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問：從政府文件里我們主要看到的是目標，但是我們企業想知道的是手段是什么？比如剛才您提到內循環和內循環為主，但“內循環為主”有阻礙因素，比如消費不足、收入不平等是一個主要問題。那我們可以理解下面可能會有針對收入平等或者改善的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大概應從什么角度入手，會是什么樣的手段，想請您談一下。   

　　賈康：謝謝，您提的這個問題確實是中國的一個非常重大的現實問題。在多少年前鄧小平就曾經強調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那么也就意味著分配形成的這個格局，應該帶有共同富裕特征，使大家一起享受改革開放成果。但實際生活演變告訴我們，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過程中，收入差距似乎不是縮小，而是擴大——開始階段這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鄧小平當時講的就是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后，再去努力實現共同富裕，先富起來的地區要回過頭來去支持欠發達地區。

　　那么收入分配怎么優化呢？經濟學者和管理當局，面對實際討論的調節手段里，還得借鑒所有的研究成果和國際經驗，以及自己國內運行里已經可以初步總結的經驗。命題是優化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應鼓勵大家于物質利益驅動之下更積極地生產經營創新發展，這個過程中，差距的出現與擴大是合乎一般共性規律的，需要有在這個發展的基礎之上，又有再次的調節。再分配調節的基本手段，總結起來，政府可用的、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轉移支付，就是對于弱勢群體的撫恤、救濟、救援、補貼，對于欠發達地區的專項資金支持，等等；另外一方面就是稅收，特別是直接稅。“抽肥補瘦”的直接稅在西方世界有多年的經驗積累。這兩大手段合在一起，在中國怎樣讓它形成一個合理的體系設計和一系列相關的復雜政策組合，還在一步步探索的過程中間。面對著這些年的收入差距已經相當明顯、甚至有人直接指責為“兩極分化”，我觀察，決策層是非常重視的，明確地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要研究通盤解決思路和方案。在代表性的權威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稱為“60條”的改革《決定》里，專門說到要逐漸提高直接稅的比重。這個提高直接稅比重在原理上就跟國際學術界非常看重的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里的政策主張高度一致了，就是要以這種對于資本利得征稅的方式，去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但是直接稅在中國怎么提高，成為非常棘手的難題?，F在中國18個現行稅種里比較典型的直接稅——個人所得稅，是在2018年有一輪新的改革，終于推出了綜合的機制，就是某些收入可以歸堆，由超額累進稅率來調節，但是很遺憾，只把四種勞動收入綜合了，比如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的工資、稿酬、勞務收入，以及可能我有創造發明所形成的特許權收入，這四項歸堆以后，接受從3%開始一直上升到45%最高邊際稅率的超額累進調節，這說起來是一個收入分配的進步，增加了對高端的調節力度，但它恰恰一分錢也不涉及非勞動收入——中國這些年在企業界、市場人士里面，很多人的金融資產的收入，資本累積起來以后由資本、財產來源形成的收入，仍然是按簡單的比例稅率納稅，最高高不過20%。那么這就形成新的矛盾，是對知識分子、專家這些人的勞動收入形成了稅收歧視，效果并不好，逼得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迅速取得國務院認可以后，實際上在他們區域里把這個最高邊際稅率硬壓回到15%，以地方財政補貼的方式，實際上壓低至15%來維持這些地方的高端人才不要流失到香港和新加坡。這是中國現在說到個人所得稅作為直接稅所碰到的一個糾結。

　　至于說另外一個典型的直接稅，就是房地產稅，在美國稱為“Property tax”，大家都在這方面會有感性的知識，研究者也必定注重于研究這方面的道理。在中國，我認為建立現代國家，必須有建立現代稅制的努力，而現代稅制里必須包含現代意義的財產稅制，但恰恰在中國房地產稅這個稅制改革是一波三折，非常困難，多少年前曾經以物業稅的名義做了模擬空轉試點，后來沒有繼續推進，然后終于下決心在上海和重慶兩地以房產稅名義來實施局部試點，到現在為止沒有再能擴大這個試點范圍。后來明確提出不再簡單擴大試點范圍了，而是加快立法，在全國走完立法過程以后，稅收法定、更規范的形式之下，來分步推出。但一拖再拖，到現在為止，“加快”已經落空，很多年以前加快的說法，在官方文件里退到了“穩步推進”，再退到了“穩妥推進’，連步驟的意義都沒有了——又穩又妥，實際上在今年的意思，就是年內完全不考慮。時間表上有一個本屆人大宣布的說法：任期之內要啟動這個立法，剩下還有兩年，看能不能啟動？啟動立法以后，一定會有激烈的爭議，什么時候能夠走完立法過程，更是未知之數。

　　所以，您說到的這個收入分配在中國怎么樣把收入分配的政策與調節機制處理好，確實是改革深水區啃硬骨頭的一個典型案例。當然這樣的收入分配優化，還要借鑒西方經驗，還應該提到的一個就是“第三部門”：除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外，還應該有第三次分配，就是公益慈善——這個機制在美國相當發達，在中國這些年也方興未艾，但也是矛盾重重。中國公益性的基金會為數很少，它的成立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而民間的自發的公益慈善事業很多時候非常容易被扭曲，非常容易喪失應有的公信力，已帶來一些丑聞，包括欺騙行為。在中國現實生活中交織的這樣一種情況，我認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解決的在改革深水區怎么把相關的配套改革“硬骨頭”啃下來的問題。收入分配如果不能夠按照現代國家治理的取向，真正推進鄧小平所說的共同富裕，那么會引發經濟問題的社會化，會威脅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謝謝！

　　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環球時報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上答問（2021，4.25下午）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