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全球經濟復蘇進度分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各有憂慮

　　在當前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中，分化態勢明顯，新興市場國家面臨較大困難，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復蘇進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2021年7月更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將發達經濟體2021年的經濟增速預測調高了0.5個百分點，同時將新興經濟體的增速預測調低了0.4個百分點。

　　但是發達國家也并非高枕無憂。此前為了應對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沖擊，美國等發達國家出臺了規模空前的經濟刺激政策，但大規模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

　　一方面，財政政策的大幅度擴張引致各國債務負擔日益沉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今年年底發達經濟體政府負債將達到GDP的125%。美國聯邦政府負債與GDP之比超過了二戰時期創造的最高紀錄。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全球通脹風險顯著上升。當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從國際金融危機前的8000多億美元，擴展到突破80000億美元，流動性泛濫疊加，供需結構失衡，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并逐漸向消費端傳導。9月份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增長了5.4%，連續4個月位于5%以上，是1990年代以來最高的水平。9月份歐元區的CPI同比增長了3.4%，創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

　　為穩定經濟形勢，逐步退出寬松政策成為發達國家的政策選項之一。如此一來，全球利率水平可能上升，這將對新興市場本就脆弱的債務環境帶來更大的負面沖擊。新興經濟體外債負擔較重，疫情沖擊使得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受到負面沖擊，償債能力下降，債務風險逐漸暴露。在已有債務風險和利率上升的預期下，新興經濟體通過自身宏觀政策擴張對經濟進行紓困的空間縮小。

　　此外，疫苗短缺阻礙了經濟活動的正常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截至2021年7月6日，發達經濟體近 40%的人口已完全接種疫苗，而新興經濟體的接種比例不到發達經濟體的一半，低收入國家則僅有很少的人口得到接種。

　　最后，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新興經濟體面臨減排和短期發展間的矛盾。碳排放大部分來源于經濟發展中的化石能源消耗，發達國家此前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對化石能源的消耗已過高峰期。但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對化石能源還有很高的需求。

　　此外，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國土內廣袤的森林可創造的碳匯，對碳中和至關重要。減排和保護森林都指向新興經濟體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在短期內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矛盾。

　　上述的債務風險、疫苗短缺和減排壓力構成了新興經濟體復蘇面臨的三重挑戰。

　　現有多邊機制有效性不足，新興市場復蘇或難獲國際幫助

　　在債務風險化解方面，已有國際債務協調機制包括巴黎俱樂部、G20“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DSSI）及《緩債倡議后續債務處理共同框架》（下稱“《共同框架》”）等。有觀點指出，巴黎俱樂部緩解了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官方債務風險，但不涉及私營部門債務，這使得新興經濟體私營部門通過繼續融資加快恢復的進程受阻。

　　此外，G20的DSSI和《共同框架》也僅限于低收入國家的債務解決方案，新興經濟體中債務規模更龐大的中等收入國家難以得到債務協調機制的覆蓋。并且，會議討論顯示，發達國家更希望通過改善新興經濟體的政府治理能力、提高債務透明度等干預手段化解新興經濟體債務風險，而非直接主動實行緩債。

　　在疫苗普及方面，促成疫苗普及，既需要疫苗專利，又需要生產能力。有觀點認為，盡管新冠疫苗有可能實現在世界范圍內的專利豁免，但新興經濟體疫苗短缺的關鍵在于缺乏生產能力。發達國家需要認識到新興經濟體的疫苗普及是全球利益、可以利好發達國家進一步復蘇，才能在生產上幫助新興經濟體獲得疫苗。

　　在幫助新興市場減排方面，有觀點認為，在當前的全球減排行動中，發達國家因為早已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其減排成本是遠遠低于新興經濟體的，新興經濟體的減排實際上是用更高的自身成本支持全球減排利益的實現。基于此，發達國家應該對新興經濟體的減排行動給予一定資金支持。

　　實際上，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曾承諾在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至少1000億美元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但這一承諾至今仍未兌現，有觀點稱，在當前發達國家的政治生態下，發達國家履行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資金支持的可能性極小。

　　逆全球化風潮迭起，國際貿易持續增長面臨考驗

　　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在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繁榮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世界貿易組織現任副總干事岡薩雷斯（Anabel Gonzalez）對國際貿易的前景表示憂慮，她指出：

　　一方面，當前世界對貿易的懷疑和緊張情緒正在上升，自2009年世界貿易組織啟動貿易監測工作以來，進口限制政策累計數量不減反增，到2020年底，2009年以來實施的進口限制措施對全球約9%的商品進一步造成了影響，價值超過1.5萬億美元。

　　另一方面，貿易增長步伐在過去十年中已經放緩，1970年到2008年期間，貿易增長速度是全球生產總值增速的兩倍，然而在2011到2019年世界貿易增速則跌落到與全球生產總值增速大致相同的水平。

　　引致上述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國家貿易改革和開放的步伐放緩，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抬升了貿易成本。貿易成本相關的研究顯示，雖然2000年到2018年貿易成本有所下降，但這些成本依然很高。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平均國際貿易成本是國內成本的3倍以上。

　　此外，在數字化趨勢下，國際數字鴻溝依然存在，阻礙了數字貿易的發展。據估計，全球如今依然有36億人無法使用互聯網。并且，發展數字貿易要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各國監管框架過于分散、缺乏整合。因為數字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跨境數字流，當前電子合同、電子簽名、跨境數據流動等方面存在諸多協調問題，各國對于數據處理、加工、存儲、轉移所制定的規則不盡相同，對數字貿易產生了較大不利影響。

　　重塑多邊體系有效性，通過國際貿易與合作助力全球經濟復蘇

　　近年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多邊機制的有效性受到較大削弱，各國在全球共同利益下的行動難以協調，這是新興市場面臨多重挑戰而不能加快經濟恢復腳步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貿易形勢存在風險的來源之一。新興市場復蘇、全球經貿合作乃至全球經濟持續前進，要求多邊機制重新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幫助新興市場復蘇方面，應適當擴大現有債務協調機制的覆蓋范圍，緩解新興市場債務風險。此外，還要推動多邊開發機構加強對新興市場的可持續投資，發揮乘數效應，提升其經濟增長潛力和償債能力。最后，要給予新興經濟體應有的減排資金支持，共促全球減排實踐。

　　在提振國際貿易前景方面，可以將數字貿易和服務貿易作為突破口，找到國際貿易的新增長點：一是要彌合數字鴻溝，加快協作制定國際認可的統一數字貿易標準框架，發揮數字化技術在全球貿易中的重要作用；二是要減少服務貿易的壁壘，如今服務貿易壁壘相當于半個世紀前的貨物貿易壁壘，多邊機構應通過全球性規則和全新的境內服務監管法規來應對這些挑戰；三是世貿組織成員國必須加強合作，完善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體系和貿易補貼規范。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