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本文作者： 鐘正生 張璐 范城愷

　　2021年四季度以來，中美對話呈現積極動向，下一階段經貿談判即將啟動，美方將有關關稅的調整提上日程。11月1日，美國財長耶倫表示，高昂的關稅直接提高供應商與消費者的成本，降低關稅或可緩解通脹壓力。11月10日，美國民主黨官員高調發表題為《是時候結束與中國的貿易戰了》的文章。北京時間11月16日，中美元首舉行視頻會議，中美經貿關系的下一步備受矚目。

　　美國對外經貿關系的訴求與其自身經濟問題密不可分。我們認為，美國通脹問題不斷演化下，美國政府內生地存在調整對華關稅的新訴求。特朗普時期美國加征的關稅不僅增加了進口成本，也破壞了供應鏈的穩定性。根源在于，美國制造業回流的中長期愿景，與后疫情時代下美國工業用品需求激增的經濟特征出現矛盾。往后看，美國有較大可能通過放松關稅豁免規則，下調部分關鍵產品稅率，包括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等原材料，以及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雜項產品和木制品等供應鏈壓力較大的品類。

　　一、美國通脹與供應鏈問題難解

　　2021年四季度以來，美國經濟邊際走弱和通脹壓力不斷加劇，形成“類滯脹”局面，且“脹”已成為“滯”的催化劑。

　　1）美國物價上漲抑制消費支出、通脹預期抑制消費信心。今年3月以后，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基本停止上漲趨勢，而PCE物價指數仍保持環比0.4%以上的高速增長。同時，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的居民對未來1年通脹預期升破4%以后，居民消費信心也見頂回落，11月密歇根消費信心指數已下滑至66.8，為2011年以來最低。消費者認為通脹因素造成他們生活標準的縮水，且認為美國政府對通脹的管控失效。

　　2）通脹壓力抑制制造業、中小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今年以來，美國ISM制造業PMI中的物價分項顯著攀升，而制造業PMI產出指數以及非制造業PMI商業活動指數自3月以后并未繼續上升。三季度以來，中小企業盈利預期明顯走弱。

　　3）美國工資上漲跑輸物價，短期抑制就業復蘇。今年4月以來，美國非農時薪同比和環比增速均未能“跑贏”CPI增速。當工資增速慢于物價時，居民整體就業意愿可能受到抑制，進一步解釋了近兩個月美國非農就業數據的疲弱。

　　4）美國國內物價壓力抑制出口、擴大貿易逆差。比較美國進口和出口價格指數，今年以來美國進口價格增長顯著低于出口價格。美國國內物價壓力，一方面將增加對低價商品的進口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抑制出口表現。美國今年9月貨物貿易逆差擴大至963億美元，繼續創歷史新高。因此，美國國內通脹壓力最終導致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對GDP增長形成侵蝕。

　　供應鏈瓶頸在美國通脹演繹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今年三季度以來，美國供應鏈瓶頸問題開始受到關注；近一個月以來，供應鏈瓶頸問題進一步升級，伴隨能源品、交通運輸相關服務價格躥升。美聯儲7月上旬發布的半年度貨幣政策報告已提及“供應鏈瓶頸”問題，9月28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稱供應鏈瓶頸的影響比預期得更持久；10月公布的美聯儲9月會議紀要提到，供應鏈中斷、勞動力短缺以及其對價格和薪酬的影響都要比預期更加嚴重，通脹的主要風險趨于上行。美聯儲10月20日發布的“褐皮書”稱，供應瓶頸和勞動力短缺導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和價格急劇上漲。

　　美國供應鏈瓶頸的特征包括：首先，9月以來供應鏈阻塞問題繼續惡化。美國ISM制造業PMI供應商交付指數分項在今年3-6月均保持在75%以上，8月曾回落至70%以下，但9月反彈至73.4%。其次，原材料產能恢復遲滯。據美聯儲數據，美國制造業全部工業部門的產能利用率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但按生產階段劃分，最上游的“原材料”（crude）產能利用率與疫情前水平相比，仍有5-10個百分點的差距。再者，交運倉儲環節是嚴重堵點。美國物流經理指數（LMI）顯示，截至今年10月，倉儲能力和交運能力指數均處于收縮區間。價格方面，漲價壓力最大的環節依次是交運、倉儲和庫存。這說明交運環節的擁堵，衍生出額外的倉儲和庫存需求。

　　分行業看，美國原材料和勞動密集型行業供應鏈壓力較大。截至8月，美國紡織產品、運輸設備、化工產品、食品、加工金屬等行業等行業的存貨出貨比，較疫情前水平明顯上升，且位于80%以上的歷史分位，體現了這些行業產品向下游輸送的路徑較為擁堵；而紙制品、雜項（勞動密集型制品）、木制品、機械設備、非金屬礦物制品等行業存貨出貨比明顯下降，且位于20%以下歷史分位，說明這些行業的上游向其輸送產品的路徑較為擁堵，體現出原材料和勞動力供應的緊張。

　　本輪供應鏈瓶頸的成因：一是，持續強勁的終端商品需求，對供應鏈提出更高要求；二是，非美地區需求相對不足，導致美國港口空箱堆積、造成擁堵；三是，疫情擔憂仍在影響制造業、交運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增長；四是，交運產能周期處于底部，使運力調整更加困難，且該問題或至少持續1-2年。綜合判斷，美國供應鏈瓶頸或在未來1-2個季度內得到一定緩解，但徹底改善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二、高關稅使美國經濟問題雪上加霜

　　特朗普時期以加征關稅為代表的貿易保護行為，不僅可能直接助推美國物價上漲，還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壓力。

　　關稅如何加劇通脹壓力？特朗普時期加征的關稅有較大部分被美國消費者承擔，預計抬升居民商品消費總成本0.5-1%。據美國政策研究機構American Action Forum（AAF）統計，特朗普時期加征的關稅（232條款和301條款）在2020年美國進口商品中涉及3319億美元金額，增加的關稅成本合計為514億美元。美國2020年居民商品消費支出名義總額為46538億美元，假設上述額外關稅成本全部由消費者承擔，則其將抬升1.1%的消費支出。在實際中，關稅成本可能由國外出口商、國內中間生產商等與國內消費者共同承擔。綜合不同機構的測算，美國消費者可能承擔了相當一部分關稅成本。今年5月美媒報道，穆迪公司最新測算，在中美貿易中，美國消費者承擔了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近92.4%的成本，僅余下7.6%的成本被中國吸收。因此，即使保守估計美國消費者承擔50%的關稅成本，其對美國商品價格的抬升可能仍有0.5個百分點，而2020年美國CPI和PCE物價指數同比僅為1.3%-1.4%。

　　關稅如何放大供應鏈瓶頸問題？我們觀察到，美國受特朗普貿易保護而漲價較明顯的進口產品，受疫情與供應鏈瓶頸的影響也相對較大。假設2017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間美國進口價格指數漲幅主要受特朗普時期的關稅影響，而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的進口價格主要受本輪疫情及供應鏈瓶頸的影響，對比兩組數據可見，關稅影響和供應鏈瓶頸影響較大的行業有一定正相關性。例如，在美國進口商品中，金屬和耐用消費未成品（關稅漲價6.1%、供應鏈瓶頸漲價49.2%）、耐用工業用品及材料（關稅漲價2.0%、供應鏈瓶頸漲價30.1%）等商品類別，可能同時受關稅和供應鏈瓶頸的擾動而漲價。這說明，受加征關稅影響較大的產品，也遭遇了更嚴重的供應鏈瓶頸問題，產品的漲價可能造成了更嚴重的短缺。這也意味著，下調關稅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供應鏈瓶頸帶來的漲價壓力。

　　此外，加征關稅促使全球供應鏈重塑，重塑過程的不確定性加劇美國供應鏈壓力。中國制造業供應鏈穩定性強，直觀表現在出口商品價格的穩定上。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出現后，美國自中國和東盟的進口價格走勢趨同，原因可能是，原本出自中國的商品開始“繞道”東南亞國家出口美國，但供應鏈的改道也意味著美國進口成本整體抬升。尤其是新冠疫情以來，東南亞等國本身供應鏈脆弱性凸顯，間接“貢獻”了美國供應鏈體系的不穩定性。今年下半年以來，東南亞制造業受Delta病毒沖擊出現萎縮，今年3季度東盟國家Markit制造業PMI的平均水平為46.3，是2020年2季度以后的最低水平。

　　關稅之所以使供應鏈問題雪上加霜，深層次原因是，美國“制造業回流”的愿景，與后疫情時代美國工業用品需求激增的經濟特征之間出現矛盾。美國對于工業用品和材料的貿易保護，核心目的是提振國內制造業發展。事實上，拜登政府繼承了前任政府保護制造業和產業鏈的政策思想。2021年6月，美國政府發布了《建立供給鏈彈性、振興美國制造、促進廣泛增長》報告，旨在保護美國半導體、電池、制藥、稀土等制造業供應鏈，不排除在這些領域實施貿易保護的可能性。然而，新冠疫情以來，美國商品消費需求在政策刺激下激增，房地產進入繁榮周期，加上拜登政府擬實施大規模“基建”，多因素疊加使工業用品需求大幅上升，最終呈現為供應鏈瓶頸問題。可以說，后疫情時代的美國經濟新特征，可能使特朗普時期加征的關稅成本超預期上升，美國政府也因此對調整關稅產生新的訴求。

　　三、美國對華關稅調整是一個“痛定思痛”后的必然選擇

　　在當前拜登政策面對通脹壓力及供應鏈瓶頸略顯“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適當調整關稅是目前美國政府應對通脹問題的可選之策。今年5月，300多家美國制造商聯名致信拜登，要求立即終止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由數名美國參議員組成的兩黨團體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啟動針對2000多種進口商品豁免關稅的程序。10月，美國住宅建筑商呼吁拜登政府暫時取消對中國和加拿大的建材相關商品的關稅。11月，美國財長耶倫表示，下調關稅對美國貨物短缺的問題具有重要作用，減少對華關稅可幫助緩解價格上漲。

　　今年10月以來，美國調整對華關稅的討論被官方提上日程。10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發表有關美中雙邊貿易關系新方針的講話，稱美方將啟動針對性的關稅豁免程序。10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將自10月12日至12月1日就549項產品排除清單對外征求意見，這549個品類的主要進口源是中國，主要包括電子產品和工業機械零部件、醫療用品、紡織品、家用電器等終端消費品；美國的選擇標準包括：“美國國內產能”、“替代采購是否取得進展”、以及“是否對美國國內的中小企業、雇用和供應鏈產生負面影響”等。10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貿易代表戴琪視頻通話，新華社通稿提到“中方就取消加征關稅和制裁進行了交涉”。10月26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財政部部長耶倫視頻通話，再次提及有關美國取消加征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

　　我們認為，在通脹壓力和供應鏈瓶頸背景下，美國進一步調整對華關稅有較強意愿、也有充足空間。雖然全面下調和取消關稅的可能性不大，但仍有較大可能通過放松關稅豁免規則以部分下調關鍵產品稅率。

　　第一，2018年以來中美間關稅水平激增，目前美國對華關稅調整的空間較大。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數據，截至2021年2月，美國針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平均關稅稅率為19.3%，而2018年1月這一數字僅為3.1%；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在同期由8.0%上升至20.7%。截至2021年2月，美國對華加征的關稅涉及自中國進口的58.3%的商品，而中國對美加征的關稅涉及自美國進口的66.4%的商品。

　　第二，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執行率有限，在此背景下美國或缺乏全面下調關稅的契機；但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執行情況并非美國的核心訴求，拜登政府關稅調整仍有臺階。據PIIE測算，截至2021年8月，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對于全部商品的完成率（按美國出口口徑）為60.7%，但防疫用品、半導體產品及設備已經超過目標水平。中國進口商品與目標差距較大的品類是運輸設備相關制造品、以及（除天然氣外的）能源品。但這部分進口未達標實屬“情有可原”：美國能源品本身已經緊缺，拜登政府不會緊盯能源品出口的完成情況；飛機等相關制造品需求受疫情影響大；汽車等制造品主要受“缺芯”以及海運供應鏈瓶頸的影響。考慮到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屬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遺產，且在新冠疫情爆發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有“臺階”去理解中國進口執行的困難，因此拜登政府的關稅調整決策可能不會過于“較真”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的執行情況。

　　第三，考慮美國供應鏈壓力，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雜項產品和木制品等品類的關稅下調概率較大；此外，美國或有較強意愿就交通運輸設備出口與中國進行磋商。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美國紙制品、雜項產品、木制品、機械設備等行業庫存較為緊張，因此擴大這些產品的進口或有助于緩解供應鏈壓力。據PIIE數據，2017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雜項產品和木制品分別價值1463億、1096億、548億和97億美元，其中對華使用301條款加征的關稅覆蓋了58-86%的商品。因此，美國就上述行業進行關稅調整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美國紡織產品、運輸設備、化工產品、食品等行業庫存堆積較為嚴重，這些產品或有較強的出口訴求。其中，運輸設備（飛行器、汽車等）是美國出口中國的重要產品，受到了中國的關稅反制且涵蓋在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中，美國或有一定意愿就運輸設備的出口與中國進行磋商，而其余大部分庫存堆積的品類對中國的出口都較為有限。

　　第四，考慮原材料漲價壓力與更廣泛的國際供應鏈壓力，美國有望考慮放松232條款下針對鋼鐵和鋁的關稅限制。首先，目前，美國原材料工業生產率恢復尚不足，自身產能瓶頸凸顯。其次，美國此前對鋼鐵和鋁加征關稅，理由是中國產能過剩壓低出口價格、威脅本地生產商的生存能力。但現階段，全球鋼鐵和鋁需求大增、供給不足，已經“今非昔比”。今年中國在“雙碳”政策背景下，取消對鋼鐵等工業原料的出口退稅，旨在減少國內鋼鐵產量，美國更需要下調關稅以對沖這一沖擊。畢竟在全球綠色發展的訴求下，美國不會希望大幅增加國內高耗能產品的產能。最后，考慮到中國、歐盟、印度、土耳其以及俄羅斯等貿易伙伴，針對美國的232條款均進行了有關原材料的關稅反制。例如，中國針對232條款加征了包括無縫鋼管等100多種自美進口商品關稅，俄羅斯加征了筑路機械、石油天然氣設施、金屬加工和鑿巖設備、光纖產品等自美進口商品關稅。如果美國放松該條款下的關稅限制，那么中國及其他國家的關稅反制政策也可能放松，這將有益于國際供應鏈瓶頸的緩解，實現“多贏”。

　　本文原發于財新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