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自去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七八個月間，中國商界尤其是互聯網平臺、教培等領域的變化，不可謂不劇烈。很多朋友也問我，對這些問題怎么看。

　　關于資本，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梳理這一概念的歷史時，引用過14到15世紀的布道詞中的說法，“這種繁衍不息的賺錢手段，我們通常稱之為資本”。資本天然具有擴張性，追求的是繁衍不息。

　　資本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可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中國經濟中，資本自有一席之地。資本市場也是要素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對企業界的朋友們說，現在反的是壟斷，不是資本；防止的是資本無序擴張，不是資本有序擴張和健康發展。

　　那么壟斷該不該反？資本有沒有無序擴張的問題？問問消費者、上下游、競爭對手等等，肯定是有的。個別企業的囂張甚至有些忍無可忍。

　　并不是不支持資本，創新資本、生產性資本、良心資本、有責任的資本、環境友好型和社會友好型的資本，并沒有感到什么束縛。

　　科創板從提出到設立，只用了9個多月，到現在已經有300多家上市交易，有的連收入都沒有，也可以上市。2018年，寧德時代在A股IPO，從招股書披露到IPO成功過會，僅用時24天，成為繼工業富聯（36天）和藥明康德（50天）后，又一快速上會的A股制造業龍頭。以市值計，寧德時代創始人曾毓群的最新財富已經超過了馬化騰和馬云，但沒有聽到過誰說應該抑制。

　　但某些資本，確實遇到了天花板。

　　客觀地說，互聯網平臺的創業者，基本都是在陽光下白手起家，和權力資本、尋租套利型資本有著根本區別，并不屬于被抑制的對象。但他們有沒有值得反思、自省的問題呢？

　　這里不談具體的現象，僅僅談一下互聯網平臺對外部的態度問題。

　　不止一位從跨國公司跳到互聯網平臺的職業經理人對我說，這里的激情、靈活、創新、激勵，讓人印象深刻，“但有些說法，聽了內心也常常不安，比如‘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創新都是從打破條條框框開始的’。似乎現有的管制都是落后的，所以打破它乃是一種光榮。這些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久而久之，企業會形成一種文化，提到監管就看不慣，內心抵制，該遵循的也不以為然，這就會埋下隱患。”

　　也有政府官員告訴我，某某互聯網平臺存在違規，被政府約談。“約談時，他們承諾的很好，保證如何如何改進。但一回去，還是按原來的路子走，甚至給上面的部門寫材料，說地方政府阻礙他們創業、創新，不支持新生事物發展。難道支持新生事物就是他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把現有秩序都打破，一地雞毛都由我們收拾，還要落個‘僵化落后’的名聲。”

　　還有投資者說，他們入股某平臺時，曾經提出如何保證合規的問題。但平臺的回答是：“我們有關系，不會真的揪住不放的。再說，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

　　這些資本，如果早一點覺悟，多一些謙卑，可能不會是今天的結局。

　　新華社前幾天針對股市波動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無論是針對平臺經濟還是校外培訓機構，這些監管政策，并非是針對相關行業的限制和打壓，而是“促進行業規范健康發展、維護網絡數據安全和保障社會民生的重要舉措”。

　　互聯網經濟是中國過去十幾、二十年發展的亮點，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對中國經濟善莫大焉。新一代互聯網企業家的廣闊視野、創新實踐、學習能力，也豐富了整個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內涵。

　　過去這些年，基于商業史研究，我一直在呼吁，互聯網公司不僅要有創新的擴張，也要有謙卑的自覺，有在行業競爭中更為友好與負責的態度，有對企業和社會關系的恰當理解。

　　我在之前寫的不少文章中，都講到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前20年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場運動標志著“自由的資本主義”轉變為“有管理的資本主義”。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是進步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改革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打擊由少數金融和工業大亨制造的壟斷，二是擴大政府對經濟和生活的調控權，三是對自然資源與環境的保護。

　　在他任內，數十家托拉斯企業被訴訟，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煙草托拉斯等等。他被稱為“托拉斯爆破手”，也被認為是“全面理解自然資源保護問題的第一人”。

　　西奧多·羅斯福認為，國家的危害，一是暴民，二是胡作非為的大財主。1902年，他下令總檢察長對北方證券公司提出起訴，最高法院最終以5票對4票的裁決支持了聯邦政府。華爾街為之震動。1903年，聯邦政府設立“商業和勞工部”，其中有一個公司局，專門負責調查各州際公司的經營和行為。

　　西奧多·羅斯福說：“集權化已經出現在企業中，如果為了公眾的利益想要控制這些不負責任的外在權力，那么只有一種辦法能夠控制它，即把充分的控制權給予一個有能力運用這種權力的主權體——聯邦政府。”

　　政府調控權擴大的首次突破，是把監督范圍擴大到勞資關系方面。

　　1902年5月，美國爆發無煙煤礦工人大罷工，要求解決過冬取暖問題。過去，政府很少出面干預勞資雙方矛盾。但西奧多·羅斯福打破常規，出面調停。當煤礦主要求政府動用軍隊迫使工人停止罷工時，被激怒的西奧多·羅斯福說，他準備動用軍隊去剝奪煤礦主的所有權，然后由軍隊來生產無煙煤。最后資方同意和解。

　　上述例子說明，一國的經濟，不可能離開政府有形的手。只是在不同發展階段，政府之手用的多還是用的少、用的好還是用的不好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里根推行以減稅和放松管制為標志的經濟改革，曾說“政府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以說明政府干預的危害。但事實上，美國從建國開始，就一直有各種各樣的政府干預，如“國父”之一的漢密爾頓在《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一口氣提出了十幾項干預措施：對作為國內物品競爭對手的國外產品征收，禁止進口來自競爭對手的物品（或者征收能達成相同效果的關稅），禁止原材料出口，出口獎勵，原材料關稅豁免，原材料退稅，對國內新想法和新發現以及機器引入等進行鼓勵，等等。

　　市場和政府都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各自都有各自的問題，這才是歷史告訴我們的真實。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歷史上美國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不是為了消滅資本，而是對個別資本無限制地獲取財富的手段和程度有所制約，反對其危害社會的短期行為，以維護整體企業活動的正常環境。

　　進步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拉福萊特曾說，資本主義如果不加制約，是肯定要自殺的，并且會使民主制為之陪葬。

　　西奧多·羅斯福說：“我但愿資本家們將來會明白，我正在倡導的一切……實際都是為了財產的利益， 因為這將使之免受革命的威脅。”

　　進步主義改革基本完成后，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說：“道路已清楚而穩固地擺在企業界面前。這是一條在行走時毋須擔憂、沒有難關的道路。”

　　在談了對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理解后，我想說的是，無論是從解決眼前經濟復蘇還不穩定的角度，還是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角度，我們還需要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鼓勵創新資本的發展，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

　　從我的研究看，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強國的發展驅動力不是多元支撐的。我們既需要“凱恩斯式動力”，即發揮政府在擴大需求方面的作用；更需要“熊彼特式動力”，即發揮創業者活力和企業家精神。

　　坦率地說，我也擔心，對某些行業、某些資本的重拳出擊，會不會影響到更多行業、更多資本的創造積極性。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7月27日在全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高峰論壇上說，企業家精神就像魚一樣，水溫合適，魚就會游過來。

　　水溫的變化，水的含氧量的變化，魚是最敏感的。營商環境、制度因素對企業家的影響也是如此。企業家當然希望，這種影響更多地是發動因素，而不是限制因素。這也是我近期和很多企業家交流時他們的心聲。

　　今天要反對資本無序擴張，但也要意識到，對一些互聯網平臺的整頓，目的是為了它們更好發展，互聯網產業對中國的正面貢獻還是主流；同時，還要把個別金融化程度過高、高杠桿盲目擴張的企業的問題，和廣大民營企業的正常發展需要區別開來。廣大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仍非常需要陽光雨露。

　　從2013年到2020年，中國平均每年新增市場主體超過千萬戶，市場主體總數由2012年的近5500萬戶，增加到今年4月的1.43億戶，活躍度在70%左右。量大面廣的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提供了85%的城鎮就業崗位。

　　新設市場主體也已是國家的重要稅源。2013年，全國新辦涉稅市場主體當年納稅1600億元，到2020年，近幾年累計新辦涉稅市場主體的納稅額達到3.82萬億元，超過2020年全國稅收收入的1/4，也超過當年的新增減稅降費規模。

　　這說明，主要是民營成分的廣大市場主體，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全社會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支持他們的發展。

　　上周我和一個投資者交流。他2016年起響應發展實體經濟的號召，把大量資金投入先進制造業，引進國外一流設備，生產的零部件被多家知名汽車廠商所用，總投資超過10億，但銀行貸款總額只有3000萬。他說：“如果還是做投資，輕輕松松可以賺很多錢。但做實體經濟，會有各種想不到的約束。我把產品訂單拿給銀行看，也不給貸款，就因為是民企，銀行怕擔責。相反，有些國企、央企的信用貸款利率只有4%多一點，一轉手貸給供應鏈上的企業，7%、8%的利率，做資金生意就能賺很多錢。”

　　近年來中央一直強調，保障民營企業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進一步放寬民營企業市場準入，破除招投標等領域各種壁壘；創新金融支持民營企業政策工具，對民營企業信用評級、發債一視同仁，降低綜合融資成本；完善促進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的政策體系，加大稅費優惠和信貸支持力度；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業賬款長效機制。等等。但在實踐中，民企還是有不少辛酸淚，無奈之舉。

　　盡管民企這些年有長足發展，但和央企、國企比，在大部分領域，規模還不在一個層次上。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國大陸（含香港）上榜企業有124家，其中由國務院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央企為48家，地方國資委出資企業32家，財政部門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企業有12家（主要是金融企業），合計為92家。相比起來，能躋身世界500強的民企并不多，其中的幾家房地產企業現在也面臨著各種嚴峻考驗。

　　因為是這樣的情況，有這樣的境遇，盡管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和廣大民企扯不上關系，但他們多多少少還是有連帶感，擔心政策風向有變，心里忐忑不安。

　　劉鶴在7月27日的講話中特別指出，“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系，目的是保護公平競爭，促進資本健康有序發展，保護消費者利益，更好服務于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客觀上也為廣大中小企業創造了良好發展環境”。

　　這些話，是讓廣大中小企業安心。

　　他還說，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不會改變，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不會改變，希望廣大企業家們把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冷靜分析形勢，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堅持專業深化，戰勝各種挑戰，努力開拓創新，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言之諄諄，希望企業家們放心，冷靜。

　　我在最近和企業家交流時，發現除了中美關系，他們特別關心三個問題：中國經濟向何處去？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向何處去？這些方向性問題對自己意味著什么？

　　我覺得這些答案，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綱要”）中都可以找到——

　　1、“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可見，還是要發展，但是是新發展，提升質量效益的發展，健康發展。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公平競爭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

　　可見，還是要建設市場經濟體制，增強市場主體活力。

　　3、“依法保護企業家的財產權和創新收益。”“健全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

　　可見，還是要鼓勵、支持企業家和民營企業。

　　當前中國的確在發生很多變化，但社會的主要矛盾，還是十九大報告所說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至于企業家向何處去？民營企業向何處去？綱要中專門有一節，“促進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

　　“鼓勵民營企業改革創新，提升經營能力和管理水平。引導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支持民營企業開展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參與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攻關。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機制。推動民營企業守法合規經營，鼓勵民營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參與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弘揚企業家精神，實施年輕一代民營企業家健康成長促進計劃。”

　　建議廣大企業家和民營企業對照這些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鏡自照，自我超越。

　　也希望各級政府，根據綱要中“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這一節，將心比心，真正落實。

　　對于社會來說，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要講求理性、中和、善意、多助、少咒。

　　有資本的謙卑化，政府的法治化，社會的理性化，則中國經濟會在新的歷史階段，達到新的建設性平衡與創新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