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劉元春

　　關于下半年穩增長的問題，我在此分享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不必過度擔憂下半年的經濟反彈。從二季度數據看，中國經濟復蘇的基礎很好。盡管二季度0.4%的GDP增速無法滿足市場主體1.1%的預期，但考慮到4、5月份經濟深度下滑給需求端帶來的沖擊，二季度增速很可能被拉到-2.5%的水平。而二季度實現0.4%的增長，說明6月份增速至少已經接近4%。從-2.5%反彈到4%，說明我國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產方面取得了階段性勝利。而且經濟反彈是疫情沖擊后的一種必然現象。疫情造成的經濟停滯與經濟危機造成的停滯不同，后續的經濟復蘇方式也存在差異，這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更重要的是，從一些先行參數和各方信心指數看，6、7月份實際上發生了質的變化。盡管二季度很多先行參數下降劇烈，但6、7月發生了跳躍性的變化。比如PMI指數，尤其是非制造業的PMI指數從47%直接躍升到54.7%。這說明前期和下半年國家各項投資政策的力度，要比想象中大得多。

　　因此，如果過度擔憂三、四季度經濟反彈無法達標，很可能會導致刺激性政策用力過猛。在宏觀調控過程中，一要防止政策過度疊加，二要防止政策過度分解。過猶不及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常態。目前市場信號和政府信號帶來的問題是，大家都認為下一步增長壓力很大，這很可能導致各部門、各地方不斷加碼發力，造成合成謬誤。這是我們需要小心的問題。

　　第二個觀點，在當前經濟企穩狀態下，下一步的核心任務是全面復蘇。因此，工作重點要從傳統的復工復產、疫情紓困，轉向市場內生動能的培育。而培育內生的市場動能，不僅要求政策保持一定力度，也要求調整政策著力點。

　　一是必須持續關注大型項目、大型企業對中小企業的滲透效應。三季度，制定實施對大中型企業的救助措施時，要重點考慮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滲透。

　　二是要全面啟動民間投資，調整市場預期。預期調整雖然復雜，但根本在于收益率的變化。能否賺錢是市場預期調整的核心動力，特別對私營企業更是如此。這方面需要我們加大力氣。

　　三是要更關注房地產的重要性。三季度房地產市場的變異是大家非常擔憂的問題。變異的路徑是什么？至少目前來看，我們對房地產頭部企業債務整頓和業務剝離過程中的風險暴露路徑，準備得并不充分。對此我認為，一方面市場性調整不宜過快；另一方面，政府行動，特別是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應當適度提升，這有利于在我國長期戰略轉型和短期穩宏觀經濟之間達成契合，避免穩增長和控風險出現沖突。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是政府要在穩宏觀措施上另辟蹊徑，這就需要下一步在內生性動能方面做好文章。

　　第三個觀點，要明確當前的風險到底是什么。第一，我認為當前風險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內部，特別是在于我們能否防止政策的過猶不及所帶來的波動和沖突。回顧過去三年，疫情雖然是導致中國經濟擾動的重要因素，但最大的風險因素始終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導致的左右搖擺。目前，很多人愿意把俄烏沖突、歐美政策調整、全球滯脹等因素，作為需要對沖的主要風險。但深入研究可以發現，這幾大因素都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期，促進中華民族崛起的最佳機會，有助于我國充分發揮全球制造業中心、供應鏈關鍵點的核心作用。因此，我們不能把風險關注點放在外部，而是應該放在內部。第二，不宜過度放大短期風險，而忽視一些中期的、結構性的、改革過程中的風險。很重要的一點是，當前微觀主體信心不足，這未必是疫情和短期增長不達預期所導致的，而可能源于我國的一些戰略和政策定位。這就要求我們更多關注一些中期問題，而且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短期穩增長和中期可持續性之間的匹配問題，更重要的是穩增長的宏觀政策與中期結構性調整與改革方案的權衡問題。特別二十大前后，是該問題備受關注的焦點期。

　　實際上，風險不在于疫情本身，而在于政策。也就是說，能否通過政策落實來克服我國政策傳導體系和行政體系中固有的一些問題，這在短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長期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對風險的把控不能太泛、不能太多，不能天天說到處都是“灰犀牛”、“黑天鵝”，這會導致失去重點。而失去重點也就談不上防風險、控風險，更不可能實現控風險和穩增長、促改革之間的平衡。我們需要對風險有戰略性的認識和研判。唯有如此，才能把控好短期政策。

　　總結來看，下半年經濟運行問題不大，更大的問題可能發生在明年一季度。關鍵在于政策能否持續，以及改革措施能否借二十大的“東風”順勢推出。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經濟學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