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通過對增長速度下行趨勢和原因的深入認識，以及對中國過去重大改革時間段與經濟增長上行波動相關經驗數據的觀察，我覺得首先應當測算出未來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不采取重大體制改革舉措，或者重大改革舉措落實不到位場景中），再在此基礎上考慮可能加快增長速度的重大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選擇。

　　在現代經濟學中，自然經濟增長率的準確定義應當是指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或者地區中的產出和增長狀況。顯然，對轉軌中的國家來說，其二元體制并不符合這一暗含要素配置競爭性市場的必要條件。

　　那么，如何計算轉軌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呢？我認為轉軌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沒有改革，或者說改革不到位場景中），應當以新古典索洛增長模型來計算。理由在于：（1）新古典產出和增長模型認為體制是外生給定的，并且假定體制不會發生變化?；诖宋覀兛梢杂^察體制不改革或改革沒有落實場景中，廣義技術進步、勞動投入、資本投入之間的投入產出關系。（2）新古典產出和增長模型中沒有包含土地要素這一變量，顯然發達國家符合土地已經資產化和國土成熟這一場景，轉軌國家也符合土地體制不改革或改革沒有落實、土地不資產化和國土不準備提高利用率這一場景，所以土地要素變量也可以在模型中被忽略。（3）將TFP只定義為廣義技術進步，不包括體制改革帶來的效率提高，也不包括大的改革推進技術進步和技術產業化，符合不進行改革和改革沒有被落實的場景。

　　我們可以以黑箱模擬和外推預測的方式來判斷未來的經濟增長趨勢。人在20歲左右時，進入勞動年齡，從生產供給方面看，其就業成為產出的勞動力投入要素；從收入分配方面看，其在創造財富時，要分配財富，即獲得工資獎金；從消費和支出方面看，其通過工作有了日常消費支出的能力，要結婚生子擴大消費，還要買房購車按揭消費。因此，20年前人口增長及其上行和下行，往往會影響20年后經濟增長速度的上行和下行。由于勞動力數量在未來20年中是基本上可以確定的量，也可以從20年前人口增長與20年后經濟增長相關回歸的模型，去黑箱式地外推未來20年之內的經濟增長率。

　　只有將（沒有改革和改革不落實場景下）中國未來自然經濟低增長趨勢判斷清楚，我們才能理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才能堅定推進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

　　有學者等從供給側角度預測中國中長期的增長潛力：首先基于可比經濟體的跨國收斂規律預測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之后基于中國人口結構轉變和就業參與等自身特征估計其勞動力增長率，然后求和得到中國2016—2050年間各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2021—2025、2026—2030、2031—2035年間分別為5.57%、4.82%、3.94%。其必要條件是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未來資本增長是不是隨著人口消費的相對或者絕對收縮，遇到迫使產能不斷出清的影響？人口紅利比例在TFP中的比率是不是上行的一條增長線？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不是資產的體制下，人民幣幣值隨著經濟的高負債化和貨幣/GDP比率的持續升高，相對于美元會不會穩定？這是這一估算的三個不確定性因素。

　　上述測算基于國家統計局調整生育率人口數據和供給側投入產出能力計算的。有學者認為，實際的人口生育率要低于統計發布調整過的生育率，人口增長勞動力減少第一次轉型到第二次人口規模收縮及老齡化轉型，前者影響生產的勞動力投入數量，后者則是從國內需求側收縮居民消費，加上出口需求相對弱化，從供需均衡增長看，中國經濟未來可能實際的增長率會低于供給側投入產出法計算的潛在增長率。

　　我們預測，考慮到勞動力數量未來年均負增長1%、消費市場的萎縮可能引致資本存量增長低迷、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以及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報酬增長，未來15年GDP增長速度可能在年均高3.31%、中2.5%和低1.81%之間。．中央在“十四五”規劃及2035年發展遠景說明和建議中，提出了2035年經濟總量比2020年再翻一番的經濟發展目標。預測速度與發展目標需要的速度之間，年均差距在2.19個百分點。這說明，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迫切需要研究什么樣的改革能夠促進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更加精準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和工具。雖然我在引言中已經就中國改革與增長數量關系研究不足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但這里仍需要重申和補充以下幾點。

　　首先，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來分析改革和發展重點時，其政策含義自然而然地認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是，將其模糊地都歸結于廣義技術進步，沒有將轉軌國家TFP的來源分解清楚。實際上轉軌從1978年以來的歷史經驗數看，其2/3來源于改革對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提高。），這樣的分析的對策含義，淡化了轉軌國家改革的至關重要性。因為其假定投入產出和增長都是在競爭性市場環境下進行，勞動力投入變量一般可以確定，資本投入變量也可以大體推斷，能不能穩定和加快經濟增長，往往取決于理解為廣義技術進步的TFP增長方面。

　　其次，相對于未來經濟產出和增長的需要來看，由于現有分析框架的投入要素中沒有土地變量，依據現有分析方法而進行的轉軌設計，無法對體制改革提出一個較精準和有針對性，并可獲得預期效果的方案。比如，目前土地宅院等要素基本沒有市場化配置，由于其體制扭曲造成了巨額數量的要素閑置和低利用。如果進行市場化配置改革，則相當于體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再投入。從低效率投入，到高效率投入，需要將將體制扭曲剩余性土地要素，計入投入產出模型，才能得到改革獲得新增長潛能的方法。

　　學理上總結造成上述國民經濟損失的體制扭曲和投入產出內在機理。

　　圖：體制扭曲性要素規模與產出損失數量間關系的模型

　　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缺陷在于不能推算出來推進什么樣的改革和力度多大，不會有結構性的分析，確定不了改革的重點部位在哪些地方，也就不能形成改革與增長潛能之間的因果關系和推斷。

　　再次，通過對中國1978年以來歷史數據進行黑箱式的相關性計算，雖然我們可以得出改革往往帶來倒U型高速經濟增長的結論，但是隨著時間的變化，我們無法對未來各項改革的先后演變進行預測、也無法知道在實際的階段中改革哪些方面以及哪些體制是這次改革的重點。

　　最后，從經濟學理服務改革實踐方面看，也到了一個可以從“摸著石頭過河”轉變到“心中有數”的階段了。1978年中國在世界經濟體中的排位落后，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存在很大差距，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意識到只有改革才能有發展的出路，因而才痛下決心進行改革開放。但是，關于怎么改革其實是黑箱策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學界在沒有更好方法時，往往慣性地對改革與增長的關系進行定性的猜測。然而，改革已經進行40余年了，已經可以從實證角度對二元體制轉軌形成的經濟增長加以觀測，并從學理方面觀察演變規律、思考內在邏輯、建立變量間關系，進而構建更為科學的分析和計算框架體系。

　　參考文獻：

　　1．  自然經濟增長率也稱為潛在經濟增長率。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情況下，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率，或者說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

　　2．  周天勇、胡諜、郭姍姍：“再論生育管制對國民經濟的因果影響關系”，《財經問題研究》，2018年第1期，P3—13。

　　3．  白重恩、張瓊：“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預測：兼顧跨國生產率收斂與中國勞動力特征的供給側分析”，中國人民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經濟學報，2017年第4期，P1-27頁。

　　4．  蔡  昉：“中國應為下一個人口轉折點未雨綢繆嗎？”，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年第10期，P3-13頁。 

　　5．  周天勇：《中國：理想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和格致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P0-14。

　　6．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

　　本文原發于《財經問題研究》錄用首發《中國知網》2021年2月9日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