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周其仁

　　題記：2021年3月12日下午，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本科教學中心主辦專題講座“經濟學的意義”，并向公眾說明三個學習項目：經濟學復合型人才培養、經濟學本科、經濟學雙學位。本文根據北大博雅資深教授、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在專題講座上的分享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看到大家，就想起我剛進大學的時候。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條件沒有現在這么好，我也是下鄉當了多年知青以后，才有機會上大學。

　　上大學是為了求學，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討論的問題是——求學到底求什么？重點何在？

　　進大學后，我們經常會覺得時間分配的壓力特別大。在有限的時間內，你會發現有那么多的好老師、好專業，那么多有用的基礎理論和技能值得學。你需要花時間才能獲得好的成績和畢業文憑，還要花時間去認識優秀的朋友，因為見賢思齊才會挖掘出自己更多的潛力。不止這些，你還要花時間來對整個國家和世界多一些了解，以便在翻天覆地的變化中抓住更多的機會。

　　當很多的目標同時擺在我們面前時，怎么抓住重點就變得至關重要，否則會讓人倍感壓力甚至焦慮。所以今天我就著重講講求學的重點。

　　求學即求“學問”，那么“學”和“問”哪個才是重點？我認為是“問”。我的這個看法是從前輩的經歷那里得來的。

　　為此，先給大家講講對我影響很大的兩位學者的故事。

　　從一個好問題出發——張培剛與科斯的故事

　　第一位是張培剛老師。

　　1978年恢復高考，我從黑龍江下鄉的地方考入人民大學經濟系，來北京上學，這是個難得的機會。當時我在農村已經呆了10年，對中國的社會現象有很多觀察，腦子里充滿了問題。大學課本上的東西不能完全滿足我，我就不停地再去尋找課本之外的知識。

　　北京的好處是，這里是全國的科學文化中心，北京的大學不光有好老師，還有很多厲害之處，比如好的活動和社團。我就發現北京大學校長樓的二樓每兩個星期就會舉辦一次非常重要的講座。講座是由當時一個叫中外經濟學聯合會的學術團體在組織，會長是厲以寧老師，副會長就是張培剛老師。

　　張培剛

　　當時我還不了解張培剛，但參加講座以后，我發現最吸引我的就是張培剛老師的講座。后來看他的回憶錄得知，他是來自湖北的農家子弟，當年考上的是武漢大學經濟系。從他介紹的當年武大經濟系的課程和任課老師來看，即便在上世紀30年代，武大對學生的訓練已經非常扎實。但僅僅受過大學訓練并不足以保證張培剛在日后成為非常優秀的學者，還需要學會抓住一個重要的問題。

　　當時正值抗日戰爭，中國面臨好多問題，其中有些問題跟資源配置相關。當時日本倚仗較強的軍事力量陸續占領我國沿海城市，導致我國沿海城市的物資供應鏈面臨隨時斷裂的可能。這是戰時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需要組織力量來做研究。張培剛很幸運，剛畢業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做研究員，即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剛好被安排參與這個問題的研究。

　　張培剛深入研究以后發現，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當時已經有了國際貿易，寧波、廈門等很多沿海城市的居民吃的都是泰國供應的大米。而一旦日本人把海運通路占領，我們就很難保證沿海城市居民的大米供應，怎么辦？

　　張培剛他們調查后發現，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都有農民在種糧食，而且糧食也很便宜，那為什么國內的糧食不能供應沿海城市居民呢？

　　調查的結論很有意思，盡管中國糧食的生產成本很低，但是要把糧食從江西、湖南、湖北的鄉下運到沿海城市，其中的過程卻是非常艱難，一路上面臨重重關卡、過路費甚至土匪搶劫，而泰國大米只要一上船，通過暢通的海運就可以進入到中國沿海城市。海上運輸的麻煩比陸路要小得多，這個認知在當時非常重要。

　　經濟學在研究一個國家或地方如何富裕起來時，通常將重點放在生產上，即怎么提高生產效率、專業化分工水平。亞當斯密指出，專業化分工程度越高，生產效率越高，進而產品越多，財富越多。

　　但張培剛當時在調研期間注意到了除生產成本以外的問題。張培剛受過良好的經濟學訓練，會把復雜的問題切開來分析。他把糧食的生產成本、純運輸成本和純商業成本（運輸途中的額外支付）分開來研究，得到的結論是，我們的糧食生產成本很低，但是純商業成本很高，如果能夠改善商業組織、疏通陸路渠道、提升運輸服務質量等，特別是把那些亂收費現象整治干凈，中國糧食憑借很低的生產成本和較低的純商業費用，可以保障戰時對沿海城市的供應。

　　張培剛這份《中國糧食問題研究》報告，隨著他所在的研究所內遷，最后于1940年在武漢出版。

　　從整個經濟學研究史來看，《中國糧食問題研究》都是非常了不得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傳統經濟學重視生產成本，但忽視了生產以外的成本。幾十年后，與“純商業費用”相似的概念在1991年獲得了諾貝爾獎，但很遺憾獲獎者并不是我們的張培剛先生。

　　抗戰勝利后，張培剛獲得去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的機會。1945年，他在哈佛的經濟學博士畢業論文《農業國工業化》獲得哈佛最佳論文獎和威爾士獎。

　　張培剛出身于湖北農家，他目睹了當時中國的貧窮與落后，以及大半個中國被日本這樣的小國占領的慘況。他意識到，我們的落后挨打是因為沒有強有力的制造業和重工業，幾千年的農業文明沒有發展出工業文明。

　　一代人對問題的認知，不僅來自于書本，還來自于那代人對生活的感受。所以，張培剛在哈佛研究的不是那些有關發達國家的問題，而是選擇了農業國怎么實現工業化這樣的現實問題。正是基于對中國問題的深刻認識，他最終獲得了哈佛最佳論文獎。

　　1979年諾獎得主劉易斯的著名二元結構模型，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傳統的農業部分與現代化的工業部分。劉易斯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現代工業部門的不斷擴展，并且需要從農業部門不斷吸走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即劉易斯在1954年《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論文中的觀點。劉易斯認為要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但張培剛在《農業國工業化》里提出了工業化應是全面工業化，包括發展農業的工業化，即“產業化”。

　　張培剛的故事讓我深受啟發。我們可能讀過很多經典，了解到前人做過的很多工作，也記了無數的概念、推理和模型，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好問題來做驅動，你就不知道這些知識最后拿來做什么，怎么用現有的知識生產出更多的知識。

　　我想講的另外一位學者是英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他的故事也很打動我。

　　科斯和張培剛差不多是同代人，我前面提到1991年那個諾獎得主就是科斯。

　　上世紀30年代，科斯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時正趕上歐洲經濟大危機。當經濟前景不好時，我們通常建議學生選擇更接地氣的專業以便畢業后找工作，科斯在當時就選擇了商學專業而不是經濟學。

　　商學除了要學習經濟學的市場機制，還要學習企業組織和管理的內容，比如科斯就了解到一家工廠的組織會有車間組長、班長、主任和廠長等。科斯發現，企業實際的運行情況與經濟學講的價格機制之間存在一個問題，即價格機制講“看不見的手”，但實際上任何一家工廠里都有“看得見的手”在指揮，比如都有組長、班長等負責人來安排工人的具體工作。這個問題用經濟學的理論解釋不了，讓科斯十分困惑，也讓他充滿了繼續求學的動力。他覺得課本上學的東西還遠遠不夠，為此，他申請了學院的愷撒獎學金，然后用這筆獎學金去調研美國的公司，以破解心中的疑問。

　　在美國調研期間，科斯觀察到美國龐大的企業組織內部存在有序的協調、計劃及管理。自1932年起，他開始研究費用與組織的問題。他發現，利用價格機制是有費用的，要素所有者必須去發現價格是什么，要進行談判，起草合同，檢查貨物，做出安排，解決爭議等，這些費用被稱為交易費用。

　　科斯

　　如果沒有企業，每一個要素所有者都直接用自己的要素來生產產品并直接參加交易，結果將是高昂的交易費用迫使交易中止。企業能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組織成一個產品或服務單位參加市場交換，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經濟活動中，除了市場上的價格機制外，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機制也在發揮作用。

　　科斯通過交易費用這一概念，言簡意賅地說清了企業為什么會存在的問題，即企業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

　　1991年，科斯憑借“交易成本與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的相關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交易成本的形態極其豐富，包括我們現在熟悉的網購。網購出現之前，商品生產出來后要通過層層批發商才能進入城市的大賣場，大賣場空間有限、租金高昂。商品經濟越發展，生產的產品就越多，最后產生的商品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商家可以將商品在虛擬空間展示，如此一來極大地降低了商品的陳列、店鋪租金等交易費用。

　　上述兩位學者的經歷，對我個人的啟發非常大。

　　在抗戰時期，張培剛沒有閱讀國際文獻的可能，他的文章也沒有機會被國際學術界所了解，這些是受歷史條件所限。但從認識水平來看，他和科斯是異曲同工地發現了交易費用，只是張培剛老師定義的概念叫“純商業費用”，科斯定義為“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二者都構成了經濟學研究的重大成果。

　　我們常說“學海無涯苦作舟”，除了毅力、不怕吃苦，我認為找到一個好問題也是很好的舟。有了問題作驅動，你就會主動學知識，學習動力更大。人類創造了那么多豐富的知識，沒有人可以將它們完全掌握，但你如果有問題做驅動，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將相關知識匯聚到一起，你掌握到的知識就將是非常豐富，而且非常有意義的。

　　對青年學者而言，如果你要成為一名出色的經濟學家，就要想辦法在經濟學知識的海洋里做出一點增量，或者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建國七十年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積貧積弱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從中可以找出很多有價值的研究題目。所以，機會是有的，關鍵是如何把問題找出來，以問題為驅動和向導，好問題比答案更重要。

　　當然，好問題也來之不易，需要你既觀察世界，又閱讀經典，需要你在學術傳統和真實世界之間不停尋找那些讓你激動不已的問題。一旦你把問題搞得非常清楚，它會指向一個可能的結論，然后你把自己的學術生命放進去，把你在學校訓練中獲得的能力和本事放進去，然后靜待花開。

　　好問題是相通的——從人工智能到企業管理

　　當然，學經濟學并不都是為了成為經濟學家，這很容易理解，更多的人需要的是這個學科提供的知識營養。

　　即便你將來從事其它領域，很多道理也是相通的，尤其是找一個好問題做驅動，適用于很多情形。

　　在科學上，我先舉一個人工智能領域的例子。人工智能現在非常火，而這套學問源自1950年圖靈提出的一個問題——“機器能思考么？”

　　圖靈被譽為計算機科學之父，是計算機、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他的問題指向那個可能的答案——機器會思考。圖靈認為，要回答機器能否思考這個問題，不但要非常懂機器，也要非常懂思考。圖靈把人類的思考做了分解研究，看它是由哪些活動所構成，這些活動有沒有可能被人類發明創造的機器來模擬甚至來獨立演化。這個故事實際上就是《人工智能簡史》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很顯然，如果圖靈沒有提出的這個問題，后來的人們可能就不會往人工智能這個方向去繼續研究，或者往這領域的發展要滯后很久。

　　美國神經生理教授保羅·巴赫利塔的故事同樣帶給我們啟發。他的工作也是從一個好問題出發：人到底是用眼睛看世界，還是用腦子看世界？

　　上世紀90年代，巴赫利塔認為，眼睛只是外部信息傳輸進大腦的一個通道，大腦才是成像區。先天性盲人可能只是生下來眼睛就壞了，但腦子沒壞，這意味著傳輸信息圖像的通道堵塞了，但成像區還是好的。

　　巴赫利塔開始思考，能不能換一個通道把外部世界的圖像信息傳輸進腦子里成像？巴赫利塔后來發明了用舌頭代替眼睛接收視覺信號的技術設備，也就是此后電子眼鏡的雛形。再后來，美國維看（Wicab）公司的研究人員將外形龐大的電子眼鏡變得更加小巧輕便，最終研發出一款名為“電子棒棒糖”的電子眼鏡。“電子棒棒糖”由一副裝有微型攝像機的太陽鏡、一個控制器和一塊舌顯示器組成。盲人使用時，只要將舌顯示器含在嘴里就行。太陽鏡上的攝像頭負責捕捉視覺信息，控制器將信息處理之后轉化成電脈沖，由舌頭感知并傳遞到盲人的大腦視覺區，最后形成知覺。通過“電子棒棒糖”，盲人可以判斷物體的方向、大小、位置、運動軌跡等信息，從而更好地獨立行走和生活。

　　在企業管理上，好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同學們未來也很可能成為企業家，企業要實現創新，離不開好的問題驅動。

　　去年疫情期間，我們去廣東佛山做企業調查。當時很多企業都面臨防疫過程中物流受阻、供應鏈斷裂、停工停產等困境。我們去到當地的一家玻璃廠，問老總怎么應對這場危機。

　　這位老總名叫李深華，他指出我們的問題問得不對，因為等危機來臨時企業無論如何都將遭受損失。他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平時就創造條件把可能的危機化解掉？

　　他介紹說，他經營的華興玻璃公司是亞洲最大、全球第三的企業。疫情期間公司所有的玻璃廠都沒有停工停產，因為生產玻璃的爐子啟動后最好不要關停，否則會有很大的成本損失，這迫使他在平時就要積極思考：如何保證訂單和所有生產要素供應的均衡性。在市場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如何做到訂單均衡？他的秘訣聽起來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學問，就是“多元化”。

　　第一，嚴格保證訂單的多樣性。再好的訂單也不能超過生產總量的十分之一。

　　第二，絕不在同一個地方設多個工廠。由于玻璃制品較重、易碎，他會選擇在距離目的地兩三百公里的半徑區間內多地設廠。

　　第三，從全國各地招工。他認為只有將工人的地域和文化習慣錯開，才不容易形成危機共振。

　　最后，更重要的是對工廠的日常管理。他認為只有平時在管理中杜絕一切漏洞，面對危機時才更可能保持堅挺。

　　這位老總在平時就把問題提了出來。他總結說，管理的重心不是危機來了以后如何手忙腳亂地應對，而是平時就練出來“向死而生”的功夫。

　　作為一家企業的董事長，他平時在北大哲學系學習，閱讀了很多哲學經典。我國制造業基本都是傳統企業，企業里真有不少高人，他們的厲害之處就在于問題抓得準。

　　再舉一個公益教育的例子。我們北大國發院多年對口云南省彌渡縣牛街彝族鄉扶貧。當地的教學樓、宿舍、師資等硬件條件都已經不錯，比較缺的是素質教育的課程和老師。為此，我們聯系到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他們通過公眾捐來的15萬元錢在當地建設了“真愛夢想教室”，為當地學生開設了幾十門素質教育課。課程以趣味性強、調動學生能動性的素質教育為特色，同時培養當地老師加入到教學當中。“真愛夢想”的教室按照統一的風格裝修，課桌上還配有iPad輔助教學，學生每周來上一次課，每次40分鐘。我們旁聽了一次課，學生在課堂上的主動參與性很高，你能感受到他們眼中的光芒。

　　“真愛夢想”素質教育有三個信條：

　　第一條是“問題比答案更重要”。這一點讓我覺得自己在求學過程中的那些心得都被總結出來了。我們學習不是要記住一堆答案，而是要知道答案從哪里來，怎么利用已有知識解決問題，并為知識海洋再貢獻一點增量。如居里夫人所說，為知識加一粒沙子都非常值得，這就是科學精神。

　　第二條是“方法比知識重要”。

　　第三條更有意思，“信任比幫助重要”。教育學生是一個教化過程，要讓學生學會將來進入社會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因此如何建立對他人的信任感，不是關門背書就可以解決的。

　　我今天重點講的是第一條“問題比答案重要”，這也是我們求學的重點。學問實際上要把“問”作為一個向導，把“問”作為一個發動機，用“問”來驅動學習。只有這樣，我們的學習才會更加主動、有趣，哪怕壓力再大，也會覺得不那么辛苦，甚至是非常有趣的，因為你在主動探索和求知，而不是被動求一個分數或畢業證，你的學習狀態會因此而變得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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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