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瑞

　　日前，中國銀保監會、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關于加強新市民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系統性提出了對各類金融主體為新市民提供金融服務的相關指引和要求。

　　據相關統計，我國“新市民”的人口總量約為3億，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市民占比超過50%。隨著人群規模日漸壯大，年齡結構年輕化，新市民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中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并可預見將成為未來中國新經濟、新消費的中堅力量。

　　一、新市民金融服務的核心矛盾與必選路徑

　　日益年輕化的當代新市民，其工作領域、收入及消費水平已在發生演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新市民教育水平偏低，更多服務于建筑、運輸、保安、餐飲等領域。隨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技術工人、新型服務業崗位、自主創業逐漸成為新市民的就業選擇。此外，年輕農村戶籍人口隨著父母進入城市，或在農村完成基礎教育后進入城鎮，這類人群有機會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更密切融入城市化。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新市民群體呈現出典型的“兩低兩高”特征。“兩低”指的是金融素養能力低、社會保障參與度低；“兩高”分別是工作及居住流動性高、對新消費接受程度高。

　　社會保障參與度低，因此新市民的基礎保障需求更高、加杠桿能力更弱；

　　金融素養能力低，所以新市民識別風險、明晰金融需求、安全理財和理性借貸的能力更弱；工作及居住流動性高，所以新市民抵御風險的能力弱、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更趨“小、短、頻、急”；

　　對新消費接受程度高，新市民非常容易就能接觸到各色金融營銷，觸發適當或不適當的金融購買行為。

　　只具備金融供給方視角下較弱的金融資質，但擁有實實在在的旺盛金融需求，能力限制下的需求和供給不匹配，這就是新市民金融服務的核心矛盾。

　　解決這一矛盾可從供需兩邊探索。需求側，要提升新市民的金融素養，提升其購買適合金融產品及服務的能力；供給側，需提升金融服務方對新市民群體的風險識別能力、獲客能力、產品開發能力、運營能力和服務質效。

　　回歸新市民全體的特征畫像，我們會發現，“普惠金融”實則就是新市民金融服務的必選路徑。普惠金融一直以來就致力于解決中小微弱群體的金融獲得性，尤其是提升了這一群體獲得金融服務的廣度、深度和適當性。

　　二、適應新市民需求，普惠金融應當換擋提速

　　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普惠金融也正攜數字化的大趨勢，深刻改變著以小微企業、農戶、藍領、自由職業者為代表的傳統金融弱勢人群的金融可獲得性及體驗。

　　傳統金融機構紛紛進行數字化轉型，擴面增質，提升對普惠金融人群的服務能力；互聯網平臺、金融科技企業與金融機構開展合作，把環節打開，把能力聚合，初步形成多層次的普惠金融生態體系。

　　但即便如此，相對小微企業和農戶，“兩低兩高”的新市民群體，在金融需求方面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按照新市民進入城市工作與生活的“生命周期”來看，金融服務應貫穿在各類場景。從進城、落戶過渡階段租房買房需要的購房貸款、裝修貸款；安置生活購買家電產品需要的消費分期；出行代步需要的車輛貸款；就業創業的啟動資金及資金周轉貸款；孩子上學的助學貸款；提升自我進行的就業培訓貸款；日常生活消費分期貸款；贍養老人所需的醫療險等；此外，還有更廣泛的中小額儲蓄理財、靈活就業收付款等需求。

　　需求眾多，場景復雜，產品設計個性化要求高，成本控制難度大……面對這樣的群體，普惠金融需要更積極、更精準地針對新市民提供差異化服務，既要“換擋”，又必須“提速”。

　　“換擋”，意味著普惠金融在服務新市民領域，應當轉變傳統金融機構的“產品導向”，真正以客戶為中心，根據新市民的特征、需求、場景來提供差異化的普惠金融服務。

　　“提速”，要求普惠金融不能因為新市民具有“兩低兩高”特征，就畏懼風險、止步不前，必須以更強的社會擔當，以更足的革新動力，積極創新，為新市民提供金融服務。

　　三、為新市民提供更高質量的普惠金融服務

　　為新市民提供更高質量的普惠金融服務，不僅是金融機構一方的使命，而應多層次構建新市民普惠金融生態體系。

　　首先，需構建和完善新市民信用體系，完善相關金融配套。例如，在新市民信貸服務中，基于其成員多、工作范圍廣、地址變動多等特點，政府相關部門、征信機構、金融機構可共建以場景為核心的征信數據體系。政府從“商戶”和“客戶”雙視角，基于場景消費歸集多維數據；征信機構刻畫更為全面的用戶“信用畫像”，豐富標簽數據；金融機構從前后地址、工作及居住時長等特殊視角進行風險評判，匹配客戶身份信息的交叉認證，可幫助無法提供固定工作、收入證明的“白戶新市民”完成授信，實現消費型或經營型小額融資需求。

　　其次，金融機構應履行社會責任，苦練內功，提升數字化能力，為更廣泛的新市民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以服務形式為例，應充分考慮新市民時間碎片化需求，提供7*24小時線上服務平臺，加強對新市民群體的人工服務、遠程服務及AI智能服務；應考慮部分新市民對智能終端的使用技能較弱，提供界面更清晰、操作流程更簡潔、操作更方便的互動式服務。

　　再次，互聯網平臺、金融科技、增信等助貸機構需進一步降本增效，與金融機構形成更緊密的普惠金融服務共同體。在合法合規前提下，互聯網平臺擁有完善的新市民行為數據，可發揮行為數據優勢賦能金融決策；金融科技企業具備專業的大數據模型與AI技術；保險、融資擔保等增信主體則能有效幫助金融機構分擔或緩釋相對較高的新市民金融風險。多方協同，優勢互補，共同構建多層次的新市民普惠金融供給體系。

　　最后，金融機構要積極投身新市民的金融素養教育事業，幫助新市民提升金融能力，共享共建發展。由于新市民防騙和抵御金融風險能力不足，金融機構一方面應做好新市民客戶投資適當性、杠桿能力與空間的審核測算，提供更“適合”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還要也要以知識賦能新市民，面向該群體開展金融科普，賦能該群體識別與防范金融詐騙的能力，加強新市民金融意識的服務工作。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