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世錦

　　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提出后，國內外影響很大。這既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鄭重承諾，更是體現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內在要求。簡單地說，不是別人要我們轉，而是我們自己必要要轉。

　　分步驟實現這一目標，將會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廣泛、深刻和長遠影響，概而言之，這將會帶來一次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一個重大的技術創新和投資機遇，一場配套的制度變革和創新，一次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的系統性重大變革。

　　從這樣的認識高度出發，結合近一個時期落實雙碳目標出現一些情況，需要關注和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減碳不能“單打一”，而應當從中國現階段國情出發，堅持降碳、減污、增綠、增長四位一體，協同推進。

　　為什么這樣講，是因為中國總體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仍存在重要區別。發達國家已經渡過了工業化的高峰期，進入服務業為主增長階段，常規污染問題基本解決，生態環境總體上較好，經濟轉入成熟期，不再有較高增長潛力，綠色轉型主要是碳減排的問題。

　　而中國除了碳減排的問題之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依然突出，還沒有過關，更重要的是，中國有必要也有潛力繼續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這幾個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廢，形成降碳、減污、增綠、增長的協同機制。

　　這種協同機制不會弱化而是有利于降碳。比如，就經濟學上說的外部性而言，碳減排和其他污染物治理有很大不同，舉例來說，一家工廠排出受污染的水和氣，周邊被影響的人群反應很大，要求治理的呼聲高；而碳減排影響的是全球長期氣候變化，好處是全世界的，具體人群很難感受到。也就是說，人們對治理常規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積極性是不一樣的。

　　另一方面，碳排放與其他污染物排放的有較高的同源性，深圳的經驗表明，這一同源性達到70%，也就是說，在減少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同時，也減少了碳的排放。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同源性，以積極性高的事情帶動積極性低的事情，產生協同效應。

　　再比如，生態修復、植樹造林，可以增加碳匯，而碳匯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大力促進高生產率、低排放或零排放、低成本的綠色技術創新和推廣，既能促進經濟增長，也有利于降碳、減污、增綠。深圳空氣質量達標、碳達峰、經濟高質量增長的“三達”經驗表明，這種協同效應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二是減碳不能“運動式”。近期中央財經委會議指出，不能搞運動式減排。在地方調研時，有些同志反映當下壓力最大的短期減排指標，直接影響到經濟增長。有報道某些地方為完成減排指標拉閘限電。這種情況應該不多，但反映了一種傾向。

　　還有一種情況，現階段推動減排，主要采取的還是由上而下、層層分解任務目標、用行政性手段實施的辦法。在相當長時間看起來只能如此。這套辦法優點是短期內行動較快，也可能較快取得成效，但問題是指標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勵不足、搭便車、實施成本較高、平衡性較差等。

　　應該明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關鍵是用綠色技術替代傳統技術，是要減少碳排放，而不是減少生產能力，不是降低增長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備綠色技術的情況下人為打亂正常供求秩序。

　　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否則就會適得其反。通常我們講破舊立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而在綠色轉型中，應當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也就是中央強調的“先立后破”，著眼點首先要放到形成新的綠色供給能力上，確保產業供給安全前提下平穩轉換。

　　三是減碳不能指標錯位。近期有爭議的一個問題，是用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指標實現雙碳目標是否合理有效。提出能耗“雙控”指標，是為了鼓勵節能，提高能效，限制過度用能，以盡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撐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這個初衷無疑是對的。但相對于實現雙碳目標，有兩個問題需要搞清楚。

　　一個問題是，節能并不等同于減碳，同樣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們的目標，是在保障必要能源供應的前提下，通過調整能源結構，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中國目前人均收入剛超過一萬美元，到2035年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三萬多到四萬美元左右，人均能耗特別是人均電耗還應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如果能源總量控制不當，制約了應有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樣不符合發展的初衷。

　　另一個問題是，撇開碳排放和常規污染物排放等問題，能耗總量和強度控制，適合于用什么辦法來處理，是用行政性辦法，還是市場的辦法。在這種情景下，能耗“雙控”指標，實質上是一個成本控制問題。包括能源在內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為當事人的企業才可能搞清楚，做出正確決策。舉例來說，近年來光伏發電成本已經相當低了，如果某個企業用這類綠電生產一種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產品，即便能耗高一點，算總賬還是合算的。這類信息和決策，政府在宏觀層面是很難把握得住的。

　　所以，建議加快創造條件，用碳排放的雙控指標，即碳排放總量和強度控制指標，替代能耗的雙控指標，以更好地服務于實現雙碳目標。當然，能耗雙控指標還是有用處的，可以作為經濟轉型的一個評價分析指標。

　　從應對上述問題和挑戰出發，當前和今后較長一個時期，應當著力抓好一些對綠色轉型“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重點是推動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從根本上說，要靠綠色技術驅動，大規模、系統性地“換技術”。綠色技術應達到的三個目標：一是高技術含量和生產率，二是少排放或零排放，三是與傳統產業相比有競爭力的低成本。要做到這三條難度很大，但通過努力是有可能實現的。以光伏產業發展為例，過去十年，光伏發電的成本下降了80%-90%，已經可以和傳統的燃煤發電相競爭。業內專家估計，今后幾年，還會有較大幅度下降。

　　講技術創新，首先是推廣那些已經成熟，應用后能夠產生明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技術。同時要加快形成激勵綠色技術創新和推廣的體制機制與政策環境。綠色創新既做減法，如防治污染，更多的是做加法和乘法，如低碳和零碳新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有研究認為將會帶來百萬億級別的巨量投資，這是傳統發展方式下不可能有的發展空間。

　　關于制度創新，首先要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那么，要不要、如何使市場在綠色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客觀地講，目前還不具備條件，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進入碳中和目標約束下的綠色轉型期后，應該也有可能形成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微觀基礎。

　　制度創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

　　首先要推動碳核算和生態核算。核算是綠色轉型的基礎。實際上，不論是行政性辦法，還是市場性辦法，前提是把賬算清楚，有一套科學的算賬方法。這件事情很重要、很緊迫，但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甚至還沒有引起足夠關注。上面提到的碳排放“雙控”指標，重要的制約因素也是缺少核算基礎。發展綠色金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綠色標準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綠色核算問題。這方面的重視程度和研究進展顯然還不適應綠色金融發展的需要。

　　在碳核算、生態核算的基礎上，建立碳賬戶和生態賬戶，再形成包括碳減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等要素在內的各級政府（國家、省、市、區等）、企業和個人的綠色責任賬戶，確定各個主體的減排責任。產權和責任落實了，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個世界就很清潔。應當鼓勵各地積極開展這方面的探索創新，通過綠色責任賬戶把國家的碳中和目標分解落地，推動綠色轉型扎實有效地取得進展。

　　本文原發于財新。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