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趙建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四十年，沒有發生大的危機，主要得益于大國經濟二元緩沖結構下的經濟生態“濕地”，一個是貨幣蓄水池，一個是就業蓄水池。當前在疫情沖擊下，這兩個蓄水池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沖擊，貨幣蓄水池結構性干涸，可能造成滯脹；就業池因民營經濟、平臺經濟信心不足、預期紊亂正在大幅收縮，縣域城鎮產業空心化，鄉土中國留不住鄉愁也留不下回鄉的人口，兩個池子對就業吸收都明顯不足。

　　如果中國經濟體系是一個大型生態系統，那么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就是這個系統的“濕地”或“腎臟”，他們對貨幣和就業的吐納，共同決定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因此當務之急穩增長，要充分調動民營企業的積極性，構建穩增長反危機統一戰線。但其中的關鍵是，改變這段時間的一刀切疫情防控，多增加法律等有利于穩定預期的長期制度，少出臺隨意性強擾動大的各種管理辦法和指導意見，從穩定企業長期預期的角度激發投資和消費的信心。

　　一、宏觀管理的最終目標是物價和就業，需要管好兩個蓄水池：貨幣池與就業池

　　經濟指標林林總總，但歸根結底兩個指標最重要：物價和就業。因為這兩個指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關系到政治和社會穩定。看看歷史上周期律的更迭，看看現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哪個不是陷入了惡性通脹和超高失業率困境。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無處安放的荷爾蒙，往往會發酵成為社會變革與動蕩的巨大洪流。

　　別的指標可以裝作視而不見，可以做鴕鳥埋頭，但這兩個指標一定要高度重視，敢于直面，不怕“妄議”。因為一旦陷入通脹螺旋與失業陷阱，再進行治理就異常困難，傳統的政策工具和措施基本不再管用。一方面生活成本在飛漲，另一方面因失業失去經濟來源或收入下降，人民的生活遭到兩頭夾擊，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就很難貫徹。而一旦形成一種相互強化的趨勢，即“滯—脹”惡性循環，那么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就要受到嚴峻的挑戰。雖然當前形勢沒這么嚴重，但是宏觀政策應該想到這種極端情形。因為今年的形勢也非常特殊，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挑戰。

　　站在宏觀管理和頂層設計的最高處，無非就是管理好兩個“池子”：貨幣池子和就業池子。貨幣管理不好：若供給不足，銀根緊縮，經濟凋敝，企業破產，大量裁員；若供給過剩，缺乏紀律，肆意超發，習慣用發錢解決經濟下行和贖買社會穩定，一旦陷入這種路徑，就很可能出現“諸機器停頓唯有印鈔機轟鳴”的魏瑪現象，此時貨幣幾乎失去組織要素的生產屬性（外匯占款或銀行信貸投放的項目凈現金流標準）或失去以不動產為錨的財富屬性（銀行信貸投放的抵押品標準），而僅僅是一種再分配功能，那么陷入大型、惡性通脹的狀態幾乎不可避免。我多次強調：惡性通脹時期，并不是貨幣太多了，而是真實的貨幣太少了，因為真實貨幣余額等于名義貨幣除以物價。惡性通脹到極限，就會出現以物易物的狀態，此時經濟系統中已經沒有了有效的一般等價物。

　　就業池子就像生態系統的濕地，或者說一個危機緩沖地帶。當工業化、城市化需要大量就業人口的時候，鄉村這個就業蓄水池就向工廠、城市輸送勞動力。相反，當經濟下行城市就業人口壓力大的時候，人口可以流回家鄉。當前很多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選擇在數字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就業崗位，所謂的靈活就業，包括快遞、外賣、網約車、直播等。這些是數字資本壘成的就業蓄水池。然而這個就業蓄水池當前不僅無法蓄水，還在大幅裁員向外溢出。

　　二、貨幣造水要看“水質”。后工業時代房地產蓄水池仍然很重要；當前是房住不炒的后房地產時代，但不能讓其干涸，以免貨幣信貸塌方

　　貨幣池要分為聯接在一起的兩個池子：一個是造水池，一個是蓄水池。造水池關系到貨幣的創造，是按照實體經濟的生產性項目進行信貸投放創造的貨幣，比如給企業家的項目貸款，還是毫無生產屬性進行的再分配，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大量的形象工程，勞民傷財的各種盛會，為了維護穩定對壞賬的購買和置換，以及層層加碼的防疫支出，給其它地方過度的捐贈等等。這些支出沒有帶來實體資本的積累以及生產能力的提高，只是在社會徒增了貨幣。那么這些基于非生產屬性引發的錢去哪了呢，是在能帶來產出和就業的企業家手里，能形成人力資本和消費的居民手里，還是在不夠透明的一小部分群體手里，窖藏或轉移出去了？

　　4月我們看到的一個奇怪現象是，雖然經濟和社融出現大跌，但M2一直在穩定增長，已經近240萬億元，遠超美歐總和，但是詭異的是，社會上大部分群體卻仍然缺錢。這是不是說明，我們的貨幣造水池總量造水能力依然穩定，但是已經很難按照生產屬性到了中小企業和勞動者手中？實際上，最近幾年由于種種原因，貨幣空轉、貨幣窖藏、貨幣流通阻滯的問題越來越多。貨幣空轉主要原因是企業家預期不足，信心偏弱，不再愿意將貨幣資金投放到長期項目，而寧愿將錢用在二級市場的金融資產上“快進快出”，隨時準備變現，一有風吹草動就轉移他處。貨幣窖藏，一是不排除貪污腐敗的非法收入，只能以現金形式或他人賬戶沉淀不動；二是合規原因，對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來說，合規是第一標準。比如政府存款中的很多專項賬戶，只能專款專用，即使形勢發生了變化，要變通起來也需要走大量程序，這些錢只能躺在賬上造成貨幣資源的浪費；比如學校科研院所的一些科研基金，由于規定非常嚴格，很難花的出去。甚至是這兩年以來，各部門對企業花錢也管的越來越嚴，據我調研的幾個企業，現在轉賬付款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要求說明付款的目的和明細，同時年度轉賬總額也有限制。貨幣的核心功能是作為一般等價物進行自由流通，如果被加上過多的限制，那么貨幣功能就大打折扣，慢慢向計劃經濟的“票證模式”轉換。這將大大降低貨幣的交易和生產效率，造成貨幣池子一片死水，流動不起來，經濟活力當然也起不來。

　　而所謂的貨幣蓄水池，并非是對貨幣的鎖定，而是讓貨幣持有者擁有變成實在消費品和財富的權力。我早在十幾年前的一篇學術論文指出，貨幣的本質不僅是債權（對央行和商行），還具有變成消費品、資本品等實在物品的美式期權，畢竟持有貨幣，無論是銀行賬戶里面的數字，還是手中的現金，都不是最終目的（趙建：《現代貨幣的契約本質：從債權到期權》，《西安金融》，2006年第10期）。因此，貨幣蓄水池能儲存貨幣，讓貨幣甘心留在這個池子里不外溢，需要這個池子中的商品和資產，能夠對貨幣有吸附能力。比如房地產市場，雖然通過房地產貸款創造了近百萬億貨幣，但同時也通過高密度的債務吸附了大量貨幣，即人們必須每個月拿出一定的貨幣收入歸還按揭貸款，或者未購房者需要不參與消費進行儲蓄以能夠付得起首付。這些儲蓄和負債行為都將一定的貨幣鎖定在房地產領域，使得在長達十幾年的中國貨幣化進程中，廣義貨幣增長了幾倍，并沒有引發壓力比較大的通脹，但是將房地產價格打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意味著中國的宏觀風險結構發生了巨大的遷移：將通貨膨脹的風險轉換成了資產價格和債務信用風險，或者說是資產負債表風險。

　　因此，用房地產作為貨幣蓄水池，以便在創造貨幣的同時管理好通脹在某種狀態下是不穩定的。然而，就當前的形勢來看，還沒有可替代的資產市場可以完全將其替代：

　　1，房地產大發展是快速城市化的必然產物。不應該妖魔化房地產業，也不應該對房地產泡沫和炒作問題在政策上做出過度反應。

　　2，房地產除了居住屬性，還有公共品屬性，買房落戶代表的是能享受這個城市的醫療、教育、養老、公共設施等。

　　3，房地產還有金融屬性，是老百姓進行價值儲藏，走向小康社會和富裕的主要路徑。

　　4，房地產的人力資本屬性。后工業化時代，人力資本崛起，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尤其是創新和知識資本集聚的新興大城市，比如深圳、杭州，高價房產是人才資本化的價值凝結。如果人是重要的資產，那么一個舒服的居住環境其實是可以有利于人力資本形成的。

　　5，最為重要的是財政屬性。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的狹義依賴可能在40%，廣義依賴（靠土地抵押融資）可能到60%。房地產市場一旦失去造水創造貨幣的能力，那么地方財政也將面臨著收縮。

　　6，房地產實際上是高乘數，高密度就業行業。尤其是高密度的中低端就業人群。從本人的經驗來看，房地產除了拉動設計，建筑行業，還可以拉動家具、裝修、建材、綠化、搬運、保潔等低端就業行業。

　　所以最終，我們短期內仍然無法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任何全面限制房地產這個行業的做法都是激進的。當前我們仍然處于后房地產時代，房住不炒并不意味著解構掉房地產的金融屬性，而是賦予其更高質量，更健康，更可持續的民生屬性、社會財富屬性。

　　三、就業蓄水池是緩沖經濟危機的“濕地”，過去是鄉土中國的各種下鄉，現在是數字中國、民營經濟的靈活就業；數字平臺資本、民營經濟的無序收縮導致就業蓄水池干涸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二元結構國家，包括城鄉二元、公私二元等。這個二元結構在現代化、市場化過程中固然不夠徹底，但帶有較強的緩沖功能，可以留有余地、進退自如。尤其是其中一元發生崩潰時，另一元就會承載起緩釋系統性危機的功能。比較經典的例子是，當經濟發生周期性波動，先進的、走的過快的一元出現問題的時候，其所無法承載的人口就可以回到較為保守的一元。比如鄉村對城市失業人口及過剩產能的吸納，國有企業在私有企業經營困難時對失業人口的吸納。相反，當經濟高速發展時，鄉村和國企儲備的就業人口，也就是就業蓄水池中的水，就會釋放出來支持擴大的產能，即鄉村人口進城，機關、事業單位、國企人員下海等。

　　在快速的工業化將大量農村人口招入工廠，快速的城市化將大量鄉鎮人口吸入城市，快速的市場化將大量的體制內人口吸入商海，這是就業蓄水池的一種向上流動，是所謂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如果存在結構的扭曲，比如工廠主要面向海外過度依賴出口而且依靠低成本優勢，一旦海外環境發生變化，這些依賴出口訂單的工廠就會陷入困境。比如，過快的城市化依賴的是“債務—房價—土地收入—財政”的規模型、速度型循環，那么勢必會帶來債務膨脹、房價泡沫與財政赤字。一旦這個循環被打破，那么城市無法養活這么多的人口，就業蓄水池就會產生一種回流效應，人口只能從城市流向鄉村。

　　一個比較健康或新形成的就業蓄水池是民營資本和科技資本吸納的就業，這種就業蓄水池形式多樣，能吸收中國高等教育人群就業，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創新優勢。中國要在全球競爭中崛起，必須培養成規模的創新資本和人才，他們在實踐中感知和創造著新生事物。注意，由于創新是無法設計的，創新是在試錯的實踐中涌現的。因此，政府的有形之手無法推動真正的創新，它或許可以集中資源集中攻關，但真的無法在原創型創新上做出突破。否則，中國這樣的舉國體制早就成為創新第一，且壟斷所有高端技術專利的強國了。

　　因此就業蓄水池也是分層次的。有為高端技術人才提供就業機會的數字資本平臺和民營高科技企業，也要有為大量體力勞動者提供就業的普通企業。我在第二部分強調了房地產行業的乘數效應和高就業密度屬性，因此，房地產既是貨幣蓄水池，又是就業蓄水池。當前經濟大幅收縮，信用斷層和就業塌陷同時出現，不排除三條紅線對房地產企業的治理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當務之急是，重新為中國的房地產業和平臺資本正名，通過立法建立長期社會預期，否則人們會擔心出現新的“三條紅線”和對無序資本的治理清算。

　　因此，面對當前兩個蓄水池瀕臨干涸的嚴峻局面，有兩大短期建議：一是提高體制內企業的就業蓄水能力，借鑒美國大蕭條時期鼓勵各種社會組織的就業；二是放開民營經濟、修復因對房地產和數字平臺資本過度治理帶來的傷害，等到經濟恢復后，體制內就業蓄水池中的水會“下海”流到民營經濟中，這樣池子的水又成了活水。

　　但根源仍然是一些長期的體制問題。因此長期的建議是在制度的供給上，減少隨意性高的各種管理辦法等短期制度，將精力用在長期制度資本的立法上。后者雖然耗費時間精力較長，但是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給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家帶來穩定的預期。否則，民營企業家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的政策周期中，最終消耗掉信心。中國只有靠法治，有恒產者有恒心，才能走出“盧卡斯批判”的政策失靈怪圈。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