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提出了“當今世界正遭遇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為什么會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這個變局，怎么駕馭？同時，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闡述一下進行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必要性，并介紹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將會給在座的同學們帶來的機遇。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何而起？如何駕馭？

　　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面提出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怎樣來理解這個論斷？我想可以看一下歷史。在1900年20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八國聯軍攻打了北京，這八國是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以及奧匈帝國，它們是當時的列強，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經濟是基礎，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這八國的GDP總量達到了全世界的50.4%，占了世界的一半。

　　到了2000年， 21世紀剛開始的時候，世界上有一個八國集團：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加拿大，前七個國家跟八國聯軍完全一樣，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崩潰了，分成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個國家，退出了世界列強的行列，后來加拿大取而代之加入了八國集團。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八國集團的經濟總量占到全世界的47%。可以看到，整個20世紀，這八個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或接近一半。經濟是基礎，整個20世紀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就由這八個工業化國家來主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民族主義風起云涌，這些發展中國家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紛紛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獲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冀圖趕上發達國家。到2000年的時候，從經濟總量來講，這些八國集團之外的國家只不過提高了3.4%；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高于發達國家，所以從人均量來看，發展中國家盡管經過100年的努力，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等等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在擴大。

　　但是進入了21世紀以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2018年時，八國集團的經濟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從2000年的47%掉到了34.7%，只比三分之一高一點。經濟是基礎，原來世界上的事不是這八個國家內部的沖突引起的，就是只要這八國的領導人坐下來開個會、做個決定，就能夠主導全世界的應對和走勢。但是隨著經濟總量的下降，影響力也下降，八國集團再也不能號令世界。最明顯的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由于影響力下降，八國集團就被二十國集團取代。

　　為什么八國集團會在進入21世紀以后，失去了在國際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影響力？最主要是因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1949年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4.2%，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按人均GDP算 ，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后的國家之一。到了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時，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的4.9%，人口則從1949年的6億增加到10億，人均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但是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后到2020年，我國取得了連續42年、平均每年9.2%的經濟增長。一般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無非就在3%-3.5%之間，中國的增長速度是它們的三倍，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占比快速提升，這是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受影響最大的是美國。2000年的時候，美國的GDP總量占全世界的21.9%，也就是一個國家占到全世界的1/5。但是，在2014年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規模，中國超過美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例如，從貿易來看，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是一百二十幾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也是其他七十多個國家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全世界超過90%的國家，中國不是第一大貿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貿易伙伴。而且將來，各位學習國際貿易時就會知道，貿易是雙贏的，在雙贏中，小國得到的好處遠遠大于大國。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貿易對中國有利，對其他國家更有利。

　　所以，隨著經濟格局的變化，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的影響力不斷下滑。當然，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美國現在還是世界第一大國，它的人均GDP比我們高很多，我們才剛超過1萬美元，美國的人均GDP達到6.5萬美元，它的科技、經濟實力都還比中國強。美國就想利用它在科技、軍事、金融上的優勢來壓制中國的發展。在奧巴馬時代提出了“重返亞太”，把地中海艦隊調來加強太平洋艦隊，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目標是圍堵中國。特朗普上臺以后更是變本加厲，以一些莫須有的借口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科技戰，可以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拜登上臺以后，斗爭的方式可能不像特朗普那樣粗粗魯，但是圍堵中國、抑制中國發展的意圖還是一樣，并且這已經是美國兩黨的共識，所以我相信不管誰當總統，基本格局不會改變。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美國還是第一大經濟體。這兩個國家的矛盾沖突給世界帶來許多不確定性。我想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產生的原因。這種大變局發生后，什么時候世界才能夠進入到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我個人的看法是：大變局是由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引起的，解鈴還需系鈴人，要想進入到一個新的、穩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國繼續快速發展。而且我判斷，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的時候，新的、穩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會出現。

　　上述判斷的原因有三：第一是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的時候，北京、天津、上海加上東部沿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的人均GDP估計會達到美國的水平，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來四億多一點，略多于美國。更重要的是，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平均勞動生產率一樣高，就代表產業、技術水平一樣高。也就是說，到那時候美國就沒有可以卡中國脖子的科技優勢來作出像對華為斷供那樣的事。第二，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美國的兩倍了，美國再怎么不高興，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第三，貿易是雙贏的，小經濟體得到的好處比大經濟體得到的好處大。到時候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與中國貿易，美國得到的好處會比中國得到的好處大得多。而且中國不僅是經濟規模比它大，前面談到三市五省的人均GDP跟美國一樣高，中西部10億人口的人均GDP大約是美國的1/3。這些地區由于人均GDP相對比較低，發展的潛力和速度會更快。就像2008年后，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長來自中國，到那時候全世界30%甚至更多的增長也會來自于中國。屆時美國為了自己的經濟發展，為了就業，不能沒有中國的市場。這種狀況之下，美國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世界會擺脫老大老二之爭，也就會有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

　　實際上這也是有先例。在1900年的八國聯軍當中，唯一的亞洲國家是日本；在2000年的八國集團當中，唯一的亞洲國家也是日本。所以可以講，日本在整個20世紀都是亞洲的領頭羊。但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快速發展，到2010年時，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經濟是基礎，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就代表中國在亞洲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影響力，超過了日本。日本右派心里很不舒服，開始制造釣魚臺的爭端，想以此來激怒中國，打亂中國的發展步伐，中日關系開始緊張。但現在中日的關系為什么有所緩和？日本是第三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的經濟規模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已經是日本的2.8倍，日本再怎么不高興，也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而日本自己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市場，所以，日本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就只能接受這個事實，中日關系也就有所緩和。所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由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的，要走出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仍然需要中國的快速發展。

　　二、中國未來發展的前景

　　從1978年到2020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率達到9.2%，是人類經濟史上未曾有過的奇跡。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媒體和學界則有不少悲觀的論調。一種說法是在國際上非常有影響力的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他當過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美國財政部長，是在國際上非常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在2014年時薩默斯寫過一篇文章，叫Back to the Normal（《回歸到常態》）。他說全世界每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常態就是3%到3.5%之間，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頂多也是這樣，因為實際上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差距在擴大，所以增長的速度一般還沒有發達國家高。他說中國每年9%甚至更高的增長是非常態，必然會回歸到常態，潛臺詞就是中國會從過去9% 、10%的增長下降到3%-4%之間，他的文章是2014年寫的，由于他在國際上很有影響，而中國確實從2010年以后經濟增長速度就一路下滑，很多人也就認為他這個文章很有預測力，有歷史和國際的經驗，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可能就掉到常態增長的3%到3.5%之間。

　　另一種說法是中國過去的快速發展是靠后來者優勢，但是中國已經利用后來者優勢40多年了，潛力已經用盡。怎么判斷呢？因為在2019年時，按照賓夕法尼亞大學編的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按照2017年的美元購買力來計算，中國在2019年的時候，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4128美元。有一些國內、國際上的學者指出，世界上發展比較好的其他國家達到這樣一個收入水平以后，例如，德國1971年人均GDP達到同一水平，德國從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里增長速度每年只有2.3%。日本是世界上另外一個發展比較好的國家，在1975年時，人均GDP也達到同一個水平，其后的16年，也就是從1975年到1991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只達到4.4%。德國日本都是發展很好的國家，它們達到這個水平后增長速度掉到2%-4%。因此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未來的增長速度頂多也就4%左右，跟薩默斯講的回歸常態非常接近。另外，中國出現了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世界上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更慢。例如，日本一向發展得非常好，這些年人口老齡化后，經濟增長速度連2%都達不到。所以很多人看了這些歷史經驗就非常悲觀，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一路下滑。如果一路下滑，尤其是下滑到與美國同一個水平，那中國就永遠不可能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如果不能縮小和美國的差距，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挑戰就會永遠存在。

　　我不同意前面的分析。經濟增長是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勞動生產力的增長，第二部分是人口增長帶來的勞動力的增長。從19世紀末到現在，發達國家平均每年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相當穩定，大概是2%，發達國家的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一般在1%左右， GDP的增長就達到3%左右。像美國，可以大量從國外吸納移民，人口和勞動力增長率會更高一點，可能達到1.5%，它的經濟增長率就會達到3.5%左右。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會有可能比發達國家高一倍、兩倍甚至三倍的增長？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有賴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因為發達國家由于技術和產業已經在世界最前沿，它只能自己發明新技術和新產業來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提高勞動生產力，但可以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存在差距，可以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方式來取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成本和風險會比發達國家低很多，這被稱為后來者優勢。所以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比發達國家快得多，而且發展中國家普遍的人口增長率也會比發達國家快。因此這兩項加起來，發展中國家有可能有兩倍、三倍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當然人口增長在發展中國家可以快一點，但是快不了多少，最重要的還是利用跟發達國家產業技術水平差距所賦予的后來者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發展快速的主要原因。

　　要判斷中國未來的增長潛力會有多大，最重要的不是看絕對收入水平，最重要的是要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為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代表平均的產業技術水平。固然德國在1971年、日本在1975年時人均GDP跟中國2019年處于14100美元的同一水平，可是德國在1971年時，它的人均GDP已經是美國的72.4%，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所以產業和技術與美國已經沒有多少差距，要經濟增長只能自己發明技術和產業。同樣，日本1975年的GDP是14，100美元左右，但是它的人均GDP已經是美國的69.7%，超過2/3，也是全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它的產業技術絕大多數已經在世界最前沿了，所以也沒有什么后來者優勢了。但是中國在2019年的時候人均GDP 14128美元，只有美國的22.6%，差距還非常大，代表產業和技術的差距還非常大，后來者優勢的潛力也就還非常大。

　　到底有多大？德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2%-23%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韓國則在1985年。德國1946年到1962年的16年間，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達到9.4%；日本從1956年到1972年連續16年，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到9.6%。韓國從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達到9%，而且，韓國在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時曾經經濟負增長。所以，從后來者優勢來看，即使2019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4128美元，到2035年還有9%的年均增長潛力。

　　關于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確實從第七次人口普查來看，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已經是一個事實。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國之外，人口老齡化都發生在發達國家，為什么出現人口老齡化的發達國家經濟表現都不好？前面談到，經濟增長來自于兩部分：一個是由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一個是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勞動力增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增長每年平均是2%，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增長是1%左右。所以發達國家一般的經濟增長速度在3%到3.5%之間。當發達國家出現人口老齡化，代表人口不增長，勞動力不增長。經濟增長靠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達到的就是2%。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從3%降到2%，下滑了30%多，給人家的感覺當然是經濟增長乏力，表現不好。

　　中國出現人口老齡化，同樣是人口不增長，勞動力不增長，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來快速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后來者優勢所給予的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到底有多大潛力？從前面講的德國、日本、韓國來看，德國從1946年到1962年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是9.4%，那段時間里的人口增長率是0.8%，這代表什么？靠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增長率平均每年是8.6%。日本從1956年到1972年，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6%，那段時間人口增長是一個百分點，所以靠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也是8.6%。韓國從1985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9%，而它在那段時間內的人口增長是0.9%，也就是靠勞動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增長速度平均每年是8.1%。所以，即使中國出現了人口老齡化，人口和勞動力不增長，從后來者優勢所可能帶來的勞動生產力水平的增長潛力應該不會低于8個百分點。這也就是這些年我在很多場合講“中國到2035年之前應該還有每年8%增長潛力”的一個主要依據。

　　后來者優勢有賴于我國從國外先進的國家引進比較先進的技術，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由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想圍堵中國，卡中國的脖子，會不會導致中國不能從國外引進技術呢？如果美國真的能夠把所有發達國家都聯合在一起，像對華為斷供那樣不把先進的技術設備賣給中國，我國就只能自己發明新技術，也就沒有后來者優勢。但是，國外那些先進的技術怎么來的？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如果成功了，可以賣給全世界，很賺錢；如果失敗了，血本無歸。這些高科技企業能有多大的利潤，決定于有多大的市場，如果市場越大利潤就越高，市場小的利潤就低，甚至會虧損。如果虧損或是利潤低，就沒有辦法繼續進行大量的研發投入，很可能就會失去技術的領先。所以能進入到世界大市場是這些高科技企業的生存之道，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一大市場，如果它的產品技術能賣給中國，企業就賺錢；如果不能賣給中國，那它就不賺錢。美國現在想圍堵中國，對中國斷供，也就是要那些高科技企業不把它的技術設備賣給中國，這是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的考慮，要企業來承擔成本，也就是政府出政策，企業買單。美國政府為了政治的霸權想這么做；企業從經濟利益來講是不愿意這么做的。現在大部分的高科技不只是美國有，其他發達國家像德國、法國、日本、韓國也都有。美國的企業可能不得不遵循美國政府的命令，但是德國的企業、法國的企業、瑞士的企業、日本的企業、韓國的企業為什么要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來維持美國的霸權？

　　實際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向特朗普就這么說，與拜登通了電話見了面也這么說，她想和美國及中國都維持好的關系，為了自己的企業，為了自己國家的發展，不能犧牲中國。甚至包括美國自己的企業也是同樣的情形，美國去年開始規定其企業對華為斷供芯片，最近，又允許高通把28納米以下芯片賣給華為，原因是高通為了自己的利潤和保持技術領先，不能失掉全世界對芯片使用最多的華為這家公司的市場。

　　所以，美國想聯合全世界其他發達國家來對中國斷供，以卡中國脖子的政策難于形成聯盟，中國對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來講是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市場是它的第一大市場，包括美國本身的企業，美國政府也很難強行推行這個政策。能夠真正對中國斷供，卡中國脖子的技術是只有美國有，其他國家都沒有的技術，這樣的技術非常少數。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技術我們可以引進以利用后來者優勢；對那極少數不能引進的技術，我相信只要中國利用新型舉國體制，短則1年2年，長則3年5年，中國一定可以突破。

　　比如說芯片是目前中國進口最多的高科技產品，芯片生產中一個很關鍵的技術就是光刻機，沒有光刻機就不可能制造芯片。現在世界最主要的光刻機企業是ASML，一家荷蘭公司，因為它有美國的技術，美國不讓它賣給中國。但是大家看到，ASML這家公司的CEO就說，如果美國禁止ASML把光刻機賣給中國，中國自己集中力量來攻關，三年以后中國就會突破了。而且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哪個技術中國突破了，中國能賣的價格會比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價格低很多，他基本就沒有這個市場了，所以他也希望能夠把光刻器賣給中國。我想這是普遍存在的情形，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最好能賣給我們，大家互利雙贏；如果不賣給我們，那我相信我們有能力自己來攻關。不過，這樣的情形應該還是極端少數的，對于絕大多數技術中國還是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來加速經濟增長。

　　后來者優勢所給予的經濟增長潛力是從供給側的技術可能性所做的判斷，實際能實現多少還要看國內國外的其他條件。我國現在追求的是高質量發長，要解決環境的問題，在國際上承諾要在2030年碳達標，2060年碳中和，也要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同時，在有些領域也必須用自己的創新來解決卡脖子的問題。所以在2035年之前，有8%的潛力未必需要用盡全力去得到8%的增長，但我個人認為，實現6%左右的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到2050年本世紀中葉的時候，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國應該還有6%的增長潛力，實現4%的增長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夠在2021年到2035年實現6%左右的增長，2036年到2050年實現4%左右的增長，那到了2050年、也就是本世紀中葉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美國的一半，到那時候中國的經濟規模會是美國的兩倍，三市五省的經濟總量跟人均收入水平、技術水平、產業水平可以達到美國同一水平，美國基本上就沒有卡中國脖子的可能性。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美國改變不了這個事實。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跟中國貿易得到的益處會比中國得到的好處多很多，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每年會對全世界貢獻30%以上。美國為了自己的就業，為了自己發展，必須要中國市場，世界就會回到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

　　三、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

　　對研究經濟學的、有興趣來學習新結構經濟學的同學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到底有什么含義呢？前面談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在整個20世紀在世界的占比只增加了3.4%，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增長快，人均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其實是在擴大的。可是前面談到發展中國家應該有后來者優勢，應該可以像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這樣，以發達國家兩倍三倍以上的速度增長，而縮小和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不能挖掘這個潛力？中國有句話，“思路決定出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思路是錯。發展中國家就像中國一樣，普遍有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定有道理，把這個道理學會，就可以用來改造自己的國家。發達國家也有這個心態，想用他們的理論來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一個有需求，一個有供給。

　　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紛紛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追求現代化。那時候從主流經濟學當中就分出了一個子學科，叫發展經濟學，目的是指導、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現在叫做結構主義。其看法是：發達國家為什么生活水平高？因為勞動生產率水平高；勞動生產率為什么水平高？因為他們有先進的產業。所以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有意愿去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但是實際上看到的是先進產業在發展中國家靠市場發展不起來。所以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就認為，發展中國家有一些像文化、傳統、習俗這種結構性的障礙，使得市場不能發揮動員資源配置資源去發展先進的產業的作用。

　　既然有市場失靈，就要國家發揮主導的作用，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先進的產業。過去先進產業的產品是進口的，現在他們想依靠國家政府的力量來發展這樣的產業，自己生產不進口，所以稱之為進口替代戰略。這種理論的出發點非常好，發展中國家按照這種理論去做政策，通常會有5年、10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等到把這種產業建立起來以后，經濟就停滯了，開始出現各種危機，擴大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到了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也都在進行由政府主導的改革和轉型。當時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有非常有效的市場。政府干預就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尋租腐敗。發展中國家確實到處都是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所以這個理論也非常有說服力。當時的建議就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去進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以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理論上也很有說服力，所以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遵循這種理論，結果普遍是經濟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按照主流的發展思路和轉型思路做政策的國家，基本上都失敗。在二戰后，只有少數幾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在東亞，經濟發展得非常好，縮小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上了發達國家。它們推行的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基本上都是錯誤的。例如，在上世紀50 、60年代的“東亞四小龍”不是用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先進的產業，而是出口導向，而是優先發展傳統的、小規模的能出口的制造業。當時這個政策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它們是二戰后眾多發展中經濟體里唯一趕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體。

　　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我國進行轉型時，當時的主流是新自由主義，主張采用休克療法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中國、越南、柬埔寨等轉型績效比較好，能夠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采取的政策不是休克療法，而是采取了像中國這種漸進的、雙軌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轉型方式。在80年代，這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是現在它們是發展最好的轉型中國家。

　　為什么根據主流理論來做政策不成功，成功的都不是根據主流理論呢？我們非常需要對現代經濟學進行反思。

　　在反思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時，我們應該了解提出理論、學習理論的目的是什么。理論是用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前面提到的這些主流理論，不管是結構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在幫助我們認識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很有力量。為什么發展中國家落后？因為沒有先進的產業。好像有道理。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全國上下盡了很大努力，但是經濟發展不好？因為沒有完善的市場，政府干預太多，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尋租腐敗。好像也很有道理。但是理論的目的不只是認識世界，理論的目的還在于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可是實際看到的情形是，按照主流理論去做政策的國家都失敗了，代表這些理論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的決定因素。只有能真正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因此，作為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為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應該自己來了解出現在我們自己國家的現象和問題背后的道理，提出自己的理論。

　　在提出新理論的時候，我倡導要回歸到亞當·斯密，但不是回歸到《國富論》里的那些理論觀點——市場非常重要，分工非常重要，政府應該少干預，讓市場發揮作用等等，而是要回歸到亞當·斯密研究問題的方法。亞當·斯密研究問題的方法就寫在書名上。《國富論》的全稱是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國民財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研究”。亞當·斯密根據他所看到的16、17世紀以來的歐洲，有些國家發展得比較好，國民財富增加比較快，有些發展比較差，國民財富增加比較慢的現象，去了解國民財富的本質是什么，決定因素是什么，形成了《國富論》里的各種理論觀點。發展中國家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跟發達國家的財富差距不斷縮小以趕上發達國家。我們就應該了解，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決定因素為何？發展中國家有什么條件讓它有可能比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我們就應該按照亞當·斯密這種方法自己來研究，而不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做研究。

　　經濟發展使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取決于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怎么樣才能讓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那就要現有產業使用的技術越來越好，要有技術創新，要有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可以把勞動力從附加值低的產業配置到附加值高的產業，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才能夠提高。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要有一定硬的基礎設施，像電力供給、道路來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成為可能，也要有合適的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來降低交易成本，技術和產業所蘊含的生產力才能夠釋放出來。這是經濟發展的過程。

　　什么因素決定了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產業為什么都是資本很密集的，技術很先進的；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都是土地很密集，勞動非常密集？其實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要素稟賦不一樣，發達國家必然是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發展中國家正好相反，一定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或是自然資源相對豐富。所以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就應該從決定這些產業和技術水平不同的決定因素出發，這個決定因素就是要素稟賦。

　　為什么要素稟賦很重要？因為要素稟賦會決定什么樣的產業和技術具有比較優勢。如果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要素的生產成本會低。當然，也必須有合適的基礎設施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交易費用才會低。如果能夠在經濟發展的時候，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并且提供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經濟就有最大的競爭力，就能夠創造剩余，積累資本，比較優勢變化為資本更密集的產業，資本更密集的技術，這樣的生產率水平和收入水平就能夠提高。

　　所以經濟要發展，必須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在世界前沿之內，可以從發達國家引進、消化、吸收，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因而具有后來者優勢。所以，在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以后，我們可以從要素稟賦結構為分析的起點來構建一個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經濟怎樣發展會更好的理論。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就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能夠比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發展的速度更快；如果不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想直接去發展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就不能夠發揮后來者優勢，而且，企業會沒有自生能力，需要國家的保護補貼才能生存，會帶來資源配置錯誤、尋租腐敗，經濟發展效率低下。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要是經濟學家的語言，要讓企業家自發地按照比較優勢來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必須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能夠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這樣的價格體系只有在競爭性的市場才能夠存在。所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一個制度前提就是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市場。但經濟發展不是靜態的資源配置，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需要解決先行者的外部性補償的問題，同時產業升級后要有競爭力，必須解決完善軟硬基礎設施的協調問題，外部性和協調是需要政府來幫助解決的市場失靈問題。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也要有有為的政府。

　　從上述視角可以了解結構主義所以失敗是沒有認識到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其產業和技術結構是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建議發展中國家去發展先進的產業出發點很好，但這樣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當然就發展不好。“四小龍”為什么發展得好？它開始時發展小規模的勞動密集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在政府發揮有為作用的幫助下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力就會積累資本，在產業升級時能夠利用好后來者優勢，所以經濟發展快。從這個視角看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道理也很清楚，因為新自由主義沒認識到，這些轉型中國家存在著大量扭曲，這些扭曲是保護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先進產業的需要。如果把那些扭曲一下子都取消掉，這些產業都破產，必然會有大量失業，造成政治不穩定。當中有些軍工產業跟國防安全有關，有些產業像電力、電信跟經濟運行有關，不能讓它倒閉，私有化以后還要大量補貼，結果可能更沒效率。中國、越南、柬埔寨為什么能夠在轉型中維持穩定、快速發展呢？“老人老辦法”，對舊的產業繼續給予必要的補貼，維持穩定。“新人新辦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允許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進入，而且還積極因勢利導，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來解決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問題，所以很快就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實現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好了，資本增加了，產業升級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并且這種快速發展會大量積累資本，慢慢地把原來的資本密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了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有了自生能力，就不用給予保護補貼，可以把原來的保護補貼取消掉，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所以，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主要是沒有認識到扭曲的內生性。

　　新結構經濟學的提出起始于發展與轉型問題的研究，但是，當考慮到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稟賦結構不同，必然帶來產業技術和各種軟硬基礎設施的結構的不同。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由于過去政策的失誤可能會造成很多扭曲，扭曲都會有代價，最終需要解決。但是那些扭曲也是內生的，解決扭曲之前，必須把造成扭曲的原因想清楚，創造條件，把扭曲的原因消除掉，轉型才會成功。

　　并且，把結構引進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以后，會發現實際上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不管是宏觀、貨幣、財政、金融、產業組織、國際貿易、資源環境、勞動力市場、區域經濟等等，都來自于發達國家，必然以發達國家發展階段和相應的各種結構作為理論的暗含前提。可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和發達國家不一樣，存在內生的結構差異性，就會造成經濟運行的許多特殊性。比如說經濟要發展需要創新，對發達國家來講，創新就等于發明；對發展中國家，創新可以是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方式不同，發達國家創新的成功條件跟發展中國家創新的成功條件是不一樣的。所以實際上，當我們把這種結構的差異性引進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以后，不僅對發展經濟學、轉型經濟學會有新的見解，并且對關系到經濟運行的主流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都會有很多新的見解，這些新見解都是理論創新的機會。

　　四、結語

　　我相信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我最早是在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時提出這個論斷。我當時為什么認為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經濟學的發展史，從亞當·斯密一直到1930年代的凱恩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其他地方的人有，但是非常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到現在，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為什么會是這樣？實際上，按前面談到，想清楚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就不難理解。任何理論在本質上都是一個用來認識世界或解決問題的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既然是簡單的邏輯體系，一個理論重要不重要就不決定于理論的邏輯，而決定于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現象或重要的問題？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和問題就是重要的現象和問題。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的時候，英國是當時歐洲最強的國家，并且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引領了全世界的經濟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它的經濟地位逐漸被美國取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變成世界最大最強的國家。當英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英國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現象和問題。同樣，當美國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時候，美國的現象和問題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現象和問題。在認識現象和問題時，近水樓臺先得月，所以當英國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時候，世界上大師級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來自于英國；當美國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時候，世界上絕大多數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來自于美國。前面談到，到本世紀中葉的時候，中國會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中國的現象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現象，中國的問題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提出認識中國的現象或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創新，就會是對世界上經濟學的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創新。

　　所以，世界經濟中心會隨著經濟發展轉移到中國來。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抓住這個機會。但是，要抓住這個機會，必須改變當前中國經濟學界通行的研究方式。現在大家學的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做研究時普遍是以發達國家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或者是以中國的資料來檢驗發達國家的理論，這樣做的研究固然能夠發表，但是對理論創新沒有貢獻。要對理論創新有貢獻，就必須了解我們自己的現象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不是根據發達國家理論來看中國的現象。

　　認識中國的現象時要知道，由于發展階段不同，中國經濟的各種結構很可能會跟發達國家有差異，這種差異是內生的。同時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也必然有很多扭曲，這種扭曲也是內生的。現代發達國家的理論基本上不重視這種結構的差異性和內生性，只要看到跟發達國家有不同就認為是扭曲，他們也不了解許多扭曲也是內生的。同時由于內生結構的差異性和扭曲性，不管是貨幣、財政、金融、貿易等等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都會有內生的不同。從要素稟賦結構出發來認識一個經濟體中的結構、扭曲和經濟運行的三個內生性就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的研究視角。這樣的研究實際上是對以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暗含結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場結構革命。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在世界地位的提高，這樣的研究所帶來的理論創新在世界上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大。

　　近水樓臺先得月，這場革命來自于中國，參加夏令營的各位同學目前應該是20歲不到或者20歲左右，到2050年的時候，各位是50歲左右，正好是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歲月。我很高興你們認識到新結構經濟學，也愿意來學習新結構經濟學，一起加入新結構經濟學這個大家庭，來推動新結構經濟學這個來自中國的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我相信這個理論創新會給各位帶來很多好的發表的機會，成為好的經濟學家，甚至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并且，前面談到，現在學習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發展中國家按照那樣的理論去做政策，沒有發展成功的，因為現在的這些經濟學理論忽視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各種結構、扭曲和運行的內生性問題。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從各自國家在任何一個時點上給定、隨時間可變的要素稟賦結構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來內生各種結構、扭曲和運行，提出的理論對于幫助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會比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更有力，能夠更好地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與我國一樣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消除貧困，實現繁榮，趕上發達國家。所以，學習深化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不僅可以貢獻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可以貢獻于共享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好，我就報告到這里，歡迎各位來參加夏令營，也非常高興有機會跟各位交流，來學習新結構經濟學給我們帶來的機遇。期盼與各位共同抓住這個機遇，謝謝！

　　（本文系作者2021年7月1日在第八屆新結構經濟學優秀學子夏令營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