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管清友、伍艷艷

　　2022年“兩會”即將召開，關于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經濟增長目標備受關注。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2022年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以來，我國自上而下已經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政策，涵蓋貨幣、財政、產業等各個方面。由于1、2月份多數宏觀數據處于真空期，關于“穩增長”成效仍存在一定爭議。

　　由于防疫動態清零短期內很可能難以逆轉，再加上俄烏沖突對國際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本輪“穩增長”的困難性和復雜程度有可能更甚于2018、2020年。預計“兩會”或將2022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5.5%的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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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兩會”透露保5%信息

　　從已經結束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看，主要有兩個特點：

　　第一，經濟增長目標普遍下調，平均下調了0.7個百分點。對比2022年與2021年地方“兩會”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有25個省市下調了經濟增長目標，加權平均GDP增速從2021年的6.8%下降到6.1%，降低了0.7個百分點。

　　第二，經濟增長目標差異較大，東部地區普遍在5-5.5%。北京、天津最為謹慎，2022年GDP增長目標定在了5%，廣東、上海、江蘇等8個省市定在5.5%，余下21個省市GDP目標定在6%及以上，最高的海南省提出了2022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9%左右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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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是2022年增長的底線

　　雖然唯GDP論時代已成為過去式，但5%的增速仍然是當下以及整個“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敏感線，2022年GDP增速破5%很可能是我國經濟不能承受之重。

　　第一，保5%是短期穩就業的需要。就業問題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大局。盡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穩定在5%左右，但是結構性就業壓力問題始終存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年輕人就業問題，2018年以來16-24歲人口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整體呈上升趨勢，1月已經達到15.1%。特別是去年8月開始16-24歲城鎮調查失業率同比上升明顯加快，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076萬人，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大學生就業壓力空前。二是，農民工就業問題。2021年我國農民工總量是29251萬人，雖然已經超出了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但是從復合增速上看只有0.2%，遠低于疫情前2018、2019兩年農民工人數同比增速0.6%、0.8%的水平，我們估算至少有300萬潛在農民工就業被抑制。三是，靈活就業問題。目前我國通過騎手、主播、快車司機等方式吸納的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了2億人左右，失業緩沖地帶的穩定性值得關注。

　　第二，保5%是中長期實現“十四五”戰略目標的需要。“十四五”規劃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21年我國人均GDP約12551美元，如果中等發達國家或經濟體的人均GDP入門水平確定在2.5萬美元左右，GDP規模還要再擴大1倍以上。用不到十五年的時間再造一個中國，要實現這一目標，年化的GDP名義增速需要普遍認為2021-2025年GDP增速應該保持在5%~6%之間，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世錦（2019）、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2021）、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2022）等。

　　第三，保5%是中美關系再平衡的需要。未來十年，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將達到頂峰，要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煉好內功是關鍵，中國應盡量保持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地位，至少對全球增長的貢獻不小于美國。按照目前中美GDP規?？?，中國約占美國GDP的70%多一點，不考慮價格因素，那么未來3-5年內我國GDP增速應該是美國的1.2倍~1.4倍左。美國去年GDP同比增長了5.7%，雖然這當中存在著很大的“水分”，但是我們需要看到超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1.9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計劃和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法案，總規模相當于當年GDP的12.6%——不僅僅是在短期、也一定會在中長期（至少是未來5年）對美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就像2008年我國推出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占當年GDP的比重也正好是12.5%。目前我國經濟增速已經落到了與美國同一梯隊，甚至單季度弱于美國。按照IMF最新預測，2022年美國GDP增速預計為4%，那么按照“全球貢獻率不低于”的標準，2022年我國增速應該在5.4%~5.6%之間，而IMF給出今年中國GDP增速預測值僅為4.8%。拜登新政會不會將未來五年美國潛在GDP增速從3%提高到3.5%甚至4%以上，目前還不好做出判斷，但無論如何未來五年需要我國更堅定的做好“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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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因素抑制5.5%潛在增速回歸

　　5.5%是對我國潛在產出增速的中性回歸。根據去年3月份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課題組的一份報告，“十四五”期間我國潛在產出增速在5%-5.7%，其中2022、2023年的潛在產出增速均為5.5%。作為較為官方的研究成果，可認為是中長期“穩增長”預期管理的一部分，因此2022年GDP增速目標上限設定在5.5%實際上是對潛在產出的回歸。

　　目前來看，存在三大因素對2022年我國經濟回歸潛在增速形成客觀抑制。

　　一是動態清零政策短期難調整，抑制潛在消費和出口需求。奧密克戎毒株雖然短暫延緩了全球開放重啟的時間窗口，但是隨著2月以來疫情的緩解以及疫苗接種率的提升，歐美國家紛紛放寬防疫政策。對國內而言，在堅持動態清零政策下，出口的競爭力以及服務業的恢復都容易受到挑戰。例如2021 年全國社零兩年平均增速僅3.9%，遠低于疫情前水平。按照2022年2月7日我國完全接種率達到85%以上，加強針一般間隔6個月估算，加強針的接種率達到85%以上或在8、9月份，因此清零政策的有序放開很可能要延遲到今年四季度。

　　二是俄烏沖突加大全球滯脹風險，抑制潛在企業投資需求。最近備受關注的俄烏沖突讓已經高企的全球PPI繼續承壓。俄羅斯是石油天然氣出口大國，歐美的制裁會影響到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的投資，從而使油價長期承壓。不過即使沒有俄烏沖突，全球高通脹的長期化很可能正在成為現實。人口老齡化正在以不可遏制的趨勢發生，技術創新能力邊際下降；全球范圍能源革命導致新能源始終供不應求，而老能源的資本支出長期停滯會使以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疫情的長期共存，全球化的逆轉，都預示著全球供應鏈即使修復也很難回到過去，貿易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對企業家來說，高通脹需要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來對沖，部分低收益率項目的投資需求會長期受到抑制，除非貨幣政策長期實行負利率。

　　三是全球政策分歧加大，需要為應對滯脹長期化預留空間。2022年中美經濟周期背離已經導致兩國經濟政策的分化，美國要應對通脹問題，中國要解決經濟下行壓力過大問題。在鷹派的表態之下美聯儲預期2022最高可能會加息7次，美債收益率作為全球資產定價的錨，這種激進的做法如果發生，對全球金融市場來說會有很大的沖擊。對國內來說，由于出口韌勁、中美利差以及良好的經濟基礎，應對2022年中美分化的政策工具整體上說彈性比較大，出現匯率大幅貶值或資本大量外流的可能性較低。最大的挑戰來自于如果全球滯脹長期化后，政策博弈的分歧會不會長期化。因此我們判斷一二季度是我國比較好的寬松窗口，但后半年可能會趨于收斂，因為需要對全球滯脹長期化預留充足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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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增長或錨定5%~5.5%目標區間

　　綜合考慮短期穩就業目標、中長期“十四五”戰略目標以及國際國內再平衡的復雜性，我們認為2022年中央“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很可能會將經濟增長目標的底線定在5%，最終落在5.0~5.5%的區間。其中5.0%是明確穩增長的底線，5.5%是引導潛在產出增速的回歸，既是穩增長信心的體現，也便于預期管理。

　　于市場而言，5-5.5%的穩增長目標雖然不夠亢奮，但國內政策底已經看到，只需靜待海外局勢明朗。從投資的策略上來講，長期要充分做好進入全球大滯脹時代的準備，短期要以穩為主，在加息預期劇烈波動下科技股的壓力尚未完全釋放， 3月份的國內投資主線將依然是“穩增長”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