前海外已開了100多家店，盈利在即。去年底，海底撈海外業務分拆，以“特海國際”的名稱在香港成功上市，第二戰場已經建成了。

　　第三個例子是1月份我在普陀區參加一個論壇時，和幾位企業家關于價值創新的交流。

　　上市公司麒盛科技董事長唐國海說，麒盛做的電動床、智能床，對人在睡眠過程中的各項指標進行數據分析，“讓床會說話”，找到了一個新的增長點，2022年冬奧會就用了7000張他們的產品。他們還在嘉興市秀洲區做了“家院融合·養醫護智慧照料項目”的試點，社區工作人員通過智能設備為老人提供日常照護服務，對老人的安全、健康問題遠程監測，這樣可以減少人力的投入。

　　為了研究老人照護，他們做了詳細調研，發現今天的老人院有一半左右床位是空置的。這和一般人的想象大為不同。原因是，很多老人院的服務水平遠遠達不到老人的期望值，“有的地方甚至像喂牲口一樣，覺得只要塞飽飯就行了”。中國不是沒需求，是沒有好的供給，是現有供給在相當程度上的空置和浪費。

　　宏觀上說要轉型升級，微觀上就是價值創新。比如全球70%以上玻璃鏡子在中國生產，競爭激烈，看起來已經很難入局。但上海一家企業“睿光新材料”，用了4年研發出了非玻璃、輕量和不碎的納米鏡，改變了鏡子在人們認知中“玻璃材質、重、堅硬、易碎”等印象，就打開了新市場，很快就沖上了日本亞馬遜的銷量排行榜。

　　青山資本的創始人張野說，現在新消費投資很弱，很多投資人不看好，但2022年青山資本在新消費領域的投資還增加了。他看到的機會至少有6個：東南亞電商的進一步滲透帶來新品牌的機會，和身形有關的細分定制化產品的標準化交付，集體情緒帶來的符號型機會（如潮牌），VR/AR產業臨近拐點將打開人機交互的全新可能，生物合成等新材料帶來的鞋服新品牌機會，電動車、機器人產業和供應鏈溢出到輕量級消費品的機會（如便攜儲能、家用儲能）。

　　通過以上實例可以看到，隨便做做就能賺錢的機會大大減少了，新時代對把握機會的能力有了更高要求，你要么踏實苦干，就像出租車司機每天干夠多少個小時，要么能價值創新。都不簡單和輕易。

　　通過改革把機會放出來，讓出來

　　我一直鼓勵市場主體走“價值創新-組織韌性-企業家精神”的道路，但也真實感受到，無論是民間創業還是民間投資，現在比較缺乏活力。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在實際運行中，體制性的要求、體制化的程度、體制對機會和資源的控制性不斷加強，而體制化運行的成本較高，效率較差，同時還擠占和壓縮了民間的發展空間。市場經濟并不怕法治化、正常化的監管，這樣的要求是合理的，怕的是行政性力量的朝令夕改和自由裁量權的不可捉摸。

　　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不是靠政策吹風就能徹底解決的，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穩定預期，真正把民間活力激發出來。

　　站在政府立場，也要意識到，如果社會的、民間的力量不能激發出來有所作為，提升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那么政府介入的越多，參與的越深，長期看一定會越多地成為包袱。現在太多人希望重歸體制，并非福音。

　　我們需要堅強有力的政府，有為的政府，但不等于龐大的、自身不斷擴張的、習慣微觀干預的、讓市場主體產生“找市場還是不如找市長”意識的政府。

　　確實到了向改革要活力的時候了。

　　一是存量改革。

　　中國有巨大的存量經濟資產，如國資國企，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如能盤活，就是充沛的活水。這些資產的貨幣化、市場化、社會化，有巨大潛力。特別是服務領域。服務是苦活細活，做的好就充滿生機，做的不好就無人問津，非常需要有創意、懂運營、善創新、能吃苦的社會力量。如果都讓政府或國企主導，其結果很可能就像那些整天借新還舊的園區、小鎮，產出不理想，也很難持續。

　　二是農村改革。

　　鄉村振興是重大的、重要的使命。農村也有龐大的資產。要通過城鄉互動的方式注入創意、資金和資源。但前提是農村的土地流轉制度需要突破。我前一段碰到的一個滴滴司機說，家里有70畝地，算不少了，但他父親在農閑時還到杭州收廢品掙錢，說明單靠小農經濟自身的低價值作業方式很難實現振興和富裕。農村要形成特色產業，就需要產業化、市場化、專業化的人才和資本，他們如何下鄉、下沉，不是靠覺悟，還是要靠機制。

　　三是公共服務改革。

　　以醫療為例，在政府財政吃力、醫保增長乏力等背景下，公立醫院的繼續擴張面臨巨大壓力。曾任“中歐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的蔡江南教授曾經指出，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的一個很大問題是醫療資源的行政化壟斷，將醫院、醫生、藥品、檢查這四大類醫療資源捆綁在一起，隸屬于醫院。這樣醫院便可以東邊虧損西邊補，醫療服務虧損靠藥品和檢查來彌補。政府行政機構通過控制公立醫院，便控制了所有醫療資源。

　　蔡教授建議推進醫療資源社會化的改革。首先需要推進公立醫院的法人治理結構改革，讓管理醫院的權力從行政機構手里轉移給醫院，使醫院在人財物上擁有真正自主權。在條件具備的時候，逐步讓相當一部分公立醫院轉化為社會擁有的非營利性醫院，政府做好行業監管和行使出資人的權利；

　　其次，需要讓大多數醫生成為獨立自主的自由執業者。一部分醫生可以保持醫院雇員的身份，大多數醫生可以通過醫生集團或連鎖的方式組織起來，可以在獨立或聯合的診所工作，同時與醫院建立合作關系。這樣，醫生可以真正實現多點執業和自由流動，醫生資源便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更重要的是，醫生才能夠得到合理的補償，才有可能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來當醫生。

　　我對醫院沒有做過深入調研，不敢下結論。但我認同蔡教授的建議方向，即我們的很多公共服務，要讓民間的、社會的、個體的力量，在市場化、法治化、顧客選擇、聲譽激勵、同行評價等機制的作用下，更多地釋放出來。而不是由行政的力量更多壟斷和管控。這樣的話，就一定能放出更多的機會。

　　以上只是舉出了三種改革。當然不局限于此。改革的空間是巨大的。但觸動體制性利益的改革，難度也是巨大的。

　　要言之，行政性配置資源，容易上手和上癮，但弊端明顯，也是中央從“全面深改決定”開始就在呼吁改革的。但實際效果還是不彰。春節在一個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說，回老家，發現當地一個鎮也要攤派訂20萬元報刊，基本都不派發，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送回收站。這正是行政性配置資源的一個縮影。在數字化時代，完全可以通過便利、免費方式貫徹黨和國家的政策要求，這樣的攤派到底是為了國家利益還是部門利益？這種情況很多領域、部門都存在。

　　中國人是愛國的民族、奮斗的民族。上海一位做SaaS服務的優秀創業者曾對我說：“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就是押注中國崛起。中國崛起我們才有希望。如果中國不能崛起，當然自己可以run，但就算run到國外，過好小日子沒問題，很難有大事業。而且歷史上中國積貧積弱或內亂時，在國外也很難抬得起頭。中國崛起靠實體經濟，我們為實體經濟做SaaS，幫它們提高效率，即使難，方向不會錯。這就是我們創業和堅持的邏輯。”

　　我經常被這樣的力量所觸動。坦率地說，這樣的產業報國的奮斗氣魄，我在很多坐擁良好資源條件的國企都看不到。那里各種抱怨聲反而很多。

　　改革不能停步，而且越來越緊迫。改革不深化，“雙創”的空間會越來越小，民間創業的客觀約束會越來越大。并不是政府主觀上要約束，現在各級政府在推動民企發展上態度是積極的，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大會，企業家都坐上了主席臺。問題的關鍵是整個資源配置的非市場化扭曲加劇了。亟待從根本上扭轉。

　　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在堅持新發展理念、高質量要求和法治化的前提下，相信廣大市場主體，平等對待廣大市場主體，還權于市場、于民間、于社會，打破顯性和隱形束縛，降低門檻，厲行三公。

　　如此既能盤活存量，又能以創新開拓增量，則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活力發展，就能再開新局，再寫新篇。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