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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澤平:2022年宏觀展望

2021年12月22日00:41    作者:任澤平  

  意見領袖 | 任澤平團隊

  特別鳴謝:華炎雪、曹志楠、白學松對本文數據整理有貢獻

  代表性觀點:

  2014年:新5%比舊8%好,5000點不是夢,改革牛

  2015年:海拔已高風大慢走,經濟L型,一線房價翻一倍

  2017年:新周期

  2019年:否極泰來,未來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

  2020年:新基建,放開三孩

  2021年:通脹預期,流動性拐點

  我們在2014年提出“新5%比舊8%好”,2015年提出“經濟L型”,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否極泰來”,2020年倡導“新基建”,觀點一脈相承。

  中國經濟正處于“新周期的黎明”,新舊世界正處于轉型交替的陣痛和重生之中,新未來、新世界正在開啟。新周期將經歷四個階段:看不見、看不起、看不懂、來不及。

  2008-2014年中國經濟長期下行,在此期間主要依靠貨幣放水的需求側刺激手段,進而引發了過剩產能堆積、房地產價格暴漲、宏觀杠桿率飆升、影子銀行膨脹、巨額龐氏債務懸空等經濟金融風險,國民經濟嚴重失衡并有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國內外唱空中國經濟的聲音劇增。

  對于這種超長期的大幅經濟下滑,經濟學界在認識層面展開了大論戰,主要圍繞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原因,以及能否依靠需求刺激重回高增長。

  2010年,作者原來所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團隊在進行跨國比較研究時提出了“增長階段轉換”的重大判斷,并與“劉易斯拐點”“增長方式轉變”“新供給經濟學”等觀點一起,倡導從供給側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作者在2014年下海提出“新5%比舊8%好”:未來通過改革構筑的5%的舊增長平臺,比過去靠刺激勉強維持的8%的舊增長平臺要好。“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铘,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

  發展經濟學告訴了我們如何起飛,并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平穩降落和向高收入國家轉型。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失敗,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這些地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增長的動力和希望。只有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等少數幾個成功追趕轉型的案例可資借鑒(參考作者翻譯的《從奇跡到成熟:韓國轉型經驗》,艾肯格林等著),中國經濟轉型進入了無人區,需要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與突破。

  從學術討論到社會共識再到公共政策轉型,終于在2015年底中央開始戰略性轉向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隨后2016-2018年進行了大規模傳統行業過剩產能出清和金融去杠桿。繼而中央又圍繞供給側部署了“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注冊制改革”“新基建”“雙碳”“雙循環”“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共同富裕”等重大戰略。

  在歷史的三峽,經濟轉型的關鍵期,確實方方面面經歷了巨大的陣痛,而且在政策的執行上部分地出現了“一刀切”“運動式”等簡單粗暴的手段,在此期間也出現過一些悲觀論調,但“模糊的正確勝過精確的錯誤”

  由于把握住了供給結構性改革的正確方向,中國經濟終于在關鍵時期扼住了命運的喉嚨。隨著以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經濟新基建的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新周期、新未來露出黎明的曙光!2021年中國GDP同比增長8%左右,總量超過110萬億元,占全球經濟比重超過1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預計超過1.2萬美元,接近世界銀行所設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高技術制造業占比大幅上升。繼“康乾盛世”之后,時隔兩百年有望重回世界之巔,全球從大分流到大合流。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歷史超過千年,復興而非崛起。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未來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比如中美貿易摩擦及戰略遏制、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房地產能否軟著陸、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依靠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等等。內圣外王,中國需要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這一點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悲觀者正確,樂觀者前行。星光不負趕路人,江河眷顧奮楫者。

  一、中國經濟:政策底,新一輪穩增長啟動,貨幣財政政策對經濟和市場將逐步友好

  中國經濟的短周期大致3-4年一輪,庫存周期、豬周期、貨幣政策松緊周期和房地產短周期基本維持這個時間跨度。周期背后是人性輪回,時代和技術變遷,但人性像山岳一樣古老。

  經濟有自身運行的周期規律,2020年二季度復蘇,下半年貨幣政策正常化,2021年上半年經濟周期轉入過熱和滯脹,金融信用政策在房地產、基建等領域收緊,“廣義流動性拐點”出現(參考我們2021年1月報告《站在廣義流動性的周期性拐點上》)。2020年中是政策頂,2021年一季度是經濟頂。“廣義流動性拐點”隨后引發了房地產銷售投資和基建的下滑,并波及其他行業。2020年5月經濟持續下降,8月以來出現加速下行態勢,主要是房地產銷售投資大降、基建投資低迷、金融信用政策收緊、就業低迷制約消費、上游成本大漲對下游擠壓等,再疊加疫情反復、限產限電等擾動。

  房地產是周期之母,十次危機九次地產,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21年下半年經濟最大的下行壓力來自傳統的房地產鏈條,三道紅線、貸款集中度管理、嚴查經營貸等金融政策集中出臺,導致5月份以來房地產銷售大降,部分房企現金流斷裂,大部分房企集中“躺平”不拿地,土地大面積流拍,進而拖累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上下游建筑建材家電等。11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同比分別為-14.0%和-16.3%,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同比-7.0%,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4.3%,土地購置面積和土地成交價款同比分別為-12.5%和-24.2%。

  三駕馬車中,消費熄火,投資驟降,出口高增,內生動力不足。2021年1-11月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不含水電燃氣)同比增長0.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負增長。1-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長4.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接近零增長,主因中小企業大面積注銷、就業低迷。1-11月出口增長21.8%,主因美歐需求復蘇、中國出口替代效應、強大的產業鏈能力、大宗商品價格大漲等。未來,隨著產能替代效應消退、外需見頂、價格水平回落,出口增速存在均值回歸壓力。

  2021年4季度經濟周期從滯脹轉入衰退,“政策底”出現,新一輪穩增長啟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清晰信號,面對三重壓力,穩字當頭,新一輪穩增長來了,貨幣轉向寬松,財政政策轉向積極,支持新基建、新能源、科技創新,促進房地產良性循環和軟著陸。

  2021年4季度是“政策底”,政策對經濟和市場將逐步友好,12月6日全面降準之后還會降準降息。貨幣政策將經歷四部曲,不急轉彎-慢轉彎-轉彎-轟油門。2022年是從衰退轉向復蘇的關鍵時點,初步預計上半年延續衰退,下半年有望觸底復蘇,主要帶動力量來自政府專項債前置拉動基建尤其新基建投資回升、貨幣政策轉向寬松拉動房地產軟著陸尤其國有房企率先受益、新能源數字經濟新動能逆勢高速增長、出口仍有一定韌性等。

  未來需要警惕房地產硬著陸引發金融危機、海外疫情反復、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聯儲縮債加息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政策執行一刀切能否糾偏等風險。中國經濟處在增速換擋期和結構轉型陣痛期,經濟平衡整體比較脆弱,需要一定經濟增速和時間來化解風險。

  2022年五大關鍵詞是,雙周期、穩增長、新基建、軟著陸、提估值。世界經濟的關鍵詞是中美雙周期,中國宏觀政策的關鍵詞是穩增長,新經濟的核心是新基建,老經濟的核心是房地產軟著陸,資本市場的主要機會是“提估值、穩增長和新基建”。股市是貨幣的晴雨表,貨幣寬松降低資金成本和利率,提升股市估值,受益于貨幣寬松提估值、穩增長政策和新基建爆發的行業板塊將跑贏大市。

  當前要特別注意就業壓力和中小企業經營困難。2022年高校畢業生將達到1076萬人。我們跟天眼查合作研究了《中國中小微企業經營現狀》,2017年以來小微企業注冊注銷比持續下滑,2020年降至1.41注冊注銷比降至歷史低點,注銷激增,超一成小微企業消失。宏觀上是數據,微觀上是多少家庭的悲觀離合。

  二、新未來,站在新周期的黎明:看不見、看不起、看不懂、來不及

  近年,以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為代表的新經濟新基建快速崛起,而以房地產、老基建等為代表的傳統行業面臨轉型陣痛,微觀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做宏觀研究不能視而不見,中國經濟分析框架和邏輯正在被重新改寫。

  我們可能正站在新周期的黎明,新未來、新世界正在開啟,新5%比舊8%好。

  前幾年在市場流行“洗洗睡”“離場論”的悲觀論調時,作者在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否極泰來”,2020年倡導“新基建”。

  作者在2017年提出“中國可能在新周期的底部和起點”,根據對增速換擋期國際經驗研究以及結合中國實際(參考專著《宏觀經濟結構研究》《從奇跡到成熟:韓國轉型經驗》《新周期: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實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邏輯和發現:

  1)我們正步入新時代、新周期,政策從“政令不出中南海”到“政令暢通”,社會主要矛盾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工作重心從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到追求高質量發展,產能從過剩到出清,房地產開始建立長效機制。

  2)做宏觀經濟分析也要分析國運周期,中國的國運還是處在上升周期。如果你做正確的事,運氣就在你這邊。未來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

  3)從2010年尤其是2012年以后,中國基本經濟單邊下滑。2017年初,經過長達6年市場自發的出清,中國可能處在新一輪周期的底部和起點,所以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戰略性樂觀的。

  4)新周期不是需求U型復蘇,而是經濟L型下的供給出清,必須重視供給側。新周期的核心是從產能過剩到供給出清、剩者為王、行業集中度提升,行業龍頭資產負債表持續修復,新5%比舊8%好。

  5)新周期必將經歷四個階段:看不見、看不起、看不懂、來不及!

  6)關于“新周期”的論戰注定是史詩級的教科書式的,其意義堪比2014年的“5000點不是夢”、2015年的“一線房價翻一倍”。

  經濟正經歷20年來最大的經濟結構巨變,在新老經濟呈現出冰火兩重天,整個中國經濟正在孕育著陣痛和重生。現在的新能源新基建就像20年前的房地產和重化工業。

  回想房地產業在98年商品房改之后,趕上1962-1976年嬰兒潮進入置業年齡,2001年加入WTO,時來天地皆同力,一路高歌猛進,梟雄崛起,攻城略地,昭告天下。近來房住不炒、人口老齡化少子化、金融收緊等,英雄遲暮,美人夕顏。如今是新能源、新基建、綠色經濟、數字經濟、元宇宙的天下,英雄輩出,風華絕代,引來投資者萬眾追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傾力支持,“金麟豈是池中物,一遇風云便化龍”,被寄予高質量發展的厚望。我們每個人每個企業最終都是大時代的產物,道法自然,以無事取天下。

  2021年1-11月制造業投資累計同比13.7%,新能源、新能源車、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基建快速增長。1-11月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22.2%,快于固定資產投資17.0個百分點。2020年高技術制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升至為15.1%,未來有很大發展空間。11月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產量分別增長27.9%和112%。利用外資快速增長,質量不斷提升,1-10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9431.5億元,同比增長17.8%。

  三、物價:通脹大挪移,貨幣政策溫和寬松,全球大滯脹

  2021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價格猛烈的上漲,是供求缺口、貨幣超發、限電限產、運動式減碳等疊加的結果。在美聯儲縮減購債規模、海外央行流動性收緊、需求回落等綜合影響下,未來中美PPI大概率溫和回落。10月底保供穩價政策密集落地,煤炭產量和市場供應量持續增加,集中限產限電和生產供應緊張情況有所緩解。

  2022年將出現通脹大挪移,從工業品通脹到消費品和結構性資產價格通脹,與貨幣寬松、穩增長、豬周期、上游傳導有關。在通脹大挪移、高質量發展等約束下,2022年新一輪穩增長和貨幣寬松整體應該是溫和的,不是大水漫灌式的。

  2021年四季度以來,豬周期進入筑底階段,2022年中期或進入豬周期上行階段、對通脹產生壓力。一輪完整的豬周期往往歷時3-4年,這是由“能繁母豬生長-繁育和仔豬的育肥-上市”周期決定。本輪豬周期是從2018年年中開始進入上行階段;2019年四季度價格到達高點;2020年價格維持相對高位震蕩;2021年初開始價格開啟下行。當前階段,生豬及能繁母豬存欄絕對水平已達到歷史高位附近,壓欄壓力增大。豬糧比維持相對低位,侵蝕養殖利潤,對后續產能擴張形成壓制。邊際上生豬存欄變化率環比接近零,能繁母豬存欄變化率環比轉負,顯示養殖戶和養殖企業擴產動能有所減弱。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存欄拐點或會出現,高位存欄對豬價壓制作用或有緩解。

  放在一個包含工業品、消費品、資產價格等的更廣義的通脹視角下,我們正面臨全球性大滯,背后是貨幣超發,滯是對貨幣超發的懲罰,美歐主要三種手段:零利率或負利率、QE、直升機撒錢。2020年3月美聯儲開啟無限量式的量化寬松政策,以達到穩定金融市場流動性和經濟的目的。結果是大類資產價格大漲,從2020年3月至2021年底,標普500和納斯達克指數漲幅分別高達到116%、144%。數據顯示,2021年韓國全國房價平均上漲19.08%,創下14年來最大平均漲幅。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平均房價同比上漲了9.6%,其中,以名義漲幅為基準,澳洲、美國、斯洛伐克的房價漲幅也均達到了18.9%、18.7%、18.4%,新西蘭房價漲幅為21.9%,土耳其房價漲幅更是高達35.5%,位居全球第一。在空前的貨幣超發推動下,全球通脹和資產泡沫的非理性繁榮達到空前水平,也反映了各國公共政策的困境和陷阱。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貨幣超發導致貧富大幅拉大,進而導致民粹主義回潮,包括逆全球化、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國內部分輿論事件等。

  面對經濟低迷和結構轉型陣痛,美歐選擇超發貨幣甚至走向MMT,中國選擇供給側結構改革和高質量發展,時間會給出最終答案。

  四、新基建:迎接新能源和數字經濟革命

  2020年初提出“新基建”,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成為最大的投資機會。

  “新基建”是有時代烙印的,如果說20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橋梁的話,那么,支撐未來20年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

  1)科技新基建,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新一代信息技術、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元宇宙、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

  2) 民生新基建,包括教育、醫療、社保、戶籍等;

  3)制度新基建,包括發展資本市場、減稅降費、擴大對外開放、保護知識產權等。

  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為智能經濟的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底層支撐。5G與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度融合,將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核心能力。

  迎接新能源革命。人類歷史上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能源革命,動力裝置是蒸汽機,能源是煤炭,交通工具是火車;第二次能源革命,動力裝置是內燃機,能源是石油和天然氣,能源載體是汽油和柴油,交通工具是汽車;現在正處于第三次能源革命,動力裝置是電池,能源是可再生能源,能源載體有電和氫,交通工具是電動汽車。第一次能源革命,英國超過荷蘭。第二次能源革命,美國超過英國。第三次能源革命中國有望換道超車。

  新能源產業的整體趨勢:從起初的高碳一步步走向低碳,最終達到無碳。2020年9月22日,我國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出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新能源產業主要包括四大板塊:1.新能源車 ,2. 光伏和風電, 3.儲能產業, 4. 電力設備(新基建充電樁等)。

  近年來,我國新能源汽車快速增長,2021年滲透率超過10%,迎來S型曲線的快速爆發期。新能源乘用車產銷量累計超過750萬,自2015年以來連續6年排名世界第一。2020年新能源產銷分別為136.6萬輛和136.7萬輛,同比分別增長7.5%和10.9%。2021年以來更是連續創歷史新高,中汽協統計,截至2021年11月,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302.3萬輛和 299萬輛,同比均增長1.7倍。11月新能源汽車滲透率17.8%,全年滲透率有望達13%。2022年新能源銷量有望達500萬輛,全國乘用車每年銷售2500萬輛。滲透率從0-10%可能需要10年,從10%到50%可能只需要幾年,這是技術進步、用戶消費習慣、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等共同作用的結果。

  新能源汽車制造帶動相關萬億級產業鏈,與數字經濟一起,是未來能夠接棒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新發動機的天選之子。產業鏈上游主要是鋰礦資源、制造動力電池所需的電解液、正極材料、負極材料和隔膜。中游主要是“三電”技術,電池、電機和電控。下游是汽車組裝制造的整車廠,以及與電動車相配合的電池充電樁。

  隨著新能源車技術的不斷發展,“以軟件定義汽車”的概念不斷深入人心,人們最終追求的是既環保又有極致駕駛體驗的“新四化”汽車,即電動化,網聯化,智能化,共享化。智能座艙、車聯網、自動駕駛等技術快速發展,換電站、電池回收等下游新興產業快速變革。

  中國新能源汽車布局超前,有望抓住第三次能源革命的重大機遇,這對于能源安全、綠色低碳發展、搶占全球科技制高點具有戰略意義,也展現了中國舉國體制與市場經濟活力的良好結合。從全球角度來看,本土動力電池廠商已處于全球第一陣營,中日韓三足鼎立。寧德時代的動力電池裝機量更是連續第四年蟬聯全球第一。新能源車型銷售掀起國貨時代,蔚來、小鵬、理想等中國新勢力車企崛起,比亞迪、長城、吉利等快速增長。

  五、重大挑戰與應對

  1、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我們最好的應對是改革開放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

  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初期,我們鮮明地提出三大判斷:“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難題等。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本身,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脹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設高水平高質量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貿易戰本質上是改革戰。(參考專著《全球貿易摩擦與大國興衰》)

  2、推動房地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軟著陸

  房地產仍是當前第一大支柱行業,地方財政主要來源,居民財富的主要配置,對經濟、金融、就業等影響重大。十次危機九次地產,要軟著陸,避免硬著陸,硬著陸根本受不了。2020年,房地產及其產業鏈占我國GDP的17%;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投的27.3%,完全拉動的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1.5%;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土地出讓收入和房地產專項稅合計占地方財政收入的37.6%;住房市值占股債房市值的66.6%。

  如何既能實現房地產去金融化泡沫化、改變房價只漲不跌投機永遠贏的目標,又能實現軟著陸、避免硬著陸、防止升級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們建議,在適當調整過緊政策的同時,關鍵在于構建長效機制,即城市群戰略、人地掛鉤、金融穩定和房產稅,改變過去重抑制需求輕增加供給、重行政手段輕市場手段的做法,采取房地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給,金融是杠桿。隨著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和區域中心城市流入,通過“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實現供求平衡,房價是供求的結果,進而實現房地產長期平穩健康發展。(參考專著《房地產周期》《全球房地產》)

  3、應對老齡化少子化,建立“鼓勵生育基金”

  中國面臨世界最嚴重的“低生育率陷阱”,目前已有地方政策,力度太小,效果有限。原因無非是地方政府沒錢、個人沒精力也沒錢、教育醫療住房成本高等,只有大力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才能跳出“低生育率陷阱”。根據發達國家經驗,鼓勵生育資金大部分來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額外補貼,設立專門機構建立鼓勵生育體系。大多數的研究發現,定期的現金補貼對于生育的影響有正向作用。

  因此,我們建議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當前最重要的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設立“鼓勵生育基金”,設計可以參考棚戶區改造工程和央行碳減排支持工具,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沒錢、企業和個人負擔過重的問題,支持生育家庭現金補貼、個稅抵扣、企業所得稅減免、購房租房補貼、建設托兒所等,這在OECD國家行之有效、能夠改善生育率。“鼓勵生育基金”短期有助于擴大內需,長期有助于提升經濟社會活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4、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階層流動

  過去幾十年全球重視增長和效率、忽視分配和公平,全球貧富差距拉大,導致社會撕裂,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占領華爾街運動等。新冠疫情后經濟K型增長,全球過度依賴貨幣放水,窮人通縮、富人通脹。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引起全球重視。

  國內現狀來看,中國收入和財富差距拉大,而且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有待完善。收入差距方面,中國基尼系數和高低收入比處于較高水平,但近年來由于精準扶貧等原因有所縮小。中國收入基尼系數從2008年的峰值0.491見頂回落,近年來維持在0.46-0.47區間。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為10.64,在較高水平區間運行。財富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顯著,中國財富基尼系數從2000年的0.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隨后有所緩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沖擊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占總財富的比例升至30.6%。

  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有全球共性原因,比如,流動性泛濫和勞動報酬份額降低等;也有自身發展階段和制度的原因,比如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擇問題,三次分配調節機制不完善等。既要肯定過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歷史進步性,也要客觀承認現階段所存在的問題。

  近年中國高度重視收入分配,精準扶貧被列為三大攻堅戰,將共同富裕納入十四五規劃。我們建議:第一,初次分配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注重保護勞動所得,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資、工資支付保障、工資合理增長機制。第二,完善再分配制度,提低擴中。繼續完善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加大政府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兜底社會公平底線;對房產的保有環節征收房地產稅,對資產的代際傳承環節征收遺產稅。第三,鼓勵三次分配,完善配套制度。完善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完善慈善基金會和慈善信托的監管制度,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普及慈善意識,提高個人慈善捐贈積極性。第四,促進就業、創業、教育、投資等不同方面的機會均等,使不同收入層級的居民均能有實現階層流動的機會。解決外來勞動力落戶、子女教育、子女醫療等問題;幫扶困難群體創業和提供創業孵化的扶持;平衡區域間、城鄉間教育資源,降低房產與優質教育資源的捆綁關系。

  5、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建立高質量發展機制

  當前地方惰政、企業成本上升、中小企業融資難貴等問題突出,當務之急是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一是建立高質量發展考核激勵地方政府,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提高質量和效率、減少行政干預;二是帶動企業家積極性,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改善中小創新型企業融資。健全和完善市場機制,支持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事業都是人干的,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場化改革、全球化開放、地方區域競爭和民營經濟活力迸發,現在要給地方官員新的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這都涉及重大理論創新突破。

  6、確立新的長期立國戰略,新戰略

  中國當前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新的立國戰略(“新戰略”),即在看清未來幾十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趨勢的基礎上,爭取一種對我長遠有利的策略,類似1978年后中國的韜光養晦,二戰前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義。當前中國正處于戰略迷茫期和轉型期,“新戰略”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的關鍵。

  從戰略的層面,當前亟需研究:1) 歷史上大國興衰的一般規律,新興大國崛起對世界政經格局的影響;2) 中國成為新興經濟大國尤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進一步崛起可能面臨的機遇與挑戰;3) 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綜合性大國的新戰略選擇及其前景,如何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承擔相應的全球責任。

  中國最大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韜晦孤立、競爭對抗還是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需要卓越偉大的領導人、凝聚人心的夢想愿景、高超的戰略智慧、縱橫捭闔的外交布局、堅決靈活的執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本文作者介紹: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王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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