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任澤平團隊

　　導讀

　　中美的差距有多大？體現在哪些方面？我們將從經濟、科技、軍事、教育、營商、民生等各領域全面對比中美實力。本文從經濟實力方面客觀分析中美差距，肯定進步，正視問題。

　　摘要

　　四十年來，受益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占全球經濟份額超17%，中美GDP之比上升到70%。第一，1978-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從不到1500億美元增長至14.7萬億美元，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與美國GDP之比從6.3%上升到70%，占全球經濟規模比重從1.8%增長到1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從3%增長至約32.4%。四十年年均實際增速為9.5%，同期美國和日本僅為2.5%和1.7%。如果中國按照5%左右的增速增長，預計到2030年前后，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二，工農業生產能力快速發展，資源從短缺到豐富。1978-2020年，糧食總產量翻一番，工業增加值增長了174倍，工業增加值為全球第一。鐵路、公路里程分別增長2.7倍和5.6倍，其中高鐵占世界高鐵總量2/3以上，建成全球最大移動互聯網。第三，貨物貿易居全球第一，占全球12.8%。2020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443.7億美元，較1983年增加156.6倍。第四，外匯儲備連續十三年全球第一。第五，城鎮化率突破60%，進入城市群都市圈發展階段。四十年來，就業規模增長超3億，從第一產業持續向二三產業轉移，但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仍高于第一產業占GDP比重15.9個百分點。

　　同時，我們要正視不足，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6%，在生產效率差、產業結構、金融發達程度、城市化水平、企業競爭力、科技教育文化、居民生活等方面與美國比仍有較大差距及發展空間。第一，中國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的16%。第二，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美國的43%和12%，每單位能耗創造的GDP低于美國和世界平均水平。第三，消費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度上升，但投資仍占較大比例，美國為消費驅動型經濟。第四，中國第三產業低于美國27個百分點，但金融業占比與美國基本持平。農業占比偏高，但效率偏低，我國廣義糧食自給率84%低于美國的131%。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整體低于美國，但高技術行業產能利用率高于美國。第五，雖然貨物貿易全球第一，但是服務貿易仍是逆差。2019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2178億美元，其中對美服務貿易逆差據美方統計為364億美元，相當于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的14.8%。第六，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中國金融自由度全球排名靠后，貨幣超發嚴重，股票市值約為美國的20.8%，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高達59.5%，人民幣占比僅為2.5%。第七，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數量比美國多8家，但國企多民企少，集中在資源壟斷性行業及金融部門，美國在IT科技生命健康領域上榜企業較多。第八，中國城市化率低于美國23個百分點，城市圈（群）的集聚效應低于美國。第九，中國耕地和水資源低于美國，能源自給率逐年下滑，能源進口占比約為美國的2倍。我國耕地面積為美國的78%，人均耕地面積為美國的19%，人均可再生水資源為美國的23%。原油產量及自給率僅相當于美國的1/3和1/2

　　在看到成就和差距的同時，我們要清醒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優勢，只要下決心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每年大學畢業生近900萬，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中國的新經濟迅速崛起，獨角獸數量僅次于美國；中國GDP增速6%以上，是美國的2-3倍；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新周期，釋放巨大活力。

　　中國必須立足于國情，客觀、理性地看待與美國的差距，大力度推進改革開放，提高綜合國力。六大改革建議：1）大力推進“新基建”，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2）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3）建立高質量發展的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試點，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4）全面放開汽車、金融、石油、電力等行業管制，競爭中性，調動企業家積極性。5）以中美貿易談判為契機，降低關稅、放開行業投資限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推動建立中美自貿區，調動外資積極性。6）大規模減稅降費，從碎片化、特惠式減稅轉向一攬子、普惠式減稅。7）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減少行政干預的同時加強法治監管，鼓勵并購重組，推動以信息披露、嚴懲重罰、退市制度等為核心的注冊制，調動新經濟和PE/VC/風投的積極性。8）建立居住導向的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健。

　　正文

　　1．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

　　四十年來，受益于改革開放，中國在各方面取得巨大進步，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份額不斷擴大，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窄，在產業結構、貿易、企業競爭力以及城鎮化進程方面發展迅速。

　　1.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年均復合實際增速達14.1%，GDP總量占全球比重已超17%，相當于美國的70%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總量從不到4000億增長至101.6萬億，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1978年中國GDP僅3679億元，2020年GDP為約101.6萬億元，增長約275倍，年均名義增速為14.3%；實際增長39倍，年均實際增速為9.4%。以美元現價計價，1978年中國GDP為1495億美元，2020年為14.7萬億美元，年均增速為11.6%，而同期美國和日本為5.3%和4.0%。從世界排名看，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11位，此后于2005年超過法國，2006年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占比看，1978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比重為1.8%，2020年占超17%。

　　中國與美國GDP規模差距快速縮小，相當于美國的70%，預計2030年中國GDP總量趕超美國。2020年中國經濟規模達14.7萬億美元，經濟增速2.3%，占世界生產總值的17%。美國經濟規模為20.9萬億美元，經濟增速-3.5%，占世界生產總值的24%。如果中國按照5%左右的增速增長，預計到2030年前后，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經濟規模已為全球第一。2017年中國經濟規模（基于購買力平價）為20萬億國際元，首次超過美國，2019年達到23.5萬億國際元，美國為21.4萬億國際元，兩者差距在持續擴大。

　　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從1978年的3%上升至2019年的32.4%，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中國2020年經濟增量0.4萬億美元，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經濟結構繼續優化，第三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引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提高。從產業看，1978年第一、二、三產業分別占GDP的27.7%、47.7%和24.6%，分別拉動GDP增長1.1、7.2和3.3個百分點；2020年三大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7.7%、37.8%和54.5%，分別拉動GDP增長0.23、1.96和3.81個百分點；2020年第三產業占比較1978年上升29.9個百分點，對經濟的貢獻率提高38.9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轉向更多依靠第三產業帶動。從最終需求看，1978年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38.7%、66.7%和-5.4%，分別拉動GDP4.5、7.8和-0.6個百分點；2019年，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8.6%、28.9%和12.6%，分別拉動GDP3.5、1.7和0.8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度大幅提高。

　　1.2  工農業生產能力快速發展，資源從短缺到豐富

　　農業和工業生產能力不斷提升，基礎設施體系建設跨越式發展，物質從短缺到豐富。農業方面，2020年中國糧食總產量66949萬噸（1.3萬億斤），較1978年翻一番；工業方面，2020年全國工業增加值31.3萬億元，較1978年增長了174倍；鋼材、水泥和天然氣等工業品產量分別增長49.1、32.9和10.7倍；汽車產量接近2800萬輛，增長超過180倍。從國際比較看，粗鋼、煤、發電量、水泥、化肥產量分別由1978年的世界第5位、第3位、第7位、第4位、第3位躍居2016年的世界第一；原油產量由第8位上升到第5位。空調、冰箱、彩電、洗衣機、微型計算機、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一大批家電通信產品產量均居世界首位。交通運輸建設方面，2020年7月底中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4.1萬公里，是1978年的2.7倍，其中高速鐵路（2020年底）達到3.79萬公里，占世界高鐵總量2/3以上。2019年底中國公路里程為501萬公里，是1978的5.6倍。2018年航空運輸量23324百萬噸公里，約相當于日本的2倍和美國的56%。郵電通信方面，2018年移動電話普及率上升至112.2部/百人，建成全球最大移動互聯網，移動寬帶用戶達13.0億戶。

　　1.3  貨物貿易居全球第一，占全球12.8%

　　改革開放4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223倍，總額居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常年保持順差。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僅為206億美元，占國際市場份額僅為0.8%，位居世界第29位。隨著國內生產能力和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國貨物貿易規模相繼超越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202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4.6萬億美元，較1978年增長223倍，年均增速14.1%；2020年進出口貨物貿易額占全球約12.8%，居全球第一。中國貨物進口金額20556億美元，順差為5350.4億美元。2020年服務進出口總額約7850億美元，貿易逆差2178億美元。

　　中美兩國對進出口的依存度均有下降，中國下降幅度更大。中國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自1978年尤其是2000年加入WTO以來，快速提高，在2006年達到最高點64.2%，其后持續下降，2020年為31.6%，進出口依存度下降，較最高點下降了30多個百分點。中國貨物貿易順差整體持續擴大，凈出口/GDP在2007年達到7.5%后下行，2020年為3.7%。美國進出口總額/GDP持續增加，到2011年達到最高點30.9%，近年來有所下降，2020年為23.6%。美國凈出口在1971年首次轉負后，除80年代末因日美貿易戰而有所緩和外，大部分年份均為負數，在2006年凈出口/GDP達到-5.5%，其后逆差縮窄，2020年為-3.2%。中美貿易戰并未爆發在美國逆差最嚴重的2006年前后，而在縮窄的2018年，可見縮減貿易逆差只是美方發起貿易戰的借口。

　　1.4 外匯儲備連續十三年全球第一

　　外匯儲備大幅增長，中國從外匯短缺國轉變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僅1.67億美元，居世界第38位。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持續提高，我國經常項目盈余迅速積累，吸引外資持續增加，2006年我國外匯儲備突破1萬億美元，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20年年末我國外匯儲備3.22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位。

　　1.5  城鎮化率突破60%，進入城市群都市圈發展階段

　　四十年來就業規模增長超3億，從第一產業持續向二三產業轉移，但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仍高于第一產業占GDP比重15.9個百分點。1978-2020年，中國就業人員從40152萬人增加到75046萬人，年均增加831萬人。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逐漸成為吸納就業的主渠道。1978年，中國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占比分別為70.5%、17.3%和12.2%，農業是勞動者就業的主要部門；截至2020年末，全國三次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分別為23.6%、28.7%和47.1%，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下降46.9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分別上升11.4和34.9個百分點。但是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仍大幅高于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還將持續。

　　城鎮化率穩步提高，進入城市群都市圈發展階段。四十年來，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快速增至8.3億，凈增加6.6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至60%以上，提高42個百分點。2019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4.4%，與總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縮小至16.2個百分點。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五大發展目標；2019年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指導培育現代化都市圈；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確立都市圈城市群發展模式，城鎮化進程將加速推進。

　　2． 中國在人均GDP、生產效率、產業結構、企業競爭力、金融自由度、城市化水平等方面與美國比仍有差距

　　中國當前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的GDP規模差距不斷縮窄，但仍未改變“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的基本現狀。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6%，在生產效率、產業結構、金融發達程度、城市化水平、企業競爭力等方面與美國比仍有較大差距及發展空間。中國必須立足于國情，客觀、理性地看待與美國的差距，大力度推進改革開放，提高綜合國力。

　　2.1  人均GDP：差距巨大，中國僅為美國的16%

　　中美人均GDP差距巨大。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0217美元，美國人均GDP為65298美元，中國僅相當于美國的16%。發達國家門檻是4萬美元，人均GDP從8千美元到4萬美元，美國用時約29年，日本用時32年，德國用時30年。根據普華永道和世界銀行的估算，中國在2050年人均GDP為3.73萬美元，美國為8.78萬美元，屆時差距仍然巨大。按照十九大的規劃，中國未來三十年發展藍圖：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2.2  經濟產出效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均不及美國，每單位能耗創造的GDP低于美國和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增長階段，更加依賴全要素生產率，但我國經濟產出效率仍大幅低于美國。2014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PPP計價）為美國的43%；2018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為1.4萬美元，美國11.3萬美元，中國約為美國的12%。 

　　中國GDP的創造效率低于美國和世界平均水平，能耗大，在主要大國中僅高于俄羅斯。2014年，我國每單位能耗創造的GDP為5.7美元/千克油當量，美國為7.46美元/千克油當量，世界平均水平為7.9美元/千克油當量。

　　2.3  投資與消費：消費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度上升，但投資仍占較大比例；美國為典型的個人消費驅動型經濟

　　按照支出法，2020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為38%，低于美國的70%；中國最終消費支出（2019）占GDP的55.4%，投資占比依然較高。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始終沒有得到顯著提升，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一直處于偏低水平，特別是2000—2010年間，居民消費率從46.7%持續下滑至35.6%的歷史低點。2010年后雖然有所回升但仍然處于相對低位，2020年為38%。同期美國的居民消費率高達70%。即使與經濟發展處于相似階段的國家和地區比，中國的居民消費率也明顯偏低，2017年金磚國家（不包括中國）居民消費率平均為64%，高出中國26個百分點。

　　近期在居民杠桿過高、房價高企、經濟形勢下行、財富效應消失的背景下，居民消費降級，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提高民生社保財政支出解除后顧之憂、通過政府再分配降低收入差距、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和競爭增加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促進居民消費。2019年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占比為43.1%，對投資依然高度依賴，推升杠桿率上升；美國的私人投資占比17.2%。

　　2.4  產業結構：中國第三產業低于美國27個百分點

　　中國第三產業占比低于美國27個百分點，美國服務業占絕對主導。2020年我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7.7%、37.8%和54.5%，2020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比為0.8%、17.7%和81.5%。從勞動力分布看，2020年中國三大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為23.6%、28.7%和47.1%；美國三大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為1.3%、19.7%和79%。 

　　農業方面，中國第一產業效率偏低，機械化、規模化程度偏低，更多依靠化肥。中國大豆、玉米的單產和總產量遠低于美國。我國廣義糧食自給率84%低于美國的131%。第一，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7年我國玉米和大豆的單產均為美國的56%。第二，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數據，2016年我國玉米產量2.3億噸，美國為3.8億噸，中國產量相當于美國的60%；大豆產量1196萬噸，僅相當于美國的10%。第三，就糧食自給率而言，2016年我國狹義糧食自給率為95.4%，美國為121%；我國廣義糧食自給率為83.9%，美國為131.2%。中國為糧食凈進口國，美國為糧食凈出口國。第四，中國每公頃耕地消費的化肥為美國的3.7倍，每100公頃耕地的拖拉機臺數為美國的3倍。

　　中國高端服務業出口占比低于美國。2015年中國高端服務（含旅游、知識產權、金融保險和通信信息服務）出口占比為34.6%，比美國低近30個百分點。2017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為41452億美元，占GDP的33.8%，制造業增加值為35932億美元，占GDP的29.3%；美國工業增加值28692億美元，占GDP的14.8%，制造業增加值為22443億美元，占GDP的11.6%。

　　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整體低于美國，2017年因國內去產能而略高于美國。2013年以來，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整體上低于美國，但去產能取得進展，2019年末產能利用率達到77.5%，高于美國的76.6%。分行業來看，中國在采礦以及金屬冶煉等方面較弱，中國采礦業產能利用率為75.1%，美國為83.7%；中國非金屬礦物制品產能利用率為71.2%，美國為69.7%。

　　中國金融業占比與美國基本持平，房地產業占比約為美國的一半。2018年，中國金融業占GDP的7.7%；美國金融保險業占GDP的7.4%。中國、美國的房地產及租賃業占GDP比重分別為9.3%和13.3%；其中，中國、美國房地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6.7%和12.2%。

　　2.5 國際貿易：中國的服務貿易為逆差，美國服務貿易順差

　　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美國服務貿易順差。2019年中國服務出口金額2836億美元，進口金額5014億美元，貿易逆差為2178億美元；美國服務出口金額為7056億美元，進口金額為4603億美元，貿易順差2453億美元，其中，對華服務貿易順差364億美元。

　　2.6  金融：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中國金融自由度全球排名靠后，貨幣超發嚴重，股票市值約為美國的1/6，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高達61.7%

　　中國以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為主，風險偏好低，傾向于向國企、傳統低風險行業放貸；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風險投資發達，有利于推動實體經濟和高科技的創新。2017年中國間接融資占比75%，直接融資占比25%；美國直接融資占比達到80%，間接融資約占20%。

　　中國金融業深化程度不夠，自由度偏低，對外開放程度不夠。根據美國傳統基金協會2017年公布的金融自由度指數，中國金融自由度為20，全球排名120位，美國金融自由度為70，全球排名20位。

　　中國M2/GDP比重為美國的2.3倍，貨幣大量超發。2020年底中國貨幣供應量（M2）為219萬億元，占GDP比重215%；美國貨幣供應量為19萬億美元，占GDP比重92%。

　　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較晚，滬深兩市總市值僅占美股的20.8%。2020年底滬深兩市總市值11.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為78.6%；美股總市值已達55.9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為267.5%。滬深兩市上市公司超4100家，美股上市公司總數7679家。從股票發行與退市制度看，中國實行IPO審批制，公司上市程序復雜、用時較長，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充分；美國實行注冊制，通過發行人和投資者的價格博弈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從投資結構看，中國股市由個人投資者主導，中小投資者（證券賬戶資產量低于50萬元）占比75.1%，羊群效應和非理性特征明顯；美國股市由機構投資者主導，側重長期價值投資。從股指行情看，A股表現出牛短熊長特征，上證綜指在經過幾輪暴漲暴跌后長期趨勢并不明顯；美國表現出“慢牛行情”，長期呈上漲趨勢，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股市換手率為197%，美國股市換手率為116%。分行業看，中國各行業市值均低于美國，但材料、工業、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相對市值較高，電信業務市值與美國差距較大。

　　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高達59%，人民幣占比僅為2.3%。2017年中國IMF投票權份額6.09%，美國為16.52%，具有一票否決權。2020年4月末中國外匯儲備為32218億美元，美國外匯儲備為419億美元，中國為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占比約27%。2021年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儲備總額7萬億美元，占比59.5%，人民幣占比為2． 5%，歐元占比20.6%，日元占比5.9%，英鎊占比4.7%，加元占比2.1%。

　　中國總儲蓄率高于美國，但美國貸款利率低于中國，吸引外商投資規模高于中國。2019年，中國總儲蓄率44.6%；美國總儲蓄率為16%。2020年，中國5年LPR4.35%，美國抵押貸款固定利率%。2020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1410億美元，美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2460億美元。2020年中國對外投資1370億美元，美國對外投資1250億美元。 

　　2.7 企業競爭力：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數量比美國多8家，現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擁有大企業數量最多的國家；國企多民企少，集中在資源壟斷性行業及金融部門，美國在IT科技生命健康科技領域上榜企業較多

　　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不及美國，國企多民企少，集中在資源壟斷性行業及金融部門，美國在生命健康領域上榜企業較多。2019《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名顯示，中國（含中國臺灣）上榜公司數量連續12年增長，達到129家，其中，國企有87家，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僅28家上榜；美國有121家上榜。從排名上看，排名前五的企業，中國占3家，分別為中國石化（第2位）、中國石油（第4位）和國家電網（第5位）；美國沃爾瑪零售商繼續位列世界500強榜首。

　　中國上榜企業行業分布不均，能源、銀行等壟斷性質行業占比較大，大健康發展落后，高端制造業仍有很大差距，信息技術快速崛起但基礎領域薄弱，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仍處相對中低端劣勢。中國的能源和銀行業企業數量占中國總上榜企業數量的24%，遠高于美國（13%）；食品飲料和生命健康領域，中國僅2家制藥企業上榜，美國有19家，占該行業全部企業總數的53%，歐洲、日本、新加坡、巴西均有企業上榜；信息技術領域，中國占12家，美國占15家，但中國側重的是互聯網服務和零售（BATJ），在計算機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無一家上榜，而美國有微軟、甲骨文和IBM共3家上榜；進入前100名的信息技術企業，中國僅華為和中國移動2家，而美國有8家。

　　盈利能力上，中國企業未達到全球平均水平，且與美國差距明顯。中國上榜企業總利潤與平均利潤分別相當于美國的60%和56%，平均每名員工創造的利潤相當于美國的46.5%，凈資產收益率相當于美國的66%。美國蘋果公司排在第二位，利潤595億美元，中國進入利潤榜前十的是四大國有銀行。2019年中國上榜銀行11家，總利潤高達2085.5億美元，利潤總額占中國（包括香港，除中國臺灣地區）上榜公司總利潤的47.5%；2019年美國上榜銀行共有8家，總利潤1333.7億美元，利潤總額僅占美國上榜公司的18.3%。

　　2.8  人口與就業：中國人口總量為美國的4.3倍，但老齡化率增速較快，未富先老

　　中國人口總量為美國的4.2倍，老齡化率增速較快。2020年末我國總人口為14億，美國為3.3億，中國約為美國的4倍；中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5人，美國為36人，中國約為美國的4倍；我國老齡化率的增速快于美國，202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率為13.5%，過去十年人口老齡化率增速0.3個百分點/年，美國人口老齡化率15.4%，人口老齡化率增速為0.28個百分點/年；中美兩國的男女比例為1.07和0.97。

　　2.9  城市：中國城市化率低于美國23個百分點，城市圈（群）的集聚效應低于美國

　　中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低于美國，戶籍城市化率更低，應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國五大城市群的集聚效應低于美國。201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59.1%，美國為82.3%。美國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西海岸城市群聚集的人口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1.8%、14.5%和12.1%，高于中國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占全國比重的8%、11%和4.4%。美國三大主要城市群的GDP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5.6%、13.8%和14.1%，高于中國三大主要城市群的10%、20%和9.2%。

　　2.9.1  美國主要城市群的特征

　　（1）波士頓-華盛頓城市群：美國最大的商業貿易和國際金融中心

　　以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等11個州組成的超大型城市群位于美東海岸。該城市群總面積約45萬平方公里，占美國面積的4.7%；人口7031萬，占美國總人口的21.8%，是美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GDP達到4.7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25.6%。

　　（2）芝加哥-匹茲堡城市群：美國最大的制造業中心

　　以芝加哥、匹茲堡、克利夫蘭、托利多、底特律等35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群，分布于美國中部五大湖沿岸地區。該城市群區域總面積約63.4萬平方公里，占美國面積的6.6%；人口4676萬，占美國總人口的14.5%；GDP達到2.56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3.8%。

　　（3）圣地亞哥-舊金山城市群：美國“科技之城”

　　美國第三大城市群位于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區，包括南加州、北加州兩大城市群，分別以洛杉磯、舊金山為中心，輻射整個加利福尼亞州。區域總面積約40.4萬平方公里，占美國面積的4.2%；人口3925萬，占美國總人口的12.1%；GDP達到2.6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4.1%。

　　2.9.2  中國主要城市群的特征

　　（1）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由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和河北省13個地級市組成。區域總面積約21.5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2.3%；2019年常住人口1.1億，占中國總人口的8.1%；2020年GDP達到8.6萬億元（1.2萬億美元），占中國GDP的8.5%。

　　（2）長三角城市群

　　長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蘇省、浙江省共26個城市。區域總面積約21.3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2.2%；2019年常住人口1.6億，占中國總人口的11.7%；2020年GDP達到20.6萬億元（3萬億美元），占中國GDP的20.3%。

　　（3）珠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等9個城市。區域總面積約5.5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0.6%，2017年常住人口6151萬，占中國總人口的4.4%，GDP達到7.6萬億元（1.1萬億美元），占中國GDP的9.2%。

　　2.10資源能源儲備：中國人均耕地和水資源少于美國，能源自給率逐年下滑，能源進口占比約為美國的2倍

　　我國耕地面積為美國的78%，人均耕地面積為美國的19%，人均可再生水資源為美國的23%，能源自給率逐年下滑，能源進口占比約為美國的2倍。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耕地面積為152.3萬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積的16.65%，是世界上耕地面積最大的國家，人均耕地面積為0.47公頃。我國耕地面積為119萬平方公里（約合17.85億畝），占土地面積的12.68%，人均0.09公頃。美國耕地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分別為我國的1.3和5.2倍。2014年，我國人均可再生水資源為2062立方米/人，相當于美國8846立方米/人的23%。我國能源消耗進口占比逐年上升，自給率逐年下降，與美國近年頁巖氣革命以來形成鮮明對比，2014年中國能源進口占比為15.02%，相當于美國7.31%的2倍。

　　中國的原油產量及自給率僅相當于美國的1/3和1/2。2017年中國和美國的原油自給率分別是32.2%和65.5%，中國僅為美國的一半；中國和美國的原油產量分別為1.9和5.7億噸，中國是美國的1/3；中國和美國原油消費量分別為5.9和8.7億噸，中國是美國的2/3；2013年中國頁巖氣藏量134萬億立方米，美國頁巖氣藏量131.5萬億立方米；中國技術可開采量32萬億立方米，美國為33萬億立方米。

　　2.11財政：中國宏觀稅負略高于美國，政府債務率低于美國，考慮到隱性債務較高和社保水平偏低，財政壓力較大

　　2018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為35.2%，高于美國的26.3%。中國的財政赤字率和政府債務率低于美國，但是隱性債務較多，中國的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仍低于美國。2018年中國財政赤字率為4.2%（考慮結轉結余和調入資金使用，官方赤字為2.6%），與美國赤字率4.2%基本相當。根據BIS數據，2017年中國政府的杠桿率為47%，低于美國的97%。

　　2.12軍費：美國軍費開支全球第一，為中國的3倍

　　當前，新興國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經濟大國的身份崛起，其政治影響力、軍事實力相對于經濟實力而言還存在很大差距。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17年中國軍費開支2280億美元，排在第二位，占GDP比重1.9%；美國軍費開支為6950億美元，占GDP比重為3.6%，占全球40%，是中國的3倍。沙特694億美元、俄羅斯663億美元、印度640億美元、法國578億美元、英國470億美元、日本454億美元。

　　3    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

　　在看到成就和差距的同時，我們要清醒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優勢，只要下決心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每年大學畢業生有近900萬，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中國的新經濟迅速崛起，獨角獸數量僅次于美國；中國GDP增速6%以上，是美國的2-3倍；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新周期，釋放巨大活力。

　　3.1  中國14億人，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統一市場和中等收入群體

　　中國有覆蓋14億人口的統一市場，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均可自由流動，產品的研發、生產、物流、銷售等環節都存在巨大的規模效應。以移動互聯網行業為例，中國網民數量8.3億人，同比增速達到7.5%，而美國網民數量2.5億人，同比增速0.9%，不及中國；我國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極大的市場規模，產品一旦成功不僅能夠獲得廣泛的影響力，還能得到大量用戶的反饋，幫助企業快速迭代更新。

　　3.2  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達1.7億，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2018年末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約9億，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每年有近900萬大學生畢業。中國過去10年培養了約7000多萬大學生，包括了大量的技術人才，這使得近年來中國在產業創新，基礎科學等領域逐漸開始取得重要進展，一些環節如5G等已經開始取得突破。盡管中國總人口已跨過劉易斯拐點，但人口素質的上升使得中國孕育了新一輪、更大的人才（工程師）紅利，成為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人才儲備。

　　3.3  創新創業十分活躍，中國新經濟獨角獸企業數量占全球28%，僅次于美國

　　中國新經濟具有旺盛活力，跨界創新蓬勃發展。2020年，信息服務業同比增速高達16.9%。從子行業來看，移動游戲、網絡購物、約車平臺、旅游平臺、智能家居、云計算等眾多子行業都獲得了20%-50%的增長。每個子行業都誕生了一批獨角獸企業，使得中國企業在全球創新創業領域的話語權迅速提升。2020年全球新經濟獨角獸企業美國和中國分別占比60%和11%，中美獨角獸企業占全球71%。未來信息服務業與人工智能、AR、VR技術結合仍將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動能。

　　中國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在部分高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漸縮小。中國在芯片制造、軟件開發、航空等領域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仍然存在差距，但中國在持續推進研發。以通信行業為例，當前全球四大通信設備巨頭華為、愛立信、諾基亞、中興，中國占據其二。華為2017年銷售額925.5億美元，研發投入137.9億美元，大幅超越傳統通信設備巨頭愛立信與諾基亞。與美國無線通信巨頭高通相比，華為的收入與研發投入體量同樣領先。在過去十年內，華為在研發領域累計投入近4000億人民幣，目前擁有超過7萬份專利（超過90%是發明專利）。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顯示，2018年華為提交國際專利申請5405件，創下單一公司國際專利申請最高記錄。在5G的標準制定上，華為也開始嶄露頭角，中國在全球通信領域話語權逐漸提高。

　　3.4  八大建議

　　最大的改革是開放，通過開放實現國企、民企、外企等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中國從來都不怕開放，怕的是不開放。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事業都是人干出來的，空談誤國，實干興邦。

　　1、大力推進“新基建”，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新基建”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

　　2、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一方面把生育權從國家計劃回歸家庭自主，將生育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

　　3、建立高質量發展的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試點，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

　　4、全面放開汽車、金融、石油、電力等行業管制，競爭中性，調動企業家積極性；

　　5、以中美貿易談判為契機，降低關稅、放開行業投資限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推動建立中美自貿區，調動外資積極性；

　　6、大規模減稅降費，從碎片化、特惠式減稅轉向一攬子、普惠式減稅，切實落實降低增值稅稅率和社保繳費率，提高企業和居民的獲得感。同時，通過簡政放權和機構改革，壓縮冗余人員及支出，調動企業和居民的積極性；

　　7、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減少行政干預的同時加強法治監管，鼓勵并購重組，推動以信息披露、嚴懲重罰、退市制度等為核心的注冊制，調動新經濟和PE/VC/風投的積極性；

　　8、建立居住導向的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健。盡快改變過去“控制大城市人口、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的城鎮化思路，確立以大城市為引領的都市圈城市群的城市規劃區域規劃戰略，要促進人口、土地、技術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動，調動各區域積極性。

　　(本文作者介紹：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