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 徐婕

　　伴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綠色技術突破性進展為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增長模式，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創造了更多可能。隨著全球“綠色高效”的時代主題拉開序幕，綠色能源轉型越成功，對中國未來繁榮穩定將越有利，中國綠色能源轉型恰逢其時。

　　受到疫情影響，全球經歷了能源價格大幅上漲，2021年前三季度能源價格指數上漲近70%。站在能源價格高位震蕩的重要節點，浙江工商大學陳宇峰教授新近出版的《能源沖擊與經濟傳遞：理論及中國經驗》對于從學術視角審時度勢而言，可謂恰逢其時。

　　一是逢當前能源短缺之時。疫情反復使得產能缺口始終無法全面恢復，全球經濟有序恢復與極端氣候頻發加劇能源需求，供給側沖擊與需求側刺激彼此共振，激化了全球能源供需缺口。

　　二是逢未來能源波動之時。隨著極端氣候變化或將長期伴隨人類發展，地緣政治震蕩對能源安全的影響從未消弭，綠色能源轉型進程不斷推進，全球能源市場在未來或將迎來更大的波動性與不確定性。

　　三是逢綠色能源轉型之時。新時代的能源革命正在悄然發生，全球可再生能源不斷發展，根據《2021年可再生能源容量統計》，2020年所有新增電力中80%以上是可再生能源，太陽能和風能占新增可再生能源的91%，綠色產業穩步推進，環保政策陸續出臺，綠色能源轉型勢不可擋。

　　生態興則文明興。傳統工業時代以化石能源為支柱，形成了高能源消耗與高環境損耗的生產模式，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慘遭破壞，環境危機越發嚴重。面對日益頻發的極端氣候和自然災害，粗獷型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綠色轉型的發展理念漸漸深入人心，消費偏好也隨之發生變化，綠色可持續市場空間廣闊。

　　與此同時，伴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綠色技術突破性進展為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增長模式，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創造了更多可能。隨著全球“綠色高效”的時代主題拉開序幕，綠色能源轉型越成功，對中國未來繁榮穩定將越有利，中國綠色能源轉型恰逢其時。

　　一是逢天時：制度體系不斷完善。

　　綠色能源轉型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需要政府理念引導與法律制度保障。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展現出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國擔當。

　　“十四五”時期，我國綠色轉型建設進入了以“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為重點戰略方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關鍵時期。以推動綠色發展為目標，配套產業政策相繼出臺，能源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國家到地方各層級“十四五”能源規劃銜接有序推進，將綠色能源轉型的目標拆解壓實到各級各地的減排目標，充分發揮政府的引領作用，從政策制定與制度發展上積極帶動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正如陳宇峰新著中所論述的，我國良好的宏觀政策、完善的制度體系提升了國內宏觀經濟韌性，增強了應對國際油價變動的沖擊能力，削弱了國際油價波動在宏觀尺度的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在綠色能源轉型過程中會引致巨大的投融資需求，據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估算，到2060年期間，每年會有GDP的1.5%至2%的投資被應用在綠色能源科技創新與技術轉型。我國金融政策層面也積極鼓勵金融參與者，將綠色能源轉型納入主流經濟活動決策中，通過引導金融資本優先支持綠色發展創新，進一步完善價值實現機制，創造綠色能源轉型的投資價值，從而形成資本逐利與生態保護間的正向循環機制。

　　二是逢地利：科技創新迅速推進。

　　科技創新是綠色能源轉型最重要的驅動力，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對中國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中國在新能源、電動車等體現綠色能源經濟的領域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為中國推動全球綠色能源轉型提供巨大機遇。隨著綠色科技創新不斷推進，一方面，為推動綠色能源轉型提供充分的技術支撐，產業布局將更加科學，陳宇峰新著中以高增長、高能耗、低自給率的浙江省為例，發現當產業結構由高能耗的第二產業向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傾斜時，能源對于區域經濟的沖擊效應得到根本緩解，并求解出了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八個具有調控潛力的行業部門，為產業布局轉型升級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最優路徑。

　　另一方面，產業鏈發展也將不單單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能源的過程，而是基于科技進步，對縱向生產體系與橫向要素結構進行優化，重構能源與其他生產要素間的關系，一如陳宇峰新著從產出效應與替代效應的角度，揭開了能源與勞動力要素之間的非線性替代關系。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可以通過積攢的歷史經驗與先進的數據分析方法，更好地研判能源創新需求。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科技創新范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加深，將有更多創新技術與理念涌現出來，為綠色能源轉型帶來更多選擇。

　　三是逢人和：綠色理念不斷深化。

　　隨著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人們對于綠色發展的要求也不斷提高，綠色理念漸漸深入人心，全面刷新了人們的價值取向、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在身體力行中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課題組的一項調查顯示，55%的受調查人認為，環境和發展可以做到相互促進，保護環境會帶來新的機遇；只有不到4%的人愿意選擇以環境明顯惡化為代價，得到收入的明顯提高；同時，人們的消費行為也發生了深刻的改變，例如，當產品品質相同時，有90%的人會選擇環境友好企業的產品。

　　陳宇峰新著中能源沖擊與中國汽車消費需求量之間的動態非線性關聯恰好與之呼應，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理論框架中國際油價變動與汽車消費需求量之間的對稱互補性關系。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融入生產生活之中，經濟發展與生態改善之間實現了良性互動，綠色轉型再也不是“拖累”增長的絆腳石，而是經濟發展的新抓手。

　　從告別散煤取暖，到新能源公交，再到生活垃圾分類，綠色生活成為現代新風尚。作為世界的一分子，中國樹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指引下，敘述著新的綠色增長故事，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如今，世界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變化中的世界正向可持續方向發展。而此刻，我們恰好站在了能源沖擊與綠色能源轉型的時代交匯點，有幸直面這一重塑中國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巨大機遇與挑戰。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徐婕系工銀國際宏觀分析師）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