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秦朔

　　這是一篇關于就業的文章，關于數字時代中國2億人的靈活就業。

　　但在這之前，我想先講一段從美國到中國的創業與就業故事。

　　艾薩克森的《史蒂夫·喬布斯傳》是我最近又在重讀的一本書。書中有這樣的內容：

　　喬布斯在上高中（Homestead High，家園高中）時，對數學、科學和電子學很感興趣。他加入了惠普探索者俱樂部，每周二晚上到惠普的公司餐廳，和十幾個學生聽一位工程師講正在研究的東西。他也在這里做了一臺頻率計數器。為了做計數器，需要一些惠普制造的零件，他就通過電話本找到了當時惠普的CEO休利特，在電話聊了20分鐘。

　　休利特給了他零件，也給了他一份在制造頻率計數器的工廠的差事，高中第一年暑假，喬布斯就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安裝基本原件。

　　喬布斯喜歡工作。他曾經送過報紙——下雨的時候父親會開車送他，高二的周末和暑假他在一家巨大的電子器材商店Haltek做倉庫管理員，對電子零件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他會去電子產品的跳蚤市場，為了一塊帶有值錢芯片的電路板跟人討價還價，然后把芯片賣給Haltek商店的經理。

　　蘋果公司的另一位創始人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在同一個高中，比喬布斯大5歲。他很小就對無線電和新式計算機感興趣，8年級時基于二進制理論造出了一臺計算器，12年級時做了一個電子節拍器，可以在音樂教室里打拍子，這一年他還在喜萬年（sylvania）得到了一份兼職，人生第一次有機會在計算機前工作，他自學了FORTRAN語言，研究最新的微芯片的規格，開始用最新的元器件重新設計計算機。

　　1970年秋天，在朋友介紹下，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在一個車庫相識。這次見面被認為是硅谷歷史上第二次最重要的車庫見面。上一次是休利特和帕卡德的見面，兩人共同創立了惠普。5年多后，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創立了蘋果——今天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接著把故事切到中國。

　　2012年5月16日晚上，臺灣《商業周刊》為到臺訪問的“大陸制造業首富”、美的集團創始人何享健舉辦歡迎晚宴。“臺灣制造業首富”郭臺銘出席，首次與何享健碰面。

　　郭臺銘說，“搞工廠是件苦差事。有訂單發愁，沒訂單也發愁”。但當何享健問起“中國制造業優勢能維持多久”，他立刻眉飛色舞，說中國制造業的投資環境是世界第一。“我在中國大陸有整條產業鏈，所有的塑膠粒、電阻、電容、半導體，所有東西都在這兒。”

　　“前年，奧巴馬逼喬布斯問我，把iPhone、iPad搬回美國！我說搬回來，加錢事小，一臺多個十塊美元，還能賺回來。問題是你供應鏈沒有啊！所有東西都要送過去再裝，員工又懶，連材料全都Kitting（成套搬運）過去，那我省什么？惠普主管告訴我，美國圣地亞哥一律師事務所有500個律師，每個人就是針對美國500強，一個人管一家，每天就告。打官司要花錢，只好settle（和解）。如果你是消費型產品，有品牌的，一定要買產品保險，否則哪一天就有律師說，有人家小孩怎么了，狗死掉了，是因為你的空調溫度不夠。所以美國不適合搞制造業。”

　　何享健問郭臺銘國際化的經驗。他回答，“選地點很重要，我在印度投資不小，也很多年，但是不成功，印度其實不是一個國家，是30多個‘國家’（多民族的聯邦制），巴西也是一樣，政府有心，民間無力。”

　　郭臺銘還對大陸制造業做了預見，如工資會持續上漲，年輕人不喜歡進工廠，所以必須走自動化，機械手臂代替人工，企業從制造走向技術、商貿、服務。

　　上面的故事，對我有四點啟發。

　　首先，任何創造都需要開放、靈活、自由的大環境。

　　喬布斯、沃茲尼亞克從中學起就自由地做自己喜歡的事，并通過靈活工作等方式了解電子行業和商業社會。如果學校、企業有很多條條框框，這個不許那個不行，這個要怎么規范那個要怎么監管，他們很可能就被束縛住了，缺乏創造力。

　　其次，創新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自生長的結果。

　　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最深刻動力，是讓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成長。很多發明創造，都是一些年輕人憑興趣摸出來，試出來的。今天的小苗可能是明天的參天大樹，今天的微光可能是明天的熊熊大火，誰知道呢？因此對年輕人的選擇和市場的自發有效力量，要特別包容。

　　第三，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要考慮與企業競爭力的平衡。

　　美國今天不適合搞制造業，一個重要原因是用工成本、合規成本、訴訟成本太高。提高工人收入，保障其權益，是正確方向，但如果成本增速超出效率增速，影響到市場競爭力，最終受害的是工人本身。美國的“鐵銹地帶”就是證明。

　　最后，產業升級是漸進的，但一定會發生。

　　喬布斯一代站在惠普一代的肩膀上，又趕上計算機和互聯網浪潮，為全球科技產業開拓了新邊疆。中國是后發經濟體，科技底子弱，只能從代工起步，發揮勤勞、低成本、有組織、守紀律的勞動力紅利。經過不懈努力，中國制造已走遍天下。之后，中國經濟必然也必須轉型升級，發展高技術，發展服務業。

　　講到這里，我們切入中國的就業、創業話題。

　　人的一生，說到底，就是生存與發展。要生存就要有飯碗，但飯碗遠不只是為了解決一日三餐，更是賺錢養家、學習成長、通過勞動成果的交換獲得社會認同的地方，最終是為了人盡其才，實現全面發展。

　　就業為民生之本，全世界都一樣。聯合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就有一條，“促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

　　對于在1978年時超過70%的人口都是農民的中國來說，就業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根基工程。中國過去40多年的發展，就是不斷造飯碗、造出更多更新更好的飯碗的過程。

　　到2020年底，中國一二三產業就業比例為23.6%、28.7%、47.7%。正是工業化、城鎮化和服務經濟的新飯碗，讓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創出更高的經濟價值，這就是中國GDP增長的源泉。

　　中國造飯碗，主要靠什么？靠市場。2020年末中國就業人員有7.5億多，城鎮就業有4.6億多，其中2億左右為靈活就業，包括個體經營、非全日制、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多樣的就業。

　　國家領導人說，“一個健康向上的民族，就應該鼓勵勞動、鼓勵就業、鼓勵靠自己的努力養活家庭，服務社會，貢獻國家”。中國的靈活就業者，“不找市長找市場”，自助者天助，可敬可佩！

　　郭臺銘和何享健見面是2012年，當時他已感受到大陸制造業的用工壓力，年輕人不愿像上一代那樣當工人。而國家有保證的鐵飯碗又不多。制造企業自己可以選擇自動化，機器換人，但對整個社會來說，哪里能容納每年上千萬的新增就業需求？

　　服務業！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大潮興起后的數字時代的服務業。

　　2017年3月國家統計局發文指出，2012年至2016年中國就業格局呈現出的第一大特點是，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體，2012年至2016年三產就業人數占比從36.1%升至43.5%，成為吸納就業最多的產業；第二大特點是，民營經濟成為創造新增就業崗位的主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就業創造效應持續顯現。

　　中國政府把“穩就業”放在“六穩”之首。回首過去十年，我們應該致敬數字時代的服務業發展，讓中國就業結構“從制造到服務”的歷史性大轉型悄悄完成了，基本沒有什么動蕩。當然，政府對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長期投入和對“雙創”以及靈活就業新形式的大力支持，是發生這一切的基礎和根本原因。

　　2015年10月，我從一個有事業編制的總編輯，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服務業創業者。6年多來我的工作就是調查、研究，在公眾號寫文章。我和騰訊沒有雇傭關系，是個體和平臺的合作關系，沒有公眾號就不會有我今天的工作。所以我對中國的數字經濟平臺有著深深的感激。

　　作為觀察者，我采訪過不少基于數字經濟平臺的店主、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主播。數字經濟不僅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僅此一點就值得充分肯定），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也是中國經濟向著創新驅動和美好生活方向演進的重要路徑。

　　經濟的本質是供求，經濟發展就是越來越多的新需求和新供給被不斷激發出來。我小的時候，只用一塊“矛盾牌”肥皂就完成了所有洗手、洗臉、洗頭、洗澡，現在我女兒光面部化妝品就多得讓我眼花。早不止360行，而是幾千幾萬行。

　　無數個體為生存與發展所做的各種嘗試，造就了無比復雜、多元、變化的經濟生態，而生態的演化又創造出更多需求、供給和分工。經濟就是這樣發展的，對人民生活更加多元和更加個性化的滿足就是這樣實現的。

　　你我身邊，一定經常聽到這樣的話，“真方便”“太方便了”“越來越方便了”。這就是數字經濟時代服務業發展的結果。而方便的背后，是數字科技的突飛猛進和數字經濟的不斷創新。

　　我采訪過拼多多在中國邊遠地區的店主，他們在青海、甘肅、四川大涼山，我也去過浙江農村的淘寶村，采訪過網商。我看到很多有特色、但過去人們不知曉的農村品和手工藝品，現在有了市場。他們在做天下的生意，有了一點成績，就多一分自信和微笑，家庭的氣氛也更好了；

　　我在安徽臨泉縣縣城專門調研過當地的外賣騎手和商家，僅美團的騎手就有200多人，連接的商家有1300多家，加上管理、推廣人員，形成了一個小生態。在美團這樣的平臺出現前，中國也有外賣，但是是分散的、很小規模的。而餓了么、美團通過多年努力，幫助廣大商戶實現了數字化遷移，在線提供服務，同時創造了專業化騎手這一崗位，目前在全國有數百萬人。在我看來，能幫助解決數百萬人的就業，能幫一個巨大的行業實現服務在線化，能幫助幾億消費者吃得更好，生活更好，這也是星辰大海；

　　我自己身邊，有很多數字內容的創業者，從博主到UP主，從視頻主播到帶貨達人，以及為他們提供服務的技術人員、美術人員、服務人員，他們創造了許多有價值有趣味的內容，一技之長，就有生存之道。很多人笑話自媒體膚淺，只追流量，但我很清楚，大量創作者絕不會隨波逐流；

　　我也聽到和看到許多奇妙新職業的出現，比如大眾點評和小紅書上，有密室劇本設計師、PPT美化師、寵物攝影運營師和寵物殯葬師、侍酒師、電競教練和室內沖浪教練、古風造型師、全屋收納規劃師、剝蝦師、砍椰師、餐廳育兒師、球鞋鑒定師、擼貓師、STEM創客指導師、酒店收益管理師、無人車安全員、線上餐廳裝修師，等等。

　　我最近一次去互聯網公司是上周到Soul APP，其定位是“年輕人的社交元宇宙”，我在這里看到的一個新職業是“捏臉師”，就是幫助用戶美化自己的虛擬頭像。去年6月底Soul推出“個性商城”，短短幾個月已有80位捏臉師入駐，上架了1.3萬多個原創頭像作品。虛擬頭像有三檔價格，最低價位是180Soul幣（對應30元人民幣），西安有一位寵物美容師，也是Soul上的“捏臉師”，有個月靠出售虛擬頭像獲得了4萬多元收入。我并不太懂這些新職業，但看到有才能的普通人能在一個平臺上實現過去想不到的價值，很開心。

　　有人說，年輕人沉緬于數字服務，會影響制造業就業。年輕人走出傳統流水線確實是大勢所趨，除非工廠更自動化、智慧化，是“辦公室化”的新工廠。同時我也看到，靈活用工的服務業就像蓄水池，在制造業用工旺季，付出平時的兩三倍工資的時候，不少快遞員、外賣小哥又靈活地回流過來。前不久我在濰坊的歌爾股份就聽到，雖然為客戶趕工的高峰期（如客戶趕美國“黑五”大促），要給靈活用工者很高的工資，他們有時干兩三個月頂平時差不多一年，但對企業來說也有好處，就是淡季也沒多少“閑人”。總體上，服務業的靈活就業者和制造業用工之間，有一種互補和“熨平”勞動力峰谷的作用。

　　正因為實實在在看到了數字時代服務業的作用，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指出堅持市場引領和政府引導并重、放開搞活和規范有序并舉，順勢而為、補齊短板，清理取消對靈活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強化政策服務供給。此后從國家人社部到各個地方，出臺了大量“拓渠道”“優環境”“強保障”措施，同時提出研究制定平臺就業勞動保障政策，引導互聯網平臺企業、關聯企業與勞動者協商確定勞動報酬、休息休假、職業安全保障等事項。這從長治久安的角度賦予了靈活就業和傳統雇傭就業一樣重要的地位。

　　《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顯示，2021年中國有61.14%的企業在使用靈活用工，比2020年增加5.46%。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統計指出，2020年和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均超過16%。

　　到2035年，也許中國一半的就業者（接近4億）都會是靈活就業者，U盤式就業、分時就業、斜杠職業、合作型就業普遍存在，人們從關注工作崗位轉為關注工作任務，“社會工作任務與精準的人力資本匹配”變成常態，組織型、集中型、單一型的就業模式向著自主型、分布型、多元型的就業模式遷移。與此同時，學習變成終身學習，一個人的一生，工作與學習融為一體。

　　前不久我和攜程創始人梁建章交流，他說最近在思考混合辦公（Hybrid working），這是《柯林斯詞典》2021年度熱詞。

　　2021年5月，谷歌CEO桑德爾·皮查伊給全體員工發郵件，表示谷歌將進行“混合辦公”，即辦公室工作和遠程辦公并行。“工作”不是非得在公司工位、用特定終端才能進行，移動互聯網和云計算使得隨時隨地、多終端的靈活辦公成為可能。

　　靈活就業和混合辦公，在思想上有相似性，就是越來越“去中心化”。如果說工業革命時代人固定在機械化生產線上，信息革命時代人和PC工位捆在一起，在“元宇宙”時代，人將越來越擺脫固定的物理空間的束縛。

　　和梁建章交流后，我查了不少報告，發現靈活就業已經是全球性的趨勢。

　　美國凱利服務公司（Kelly Services）發布的《零工經濟報告》（Gig Economy Report）指出，隨著員工和工作本身要求更大的靈活性來推動創新和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的概念變得越來越不固定，企業可以采用“工作匹配”（workfit）的方式來管理員工，人才供應鏈不僅包含全職員工，還包括各種零工——臨時員工（如派遣者、待命者）、獨立承包人、顧問和自由職業者（獨立合同者）。以工作時間和場所劃分，可以分為非全日制工作、臨時性工作、季節性工作、合同制工作、自雇就業和遠程工作等。

　　德勤《2018年全球人力資本趨勢調研》指出，多元勞動力生態系統正在興起，企業主導的傳統用工模式正向員工主導的開放模式遷移。勞動力生態系統被定義為“一個專注于為組織創造價值的結構，具有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性”，“這個結構包括來自組織內外的，追求個人和集體目標的實踐者”。

　　2020年秋季，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評論》和德勤對來自世界138個國家、29個行業的5118名經理和領導者進行了調查，約87%的受訪者認為，員工和外部員工（承包商、服務提供商、應用程序開發人員、眾包貢獻者、零工）都是勞動力的一部分，他們越來越多地依賴外部員工。

　　研究舉出的案例包括：

　　總部在英國的傳播集團WPP擁有超過10萬名員工，同時依賴幾十萬名自由職業者；

　　企業軟件公司Workday的高管說：“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新興的勞動力連續體，從非雇員（如臨時工和自由職業者）的工作，到包括小時工和工資工在內的員工的貢獻。”

　　美國NASA這樣的傳統模式組織也認為，未來的勞動力既包括“有人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他們將在當前崗位停留30年，也包括以項目為基礎的臨時工，他們在美國宇航局工作一個季度，可能同時還在其他多個工作崗位上工作”。

　　軟件測試公司Applause將員工隊伍視為一個社區，它自己的400名員工中沒有一個軟件測試人員，但其眾包社區——來自200個國家和地區的70萬名人員——完成了軟件的測試工作。公司CEO說，“這比專門雇傭某人做這項工作要好得多，在這里，你能知曉有關于外部員工的數據——他們參與了哪些項目，提交了哪些bug，通過這些數據你可以看到他們所帶來的價值”。

　　伴隨工作方式的變化，在全球很多地方，工作觀也在深刻變化。過去的工作觀注重KPI、機械化、流程驅動，新的工作觀注重速度、創新、協作關系。過去的工作觀注重“人崗匹配”，一勞永逸，新的工作觀注重“人工匹配”，精準完成工作任務。

　　就業者自己的偏好也在變化，一位接受調研的CEO說，“對于千禧一代來說，任期時間長短以及忠誠度都是過去的事情，如果他們不喜歡自己看到的東西，他們就會離開”。許多人認為自己是“自由職業者”而不是“忠誠員工”，新一代希望擁有自主權、目標和動力，希望有更多的項目和更多的工作機會，而不像早期的幾代人，更喜歡連續性、穩定性和向上走。

　　中國的數字經濟、服務經濟、靈活就業，是中國經濟和中國就業的一部分，而且符合全球性的趨勢。各級政府要順勢而為，補齊短板，在研究制定平臺就業勞動保障政策時，也應高度重視勞動者權益，但一定要看到，靈活就業和傳統雇傭就業存在不少區別，簡單移植傳統的勞動關系，初衷良好，可能并不適用，反而約束了很多新行業、新職業的存在與發展。

　　我經常聽到一些對靈活用工的批評，主要是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夠。這方面確實需要不斷改進，但保障性高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央國企、金融機構、高級白領和金領，這樣的崗位在整個就業大軍中的占比畢竟有限。很多零工，互聯網平臺用工，確實只有日結等勞務關系而沒有完整的勞動關系，確實只繳納了工傷保險，當終止勞務關系時也不支付經濟補償金。但我親自調研過一些騎手，他們原來是在企業工作的，繳納“四金”比較齊全，但他們寧愿選擇騎手的“靈活就業+簡單保險”，原因一是拿的現錢多一點，可以還房貸、供孩子上學；二是行動自由；三是職業人際環境相對簡單，不像在企業或商店里有些是是非非。

　　更重要地，正是在這種相對的“靈活”中，很多企業才能生存，才能為社會源源不斷提供工作項目和工作崗位，這也就意味著讓更多人獲得了發展機會。也許第一步很平凡，但有第一步，未來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新生事物長起來是不容易的，但讓它下去，太容易了。國務院辦公廳的文件說，“引導互聯網平臺企業、關聯企業與勞動者協商”，引導，協商，兩個詞非常精當和重要。

　　企業用工形態主要包括雇傭型、合作型、自由型三種。雇傭型可以理解為傳統勞動關系，企業是第一責任主體；合作型主要是勞務派遣、人力資源外包、業務外包。如美團的專送騎手就屬于合作型；自由型是包含多方主體的動態穩定的人力資本配置形態，甲方（企業）在工作節點對勞動者承擔支付報酬的責任，基于完成工作結果實行結算。如美團的眾包騎手就歸屬于自由型。

　　從《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等調研來看，中國的用工形態正從雇傭型為主導，轉向雇傭型、合作型、自由型并存發展，靈活用工所占比例正持續提升。

　　在這一進程中，傳統工廠時代的固定雇傭模式（一個蘿卜一個坑，像螺絲釘一樣擰的緊緊的）正逐步減弱，靈活就業的非傳統用工（如業務外包、人力資源外包、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務派遣、傳統零工等）大量涌現。政府需要加強監測、調研，需要加強勞動條件、最低工資標準、社保等基本勞動權利的維護，但也要注意到，新就業形態不等于“勞動者權益保護缺失”，它本身是共創共建的，雇傭、合作、自由等因素兼有，勞動治理的優化必須加強，但不等于回到傳統模式。

　　我最后的結論是：

　　1、無論是從解決社會就業的角度，從促進經濟發展和個人全面發展的角度，以及從傳統雇傭制度自身演化的趨勢看，靈活就業都是一種必然，充滿活力；

　　2、靈活就業是中國經濟從制造到服務、從工業經濟到數字經濟轉型發展的伴生現象。從騎手、網約車司機、電商人，以及大量和數字經濟平臺聯系在一起的靈活就業者，他們更加自由，更加自主，也獲得了更多收入，是繼中國制造之后的新就業力量。幸福生活都是奮斗出來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勞智慧來創造，他們正是這樣的奮斗者，不當讓政府發愁的包袱，而做服務社會的動力。在這個過程中，全社會的人力資源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配置和利用。

　　3、在我們面對2億靈活就業者必然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時，千萬不要回到傳統固定思維，而要順勢而為，補齊短板。政府倡導民眾靈活就業，也要幫助企業更好地實現靈活用工，這兩者是辯證統一的。

　　中國離不開靈活就業，中國需要更好的靈活就業。讓我們共同關心、善待和幫助中國數字時代的2億“合伙人”——靈活就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