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任澤平團隊

　　特別鳴謝：白學松、劉煜鑫

　　復旦大學張弛、中央財經大學劉淑冰、復旦大學蘇元農對數據整理有貢獻

　　導讀

　　改革開放推動深圳騰飛，從1979年GDP僅為香港1/172的小漁村到2018年超過香港成為活力四射的一線城市，過去40年快速成長為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城市。2020年深圳GDP居全國第三，財政收入居全國第三，出口總額連續28年居內地大中城市首位；境內A股上市企業285家，居全國第二；獨角獸企業20家，居全國第四。

　　我們研究發現，深圳是典型的有為服務型“小政府”+充分競爭市場的有效融合模式，成功關鍵是毗鄰香港區位優勢+外向型經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敢為天下先”+優越營商環境，政府敏銳洞察市場變化，適時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并“唯才是舉”、“筑巢引鳳”。一個小漁村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是市場經濟的勝利！改革開放的勝利！

　　1）中央政府卓越頂層設計，思想綱領上確定特區存在正確性；被設為改革開放窗口，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口岸的巨大優勢；給予特區各項優待。

　　2）毗鄰香港獨特地緣優勢，從“前店后廠”“三來一補”起家，建立起先進、便利、多元化的區域聯系通道。深圳探索“珠江模式”，逐步融入全球產業體系。

　　3）“小政府+大市場”，塑造“服務型政府”培育優越營商環境，建設“發展型政府”推動城市產業轉型升級。2010-2020年，深圳商事主體數量由68.3萬增長到359萬戶，年均增長達42.6%，高于全國的19.2%。

　　4）秉持“敢為天下先”的價值觀念，已在各領域創造數十個“全國第一”。致力于打造四大支柱產業（高新技術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文化創意業）。

　　5）“唯才是舉”，適時調整人才引進目標和策略。“筑巢引鳳”，設立人才安居集團，解決人才住房問題。

　　風險提示：官方數據統計存在偏差。

　　目錄

　　1深圳模式：改革開放助推小漁村蛻變為創新創業大都市

　　2深圳為什么這么強？

　　2.1中央政府卓越的頂層設計，被設定為改革開放窗口

　　2.2毗鄰香港獨特地緣優勢，探索“珠江模式”，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2.3借鑒香港經驗推行“小政府、大社會”，塑造“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

　　2.4政府鼓勵市場探索，城市秉承“敢為天下先”，長期致力于打造四大支柱產業

　　2.5“唯才是舉”適時有效調整人才政策，“筑巢引鳳”持續優化人才環境

　　正文

　　1    深圳模式：改革開放助推小漁村蛻變為創新創業大都市

　　歷史上深圳幾經變遷，從“番舶往來，皆出于此”的絲路港口”到“南國小漁村”。深圳有近1700年歷史，地處珠江口東岸，東臨大亞灣，西瀕珠江口，南部深圳河與香港相連，坐擁南海和太平洋遼闊海域，適宜興建深水港，海運發達。西漢時官辦鹽鐵，設番禺鹽官，深圳（此時屬于南海郡番禺縣）經濟初步發展，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唐宋時期，深圳（新安縣）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成為嶺南沿海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明清海上絲綢之路達到極盛，作為閉關鎖國下通商口岸之一，往來船舶在此停靠，帶回鶴頂、玳瑁等香料珍寶。1949-1978年，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工業基礎薄弱。

　　1979—1992年：深圳特區初創，與香港形成“前店后廠”模式，以“深圳加工”，締造這13年GDP年均復合增長近50%的奇跡，創造“深圳速度”。1980年5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設立深圳經濟特區。20世紀70年代末，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大量向外轉移，深圳經濟特區依托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以及經濟特區的政策、稅收等方面優勢，承接香港的加工裝配訂單，與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廠”的模式，即深圳加工、港澳銷售，形成了區域分工協作、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格局。改革開放之初的深圳擁有土地、勞動力廉價的巨大優勢，并享有所得稅減免、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吸引大量“三來一補”企業前來設廠，快速形成產業集聚，開啟工業化時代。同時，深圳在價格、土地、住房和基建制度上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為人才和外資流入創造了極具吸引力的發展環境，外商直接投資從1982年的0.58億美元一躍增長到1992年的4.49億美元，深圳GDP從1979年的1.96億元飛速增長到1992年的317.32億元，年均復合增速47.9%，遠高于同期全國15.7%和全省20.8%的平均水平，創造了“深圳速度”。（“三來一補”是改革開放之初創新的加工貿易形式，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外商負責設備、原材料、來樣和銷售，中國企業提供廠房、土地和勞動力并以返銷的方式償還外商技術、設備等款項。）

　　1993—2003年：從代工到技術改造，推動“深圳加工”向“深圳制造”轉型升級，以電子信息制造業作為產業發展主戰場，推動“第二次創業”，這10年深圳二產產值年均復合增長超20%，遠超全國（14.3%）和廣東（16.1%）。自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深圳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積極嘗試優化產業機構，增強創新優勢。然而傳統的“三來一補”企業結構顯現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尤其是不少“三來一補”企業的中方股東直接將經營權放手交到外方股東手中，導致企業缺乏創建自主品牌和“國產化”的動力。為了構建自身優勢，深圳及時調整方向，頂住“三來一補”企業轉移和稅費下降的壓力，力促企業結構轉型升級，實行“貼牌生產”，使得工業生產從引進到轉移，從代工到技術改造，推動“深圳加工”向“深圳制造”轉型升級。上世紀90年代，電子信息產業轉移進入“第三階段”，大量產業從“亞洲四小龍”轉出。深圳再次先于內地捕捉到高新技術革命推動國際產業轉移帶來的巨大機遇，面對國際電子信息技術產業的興起，將高附加值和低資源消耗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作為產業發展主戰場，從而進入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推動“第二次創業”。據深圳統計局統計，深圳第二產業產值從1993年的242億元增至2003年的1817億元，年均復合增速22.3%，遠超全國（14.3%）和廣東（16.1%）。

　　2004—2012年：面臨四大“難以為繼”問題，謀篇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深圳制造”建設“效益深圳”。加工制造業的高速發展給深圳打下了雄厚的工業基礎，但經濟快速發展中形成或遺留下來的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2004年，深圳總結出四個“難以為繼”問題，即土地空間難以為繼；能源、水資源難以為繼；勞動力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難以為繼。在資源約束下，深圳提出了從“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轉變的重大戰略決策，謀篇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始從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實現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這8年間，在“深圳制造”邁向“深圳創造”進程中，深圳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數字電視、通訊設備制造、平板顯示、生物醫藥、醫療器械、軟件產業集群六個發育形態較成熟的高新技術產業群，并在全國率先出臺生物、新能源、互聯網三大新興產業的振興發展規劃和政策。截至2012年，深圳民營科技高新技術企業累計達2583家，占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的70%以上，培養了華為、比亞迪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深圳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的研發投入，2012年深圳研究與開發投入占GDP比重達3.8%，高于美國的2.8%、日本的3.3%和韓國的3.7%，約是全國平均的2倍。這使深圳工業結構躍上了新臺階，走上了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的轉型。

　　2013年至今：進入創新驅動發展的新階段，從加強供給側改革、堅持企業主體、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方面入手，以創新力量帶動城市發展，以“深圳創新”打造“深圳質量”。十八大以來，深圳發展進入全面創新、全面發展的新常態。2014年，深圳獲批首個以城市為基本單元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全面打造創新型城市。深圳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發展主線，積極推動“創新、創業、創投、創客”聯動，以全面創新，打造“深圳質量”，據深圳統計局統計，2020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經費1364億元，占GDP比重達4.93%，居全國前列，2020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2.02萬件，占全國申請總量的29.4%，占廣東全省總量的71.9%，連續17年排名全國大中城市首位。2016年以來，深圳一是加強供給側改革，出臺促進科技創新、人才優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組合拳”保持和擴大科技創新優勢；二是支持企業主體、高端引領，截至2020年，深圳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超過1.8萬家，培育了華為、大疆、騰訊等一批世界級創新型企業；三是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率先建設體現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成為全國典范，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領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2020年10月《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深圳率先完善各方面制度，構建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

　　2    深圳為什么這么強？

　　我們研究發現，深圳是典型的有為“小政府”+充分競爭市場的有效融合模式，成功的關鍵是“毗鄰香港區位優勢+外向型經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敢為天下先”+優越營商環境”，政府敏銳洞察市場變化，適時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并“唯才是舉”、“筑巢引鳳”，吸引大量人才。

　　2.1    中央政府卓越的頂層設計，被設定為改革開放的窗口

　　中央政府卓越的頂層設計，思想綱領上確定特區存在正確性；被設定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口岸的巨大優勢；中央給予特區各項優待，助力深圳各項發展。

　　1）從思想綱領看，國務院消除“社資”爭論，肯定特區存在正確性，不同時期中央多位領導發言，打破“特區還能不能辦下去”疑惑，鼓勵特區繼續走在全國前列。1979年國務院發布“50號文件”提出，原則上同意深圳試行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大包干經濟管理辦法，提高了人民生產積極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對于意識形態的疑慮。1984年的“13號文件”則給“社資”爭論畫上了句號，肯定了經濟特區存在的正確性，幫助深圳確定了自身定位和思想觀念。1994年6月，江澤民同志來到深圳，針對“特區還能不能辦下去”的疑惑明確指出“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不變。”這堅定支持深圳改革創新的道路探索。伴隨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出現特區能不能“特”的焦慮，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深圳要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2020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到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于興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平更高。

　　2）從對外貿易看，中央在頂層設計時希望深圳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口岸的巨大優勢，為其對外經濟貿易賦予自主權。1981年7月的《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提出，對外貿易、出口計劃以省為主制訂，與外貿部銜接，納入國家計劃；地方外匯進口計劃由省確定，報有關部門備案，在國家計劃外的盈虧收歸地方。同時，該文件允許了深圳接受委托，代理各地出口外貿專業總公司統一成交以外的商品，并分別核算及計算外匯分成。該設計極大地增強了深圳對外貿易的效率和積極性，充分利用深圳獨特的地理優勢。為籌建深圳機場，國務院于2011年同意深圳機場建設所需要的物資免征收進口關稅和工商統一稅，大大加快了建設進度和建成質量。截至2019年，深圳機場旅客吞吐量破5000萬大關，位居全國第四。2019年3月，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同意廣東深圳灣口岸對外開放的批復》，同意了深圳灣口岸全天24小時對外開放的申請，進一步加大深圳的對外貿易量。

　　3）從優惠政策看，中央給予特區優待，特區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低于全國的30%，且1985年前深圳財政收入不上交。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提出，特區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鼓勵外國公民、華僑、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業投資設廠或者與我方合資設廠；客商將所得利潤用于在特區內進行再投資為期五年以上者，可申請減免用于再投資部分的所得稅。1981年7月發布的《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簡化入出境手續，方便人員往來，特區的公務人員因公出國，由各特區政府或特區管委會審批。積極籌措特區建設資金，資金來源主要靠利用外資，盡量吸收僑資及港澳的資金。駐港澳機構也可到特區內投資或與外商聯合投資，特區建設所需的資金，在國家財力允許的情況下，適當放寬對貸款的限制，深圳的財政收入原定三年不上交，決定延長到1985年。中央給予深圳特區的各項優惠政策，增強深圳對于外資、人才的吸引力。但2007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新《企業所得稅法》，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合一，深圳特區一直享受的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隨之取消。

　　2.2   毗鄰香港獨特地緣優勢，探索“珠江模式”，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深圳是距離香港最近的內陸城市，是珠三角城市群內受香港輻射帶動最強的城市，建設涵蓋海運、空運、鐵路、公路和陸路口岸等多元、便利的深港通道，港深兩地可24小時全天候通勤。發達地區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與距離密切相關，距離越近，接受輻射越強。深圳毗鄰香港，陸路通勤距離僅50km，而其他珠三角城市群的東莞、惠州、中山到香港距離分別為122km、125km、175km，深圳海岸線蜿蜒260km，與香港有近27.5km的陸地接壤，深圳地域優勢突出。從交通網絡看，自1978年設立文錦渡口岸，國務院于1984-2007年間在深圳增設沙頭角、羅湖等11個陸路和水運口岸，至2020年設蓮塘口岸，深圳已累計獲批設立15個對外開放的一類口岸。從公路運輸看，2007年深港西部通道開通后，車輛往來兩地僅需10-15分鐘；多條巴士線路每15分鐘一班，日均發車50余次，實現24小時客運服務；水運上，深圳于1993年成立船務公司，運營深圳蛇口-香港國際機場海天客運碼頭客運航線，實現水上半小時直達香港機場。從鐵路交通看，深圳位于1993年鹽田港區疏港鐵路通車，至2018年廣深港高鐵開通，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龍站的運程縮短為14分鐘，同年6月《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出臺后，據中國鐵路官網統計，深圳日均往來香港車次超過100趟，真正建立起先進、便利、多元化的區域聯系通道，實現與香港的互聯互通。

　　改革開放以來，深圳探索“珠江模式”，實現開放、包容、創新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逐步融入全球產業體系。自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利用國家賦予的特區政策，憑借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優勢，引入外資與先進技術，探索出政府主導、政策優惠、聯動國際市場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珠江模式”，形成規模產業集聚，實現港深區域協調發展。在香港的輻射帶動下，深圳逐步走上工業化道路。經濟特區設立之初恰逢全球產業轉移潮，深圳承接香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引入資金和先進技術，摸索出“三來一補”的制造業模式，與香港達成“前店后廠”區域合作。20世紀90年代末，電子信息產業開始從發達地區向外轉移，深圳抓住機遇，著力于產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電子信息技術產業，成為全球制造業中關鍵一環。到21世紀初，深圳產業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由原來以傳統加工業為主，升級到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知識和技術取代廉價勞動力與土地，成為深圳經濟的新亮點。據深圳統計局統計，1996-2006年，深圳高新技術產值占比工業總產值呈增長趨勢，由1996年的28.7%攀升至2006年的45.6%。2006年，深圳高新技術產值已突破6294億元，高于同期廣州（2188億）、東莞（1900億）。

　　2.3   借鑒香港經驗推行“小政府、大社會”，塑造“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

　　從發展理念看，借鑒香港經驗推行“小政府、大社會”，在2004年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并在2012年全國首個頒布商事制度改革的地方性法規的城市，從而培育優越的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深圳政府發展理念超前，2004年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以公民和社會為本位，建設有限政府、責任政府，培育公平、開放、寬松的市場環境。2004年，深圳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貫徹落實《行政許可法》，大力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創新，建設求真務實，努力建設負責任、有權威、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2008年，頒布《關于優化政府服務促進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專設深圳市產業發展與企業服務工作領導小組，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引導企業加大投資力度；2012年，深圳制訂全國第一部涉及商事制度改革的地方性法規《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推行商事登記審批改為后置審批、實行注冊資本認繳制、場地申報制、企業年報制、經營異常名錄制度、建立“誰審批，誰監管”的新型審批監管制度等多項改革，逐步建立起全市統一的商事主體登記及許可審批信用信息公示平臺；2018年，發布關于《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推出20項改革措施126個政策點，著力營造更加開放的貿易投資環境、成本適宜的產業發展環境、更具吸引力的人才發展環境、更加高效透明的政務環境。據深圳政府統計，2010-2020年，深圳商事主體數量由68萬增長到359．萬戶，年均增長達42.6%，高于全國（19.2%）。

　　從發展機遇看，深圳建設“發展型政府”，敏銳地眼光抓住經濟轉型升級機遇，引導為主，與市場共同推動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特區設立之初，深圳吸引大量外資和先進技術，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土地優勢，發展“三來一補”產業，經濟迅速增長，這與政府的協調與指導密不可分。這一時期深圳政府積極協調外商、企業、勞動者等市場主體和各職責部門的關系，為優勢產業提供政策便利和資源支持。1995年出臺《關于加強“三來一補”管理的若干規定》，在基礎設施建設、勞動用工制度、減免企業所得稅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這一階段，深圳政府的支持與協調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經濟迅速增長的重要因素。21世紀初，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上漲、改革開放程度加深，深圳經濟發展面臨轉型升級，深圳政府繼續扮演“發展型”政府角色，推動產業重心由勞動密集型向高新技術升級。1998年，頒布《關于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在稅收優惠、經費投入、風險投資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加大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力度；2002年，出臺《深圳工業結構調整實施方案》，指出深圳工業要以市場為導向，大力發展優勢戰略產業，積極扶持新興產業，改造和提升傳統支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形成具有區域經濟特色的合理工業布局。

　　2.4   政府鼓勵市場探索，城市秉承“敢為天下先”，長期致力于打造四大支柱產業

　　政府鼓勵勇于探索，城市秉持“敢為天下先”的價值觀念，已在各領域創造數十個“全國第一”，并長期堅持圍繞市場變化進行產業結構變革，不斷增強經濟效益和競爭力。“敢為天下先”是深圳十大觀念之一，深圳在市場改革和產業轉型升級方面始終敢于創新、大膽探索。從市場改革看，深圳借助眾多的“全國首創”打造出高度市場化的環境，為城市創新提供了不竭動力，例如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商品房小區東湖麗苑在深圳開工；1983年7月，深圳市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了新中國第一張股票“深寶安”，全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誕生；1984年11月，深圳在全國率先取消糧油食品憑票供應制度，放開價格，敞開供應。從產業升級看，深圳自特區成立以來一直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品體系，其間共經歷三次主要的產業升級，分別為20世紀90年代的傳統來料加工業到高新技術產業的升級；2000年前后在四個“難以為繼”的壓力下推進自主創新，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物流業三大戰略性支柱產業；2012年前后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進入創新發展階段。2020年，全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10272.7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37.1%，成為增強深圳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深圳長期致力于打造四大支柱產業（高新技術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文化創意業），政府根據各產業特點分別制定發展策略，發揮引導作用，四大產業強而有力的發展成果助力深圳經濟增長。深圳的四大支柱產業各有不同的發展背景、發展布局和發展策略，具有較強的異質性。1）高新技術產業是深圳第一支柱產業，其高速發展主要來源于深圳市的前瞻性產業政策，深圳高新技術產業逐漸呈現自主創新的良性趨勢，為深圳創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動力，目前，深圳已經形成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2）金融業借改革開放的東風成為深圳的重要支柱產業，目前深圳已基本建成以銀行、證券、保險為主體，其他多種類型金融機構并存，結構合理的現代金融中心，初步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區域金融中心，2020年，深圳金融業實現增加值4189.6億元，占同期全市GDP的15.1%。3）現代物流業的高速發展來源于深圳的優越的地理位置，1998年將其列為支柱產業，此后政府深入探索物流業體制改革，充分發揮政策引導作用，目前深圳物流基礎設施和電子通訊領域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2020年，深圳港集裝箱吞吐量達2655萬標準箱，在全球主要集裝箱港口中位居第四。4）文化創意業在2005年被認定為“第四大支柱產業”，深圳從2011年開始提出要重點發展創意設計業、文化軟件業等十大文化創意產業，現已在空間布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功能區域，實現了文化創意產業集約發展。

　　2.5  “唯才是舉”適時有效調整人才政策，“筑巢引鳳”持續優化人才環境

　　深圳“唯才是舉”，結合城市發展需要，適時調整人才引進目標和策略，2017年首創人才立法，與“孔雀計劃”等計劃形成深圳人才政策的“四梁八柱”。深圳從特區建立之初就大力推行人才體制改革，靈活運用人才政策，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吸引了國內外大量人才涌入深圳。從落戶政策看，深圳將“來了就是深圳人”作為十大觀念之一，長期保持極低的落戶門檻，只要滿足大專以上學歷、年齡小于35歲，且繳納了6個月以上的社保即可申請落戶，遠遠寬松于北京、上海，且在全國率先實行個人申請入戶制度，靈活運用入戶方法，拓寬入戶渠道。雖然2021年5月，深圳出臺《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學術型人才落戶的學歷低線提高至本科，人才補貼和高層次人才政策也同步收緊，但“本科以上無限制”條件仍然與北上相比較為寬松，仍對人才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從人才政策發展看，深圳自特區成立以來多次根據城市特征調整人才引進策略，特區建設早期深圳重點引進技能型人才，1997年，深圳啟動“每年接收萬名畢業生工程”，把接收應屆畢業生作為引才重點；2002年，深圳實施《關于引進國內人才來深工作的若干規定》，把引才重點轉向高層次人才，此后不斷出臺“孔雀計劃”“十大人才工程”等計劃；在2017年成為全國首個人才立法的城市，確定每年11月1日為“深圳人才日”，各項政策疊加形成人才政策的“四梁八柱”。根據《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深圳人才吸引力位于全國第四，僅次于北上杭。

　　深圳“筑巢引鳳”，設立人才安居集團，解決人才住房問題；打破體制機制束縛，放權于市場和企業，全國首創在高層次專業人才評價選拔中引入“舉薦制”，助力吸引各類人才。深圳注重構建人才友好型城市環境，積極打造聚才高水平事業平臺，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增強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從人才安居看，2018年，深圳市財政注資1000億元設立了人才安居集團，專責籌建人才住房，同時積極探索人才住房先租后買、以租抵購制度，以及建立人才住房封閉流轉機制等，并給予大學和海歸人才本科1.5萬、碩士2萬、博士3萬的住房補貼，補貼力度強于北京、上海，深圳也從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醫療保險等方面跟進待遇政策，打造人才宜居環境。2020年，深圳15-59歲人口比重達79.5%，高于北京（68.5%）、上海（66.8%）、廣州（74.7%），成為“最年輕”的一線城市。從市場引導力看，深圳勇于打破權力“圍城”，放權于市場和企業，賦予高校、科研機構高度靈活的人事管理權限，同時在全國率先實現了職稱評定職能向社會組織轉移，2015年《深圳青年創新創業人才選拔扶持實施方案》提出，在高層次專業人才評價選拔中首次引入“舉薦制”，評價人才讓“市場和行業說了算”，真正讓人才回歸企業。根據《中國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測算，深圳的95后人才吸引力位于全國第二，僅次于北京。高層次人才方面，深圳95后碩士及以上人才流入占比5.1%，位居全國第三，僅次于北京上海，人才集聚效應明顯。

　　(本文作者介紹：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