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連平團隊

　　2022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在國際不確定性不穩定性驟然上升，國內存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大背景下，今年兩會的主基調是什么？主線和焦點有哪些？宏觀政策可能會作出怎樣的應對？植信投資研究院認為，在宏觀經濟和政策領域，穩增長將會是今年兩會的主基調，同時將呈現基建投資、房地產市場、消費潛力、進出口、就業、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風險防控和增長目標設定等九條主線，值得前瞻和關注。

　　主線一：基建怎樣發力成為“穩增長”的有效抓手

　　在當前房地產市場下行拉低投資增速的背景下，基建發力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基礎建設投資向來由各級政府主導，是主要的宏觀調控手段之一，能發揮穩定經濟增長的“壓艙石”作用。鑒于基建項目建設周期大都在三至五年甚至更長，這將關系到十四五和十五五時期的中長期經濟發展，因此基建投資發力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戰略性舉措。在基建投資問題上，兩會可能會首先關注基建的作用及其效應。從歷史經驗來看，當房地產投資走弱或房地產與制造業投資同時走弱時，基建投資均能發揮較好的穩增長作用。2014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呈斷崖式下跌，2015年進一步下降至歷史低點1%，分別僅拉動固定資產投資1.99和0.17個百分點。而正是這兩年基建投資則分別增長21.5%和17.2%，拉動固定資產投資3.71和3.16個百分點，使得固定資產投資這兩年分別增長15.7%和10.0%。2016年和2017年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同時走弱，也是基建投資分別增長17.4%和19.0%，拉動固定資產投資3.47和4.21個百分點，最終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1%和7.2%。2014年至2017年四年間，以基建投資作為“穩增長”的主要調控手段成效顯著，拉動工業生產、消費和GDP均保持平穩運行態勢。

　　2022年，基建發力穩增長的方向將以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為主，以經濟向高質量轉型為目標，提質增效。基建項目在擴大內需的同時，還應該起到促進供給側改革的作用。為此，兩會可能會關注和討論以下問題：一是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同步問題。即如何以傳統基建項目和“一新一重”基建項目進行“補短投資”。具體項目可包括公路、鐵路、電網、水利、基站和其他基本生活服務設施等打造和發展現代生活社區和物流體系。二是生活保障不完善等民生福祉問題。即如何從公共醫療衛生系統完善、疾病監測體系強化、商業化補充醫療機構發展、衛生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藥物產業研發，敬老院和康養基礎服務設施拓展；增加公共場所育兒設施和托育機構以及無障礙設施等各個方面加大投資力度。三是創新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問題。即如何進一步加大新基建投資在整個基建投資中的占比，加快信息基礎設施（通信網絡、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舊基建相融合設施、重大科創基礎設施。基于此，2022年的新基建投資主要發力方向可能包括“東數西算”相關投資和清潔新能源（光伏和綠電）相關投資。

　　主線二：房地產政策如何有效釋放維穩空間

　　長期以來，房地產市場與政策都是兩會的熱點議題之一。在經濟工作“穩字當頭”、而房地產市場下行壓力較大的當下，如何穩地產穩房價，房地產稅改革推進是否放緩，應該會是社會各界所共同關心的議題。

　　兩會可能首先會關注如何通過穩政策來穩地產，進一步有效釋放維穩信號。2021年下半年，房地產投資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并大概率將延續至2022年上半年。2021年房地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27.1%，對GDP貢獻率為6.8%，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如果房地產投資下行過快，必然對經濟增長、投資和消費帶來負面沖擊，影響地方土地財政收入，并可能導致房地產企業出現債務問題，不利于穩增長的目標實現。因此，兩會應該會聚焦房地產調控政策如何加強精準性和協調性，保障好住房的剛需，滿足好合理的改善性需求，實現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維穩目標。維穩政策如何以供給側為調節的重點，精準施策。具體的關注點可能在于：提供穩定的信貸支持，滿足首次購房家庭貸款需求；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加大保障性租賃住房金融支持；盤活建設用地土地存量，推動存量商業用地轉住宅用地；加大供給側政策調節。

　　如何差異化施策穩房價可能將是兩會關注的問題。國內樓市差異化特征顯著，房地產政策需要突出“因城施策”。針對房地產市場相對偏冷的地區，階段性逐步取消針對住房銷售的限制性措施，扭轉首次置業和改善型需求此前的悲觀預期。回顧過往十多年房地產調控政策，后續均可能通過加大住房補貼、調整地方公積金貸款制度、適度下調首套房貸利率、調降首付比例等方式改善住房銷售預期。針對庫存壓力較大的部分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可能繼續下調最低首付比例。而對熱點城市，包括一線城市和重點二線城市則將進一步推進供給側改革措施，包括加大保障性租賃住房的金融、土地支持，增加商品房住宅供給等方式，部分滿足大城市流動人口基礎性住房需求。

　　房地產稅改革怎樣有序推進可能也會引起兩會關注。自2021年新一輪房地產稅改革消息問世之后，樓市樂觀情緒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至同年10月全國人大決定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之后，房地產銷售情況急轉直下，與2010-2012年全國房地產稅改革討論階段的情況有些類似。考慮到當前宏觀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尤其是在2022年上半年，房地產行業景氣度持續走低，因此對穩地產不利的政策很可能推進步伐放緩。 

　　主線三：如何多措并舉充分挖掘消費潛力

　　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是穩增長的關鍵。近10年來，除去受疫情沖擊的2020年，消費支出占GDP始終保持在55%-69%的區間內，且貢獻率都大于資本形成。促進消費平穩增長就能推動經濟平穩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實現穩增長目標。因此，在穩增長為主基調的背景下，今年兩會應該會高度關注消費發展問題。而具體來看，促消費的討論可能涉及穩就業提高收入、擴大消費和共同富裕三個方面。

　　首先，就業有收入是促消費的基礎，保就業依然可能是兩會有關消費發展的重要話題。兩會可能會討論如何將就業優先戰略進一步落到實處，即如何通過拓寬市場化就業渠道，降低就業門檻，減少就業歧視；加大對中小企業減稅降費的力度，減少裁員；促進創業帶動就業；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鼓勵靈活就業，加快推進完善對新業態和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就業服務體系；優先做好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傷殘人士等重點群體的就業工作；加強職業培訓教育，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等辦法來保就業。其次是如何進一步擴大消費。具體可能涉及如何促進汽車消費穩定增加，降低汽車消費流通環節中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促銷力度；鼓勵發展新型消費業態模式；借助冬奧契機，大力推廣冰雪消費；針對老年群體，發展銀發消費；加強針對消費者權利的保護；進一步放松購房金融力度，適度降低房貸成本，帶動房地產相關消費平穩增長。再次是如何將全國各地開展《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的制定工作在全國落地。共同富裕推進有利于顯著降低廣大居民的基本生存型支出，持續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持續增加。 

　　主線四：如何實施跨周期調節穩住外貿基本盤

　　穩出口是穩增長的重要環節。2021年凈出口對GDP拉動為1.69%，高于投資的拉動率1.11%，為全年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在2021年進出口6.05萬億美元規模和30%增速的基數上，2022年我國外貿穩增長的壓力大幅上升，為此如何完成“2022外貿鞏固提升年”的目標，如何有效地做好外貿跨周期調節、實現進出口提質增效和高水平發展，可能是本屆兩會的重要議題。

　　當前我國出口形勢錯綜復雜，不確定性明顯上升。全球疫情反復拖累經濟復蘇進程，在歐美經濟體財政刺激退出情況下，預計外需對出口拉動減弱。目前全球供應鏈瓶頸短期難以消除，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海運運力不足、芯片等重要零部件短缺嚴重。當前我國部分外貿企業面臨“增收不增利”的境況，接單意愿下滑，尤其是中小企業深受成本高增、用工短缺、經營利潤擠壓的困擾。俄烏局勢動蕩，全球貿易環境可能受到沖擊。

　　針對當前我國出口遇到的新形勢和新問題，兩會有關應對舉措的討論可能會涉及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實施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廣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即如何堅持高質量實施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將RCEP生效實施作為穩外貿的重要抓手，深入推動自貿試驗區進一步的創新開放，對標高標準自貿協定的規則，挖掘自貿區建設和區域貿易開拓的新領域和新措施；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進程，針對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做好方案并積極參與，推動中美經貿平穩發展，實現貿易經濟的互利共贏。二是拓展貿易新業態和新模式，推進外貿創新試點建設。即如何穩定出口加工貿易，拓展跨境電商、離岸貿易和海外倉儲等外貿新業態和新模式，支持外貿企業開拓多元化市場，調整優化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增設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培育離岸貿易中心城市（地區），以點帶面拓展貿易合作新賽道。三是落實跨周期調節政策，改善外貿外部環境。即如何加大對中小型外貿企業的信貸支持，進一步加強出口信用保險的覆蓋程度和實施力度；加強促進貿易的各項服務政策，辦好一年一度的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等重大展會；保障物流供應鏈的暢通運行，提高出口退稅辦理和貿易通關的效率。四是加快低碳轉型產業升級，堅定綠色貿易發展之路。即如何建立健全綠色貿易的認證體系，引導外貿企業產品的綠色環保轉型；營造良好經營環境，培育地方性的低碳雙循環外貿企業；開展綠色貿易國際合作，深化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等領域的技術交流和貿易合作，加強開展與“一帶一路”國家、RCEP成員國的綠色貿易。

　　主線五：如何緩解就業壓力并實現年度目標

　　政策推動經濟增長的出發點和根本點是居民充分就業，由此帶來收入和消費增長、內需擴張。歷年來我國實際新增就業人數都超過了兩會期間設定的目標值。

　　2022的就業目標設定面臨的壓力較之2021年要大得多，這是因為：一是經濟增速下行背景下，吸收就業的效應減弱，過去經驗表明，我國經濟每增長1%將拉動就業增長超100萬人，而2022年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滑，會對就業帶來新的壓力。二是疫情反復影響下消費恢復緩慢，導致吸收就業體量最大的服務業對2022年的就業貢獻度存在不確定性。三是2022年全國大學生畢業人數將達到歷史高點的1020萬，這一數值與2021年的就業目標值已較為接近，如果2022年新增就業目標仍設為1100萬，則給實際工作留下的空間太小。四是去年下半年部分收縮性政策影響下，不少行業出現了大量失業，這一部分人的轉崗再就業也會為今年的就業工作帶來一定壓力。五是出口行業招工規模可能下滑，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出口高增長更多受益于價格因素，加之2022年出口可能降速，預示著出口企業的用工需求可能下滑。

　　綜合就業所面臨的問題，兩會的討論可能會聚焦如何進一步加大力度穩就業，合理設定就業目標，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擴大就業容量；如何通過財政支出優先支持貧困勞動力穩崗就業，幫助返鄉貧困勞動力再就業；如何通過財稅、金融等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促使其吸收更多就業等。 

　　主線六：積極財政政策如何精準發力和提升效能

　　為使政策有效落地，兩會將重點討論積極財政政策如何精準發力，切實達到助力穩增長的目標。去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指出2022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2022年尤其是上半年穩增長壓力較大，財政政策主基調仍將會是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財政政策將繼續保持必要的支出強度，全年預算赤字率預計與去年接近。考慮到去年有一萬多億專項債資金結轉到今年使用，因此即使今年預算赤字水平低于去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際力度仍會大大高于去年。2022年兩會有關財政政策的議題可能重點涉及四個方面問題。

　　一是保民生保就業保市場主體。教育、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等民生相關支出為剛性支出，需要財政保持較高的支持力度。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需要財政繼續支持“三農”發展。2022年中小微企業紓困政策仍需持續，將對財政政策提出更高要求。為此，兩會應該會關注財政政策如何加大跨周期調節力度，尤其是精準施策薄弱環節，保民生保就業保市場主體，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運行。

　　二是擴大財政支出支持基建投資。2022年地方政府專項債額度可能接近去年水平。2022年可能發行的專項債加上去年結轉的專項債資金，合計可能會有比去年多一倍以上的資金，可以用來推動基建投資，撬動社會資金助力穩增長。兩會將會關注積極財政政策如何繼續加大對交通基礎設施、社會事業建設、水利管網建設、新基建等的投資，提升專項債資金對社會投資的“拉、帶、撬”的作用，引導市場化資金重點支持新基建、生態環保和民生項目，從而提升財政政策實際效果。

　　三是精準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前不久國務院已經做出安排，2022年減稅降費規模將有望超過去年的1.1萬億元。兩會可能會進一步關注怎樣精準實施好減稅降費，即如何通過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政策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發展，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通過延緩繳稅、免稅、獎補、融資擔保或貼息等措施緩解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的資金困難和經營壓力；實現階段性與制度性減稅降費政策相結合，切實達到企業紓困目的。

　　四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欠發達地區政府收支矛盾突出，而支出又較為剛性。兩會的代表來自全國各地，應該會關注怎樣繼續擴大轉移支付規模，緩解個別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保障民生相關支出，同時提高地方財政支出管理要求，提升財政支出效能。 

　　主線七：穩健貨幣政策怎樣協調配合財政政策

　　2022年，穩增長會產生較大規模的增量資金需求。穩健的貨幣政策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發力，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力度，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助力穩增長目標的實現。兩會可能會關注貨幣政策五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如何保持貨幣信貸總量的穩定增長，靈活運用公開市場操作、MLF等政策工具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當前金融機構存貸比持續升至83.3%，銀行體系流動性出現偏緊狀況，是否有必要適時再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可能是會議關心的話題。即如何優化金融資金結構，擴大信貸投放力度，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政府債券的發行需要商業銀行這一主要投資者的大力支持，貨幣政策如何保持流動性合理寬裕來滿足好財政發力的資金需求。

　　二是如何進一步優化信貸的期限結構、對象結構和區域結構。即是在中長期信貸增長緩慢情況下，如何擴大中長期信貸的投放力度，促進投資穩步增長；如何利用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碳減排支持工具等結構性工具，發揮好貨幣政策總量與結構的雙重功能，精準發力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持力度；如何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信貸增長緩慢地區的信貸投放，增強欠發達區域的發展能力。

　　三是如何有效推動融資成本穩中有降。2021年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19%，同比下降了0.11個百分點，其中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僅下降了0.04個百分點，企業融資成本仍有進一步下降空間。兩會可能關注貨幣政策如何通過總量與結構性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降低銀行負債成本；如何進一步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發揮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效能，穩步推進LPR利率下調，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四是如何增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2022年實體經濟增長存在較大的信貸與社融資金需求。兩會應該會關注怎樣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的能力，即如何需要健全可持續的資本補充機制，支持永續債發行等多渠道補充中小銀行資本金，提升銀行服務實體與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進一步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暢通企業上市融資渠道，建立并完善制度健全、競爭有序、透明開放的多層次債券市場體系。

　　五是如何穩步推進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堅定不移推進金融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2022年需要穩步推進證券業、保險業等的開放。兩會可能會關注如何推進債券市場境內外互聯互通，提升企業境外融資能力，降低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適時開展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放試點，提升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問題。 

　　主線八：如何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經濟運行風險

　　2022年，鑒于國際經濟環境風云突變和國內面臨的三重壓力，兩會應該會關注如何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問題。可能具體涉及七個方面議題。

　　疫情仍是“穩增長”的最大不確定性。疫情反復導致消費恢復緩慢，在拖累經濟增長同時也使得服務行業始終無法充分就業。怎樣繼續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常態化運行，既要嚴格防疫，也要最小化疫情的影響，將可能是兩會的重要話題。

　　房地產開發企業債務問題可能進一步釋放風險。當前部分房企現金流和償債壓力依舊較大，2022年上半年房企經營和融資難的問題猶存，部分房地產企業因債務違約所引發的房地產項目逾期交付風險不可忽視。因此如何有針性地采取多種方式化解部分房企債務風險將會引起兩會的關注，具體措施可能涉及適度松綁預售資金監管制度、增加信貸支持、推進項目收并購、引入資產管理公司AMC等舉措。

　　匯率波動可能沖擊出口。鑒于國際收支雙順差和美聯儲貨幣體系正常化，人民幣存在階段性貶值和振蕩的可能性。如何有效化解和控制匯率風險可能會引起兩會較多的關注度。目前，出口企業匯率風險管理體系薄弱，外貿企業如何樹立匯率風險中性理念，做好匯率風險管理，將套期保值納入日常財務決策中，加強對專業財務人員的外匯管理引導；金融機構如何結合自身能力，加大匯率風險規避產品的服務創新，主動對接企業及時了解“個性化”訴求，提供更多契合企業需求的外匯風險管理產品和服務，提升電子交易平臺穩定性及便利性，都可能成為兩會討論的話題。

　　能源進口沖擊和輸入型通脹壓力。我國是能源資源類大宗商品的進口大國，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謹防初級產品進口供應缺口可能演變灰犀牛事件”。今年在經濟布局穩增長、多項政策利好國內經濟的前提下，基建投資發力，對于天然氣、石油等大宗商品需求將會擴大。俄烏沖突或將導致國際原油和天然氣價格在一段時間內持續高位運行。當前，我國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約高達75%和45%，但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和天然氣占比約為18%和6%。能源供給緊縮及俄烏局勢抬高國際能源價格，對我國的影響相對可控。但不應忽視國際能源及原材料價格的抬升，對外貿企業和制造業企業造成的利潤擠壓和經營困境。兩會可能會關注如何使保供穩價措施有效落地和切實防范、化解進口沖擊和控制輸入型通脹等問題。

　　美聯儲加息可能引發階段性資本外流。資本賬戶雙向開放的風險主要來自熱錢流動和資本外逃。在今年美聯儲加息和地緣政策外部沖擊的影響下，如何重點監測和管理國際資本大幅流進流出的避險和套利行為，采用匯率等相關金融外匯管理工具進行市場調節和預期管理、維持國際收支資本賬戶的相對動態平衡等，可能成為兩會議論的話題。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防范與化解。伴隨積極財政政策發力穩增長，兩會可能會繼續關注完善地方政府隱形債務常態化監測機制，在財政前置發力過程中堅決遏制增量，嚴禁地方政府變相舉債；穩妥化解存量，依法實行債務人、債權人的風險分攤；規范融資平臺管理，推進市場化轉型。

　　綜合施策管理系統性金融風險。兩會可能會關注如何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提高系統性風險監測評估與預警能力、強化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加快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制度體系、健全金融風險問責機制、構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長效機制。 

　　主線九：如何綜合考量和統籌兼顧設定經濟增長目標

　　經濟增長目標設立歷來是兩會的“看點”。2021年我國經濟增長目標設立在6%以上，是考慮到低基數影響下經濟增速高增長較易實現。2022年，三重壓力下穩增長有一定難度，經濟增長目標將如何設定，兩會的討論可能會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如何平滑去年出現的高基數。疫情爆發前，我國經濟增速已處于下行階段，疫情爆發沖擊了這一下行進程。2021年8.1%的高增長是建立在2020年的低基數基礎上的，2022年經濟增速應該逐步回到原增長軌道中，但不能下降太快，2019年增長目標定在6%，若2022年一步降至5%，似乎降幅過大，而降至5.5%似較容易對接，平穩下降有助于避免產生增長失速風險。二是如何順利實現2035年“雙番”的愿景目標。根據2035遠景目標，當前至2035年的GDP年均增速需要達到4.8%以上才能實現“雙番”目標。考慮到經濟增速逐年遞減規律，“十四五”作為遠景目標的頭五年，GDP平均增速需要至少達到5%以上。2020年和2021年兩年GDP平均增長5.1%，這就意味著2022年GDP增長至少要達到5%以上才能“趕上”理想目標。三是如何平衡全國整體與地方個體之間增長目標的差異。從全國范圍看，除了京津兩地將2022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5%以上之外，全國其余29個省份設定在5.5%以上，其中又有22個省份設定在6%以上。考慮到2022年穩增長各項政策力度較大，地方個體與全國整體之間的經濟增速差異不會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