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二元體制轉軌數理經濟分析的一個邏輯思路》之三

　　原載于《財經問題研究》錄用首發《中國知網》2021年2月9日

　　未來的15年中，土地要素在國有和集體所有條件下，其產權結構如何能夠與供求和價格機制耦合而順暢運行？如何認識土地要素配置體制改革對獲得新經濟增長潛能的至關重要性？都是我們需要在學理上進行討論的問題。

　　（一）

　　在討論公有制能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時，學術界往往集中在以下方面：企業的產權是否得到法律和司法體制的有效保護；除了其產品能否市場化銷售外，也包含了股權是不是能夠轉讓、交易和定價；公有制的企業，其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是不是有各方面的激勵機制，經營者對價格、供求、利潤等信號是否敏感和有理性的反應。當然，也包括市場準入、資源要素獲得、稅負水平等方面對民營企業是不是存在著歧視。

　　根據前面的論述，中國從要素的所有制看：勞動力屬于個人所有；資本要素中部分屬于國有，部分屬于個體私營所有，還有的為外資所有；而土地則為國有和集體所有。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軌經濟學，其由廣義技術進步、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投入及報酬率三部分組成的索洛模型中不包括土地要素。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中國、越南和老撾等，實際上也存在著如何設計和安排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使市場經濟與所有制結構有機耦合和低摩擦高效率運轉的問題。大多數經濟學家受新古典經濟學剔除土地要素，或者制度經濟學產權關注集中在資本方面的影響，忽視了土地所有制形式要適應市場經濟運行和土地要素要市場化配置改革。

　　轉軌經濟學需要考慮國家的制度安排，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要討論和解決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要素生產力產權結構與市場供求價格等機制相耦合，在整個經濟體系中能夠有效運轉的問題。其中資本要素的多種所有制結構與市場經濟的對接基本完成。土地在生產和生活領域中，其所有制實現形式的設計，在城鎮住宅領域中已經完成，但是生產領域的二級市場交易還與產權形式有著一定的沖突；而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在所有制實現形式上，基本上還沒有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接和順利運行的體制安排。

　　關于目前的土地國有和集體公有制結構能否與市場經濟機制耦合運行，本文在這里只是從機制能不能有效運轉和運行有沒有安全風險等工程技術思維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本文認為二者之間還沒有完全實現有機結合，存在著不少梗阻，不能夠順暢運轉，使得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很低。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民宅基地實物由集體分配，耕地實物從集體承包，仍然是一種計劃配給經濟和農村自然經濟的混合物，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土地集體所有，但是使用財產權確權不清，建設用地指標分配于城市和非農業產業。農民也沒有土地的創業權、建設權和經營權；農民因遷移而需要退出的，因產權不能交易而無法退出；想集中耕地或者想購買宅地的，也因產權不能交易而不能購買，實際上土地要素也就不可能市場化配置。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土地要素不能在農村農業領域，由市場調節實現優化配置而產出效率很低，使得資本要素不能組合流入，農村和在農村中的農民和中小微企業因土地計劃、規劃和用途管制等得不到創業經營的土地。這使農村第一二三產業都失去了其他要素與土地要素相組合形成產出能力的基礎，嚴重影響了農村領域的經濟增長能力。

　　其次，土地集體產權不清，產權結構不合理，造成收入和財富的城鄉差距，從國內循環方面看造成了消費需求不足和嚴重的生產過剩。土地在城鎮國有經濟與農村集體經濟間的不平等交易，導致了土地資源在計劃配置過程中的絕大部分財產性和地租收入，或者被地方政府轉移，或者被村集體領導私自獲得；農民得不到土地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的創業收入，農民的宅地耕地不是資產和財富，收入分配流程和財富形成機制扭曲，拉大了農村戶籍居民與城鎮戶籍居民收入分配和資產財富（城鎮居民住宅1998年實物分配改革為商品和貨幣化分配后，成為資產和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財富）擁有之間的差距，扭曲了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交換支出—消費需求”流程，梗阻了市場“總供給—總需求”之間的循環，使產能過剩常態化，造成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行。

　　再次，由于農村土地產權結構設計為大量的土地要素不能由市場交易配置，給日益債務化和多貨幣經濟模式帶來越來越大的債務鏈斷裂、貨幣幣值劇烈波動、資產價格大幅度動蕩和匯率跳水等風險。現代經濟已經從過去追求收支平衡有余型模式轉變成了追求支大于收債務型模式，在GDP流量無法平衡擴張的債務和多發的貨幣情況下，規模巨大的土地資產是最有效的金融和經濟體系穩定基礎。在所有制結構中使用財產權不能讓渡的體制安排，使土地不能交易，使其根本無法成為保證債務和貨幣信用的可抵押資產。刺激經濟增長需要更多的債務擴張和貨幣供應，而可供抵押的可交易資產基礎不足以成為債務信用保證和貨幣穩定之錨，其結果必然是債務鏈斷裂、資產價格暴漲、金融體系崩盤。

　　當然，筆者仍然認為要堅持土地的國有和集體所有。在這一原則下，要按照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精神，實現城鄉同地同權同價，建立統一和競爭性的社會主義城鄉土地市場體系。硬化農村宅地和耕地使用財產權，農民的宅地和耕地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實物配給向資產轉變，延長土地使用財產權年限，土地使用財產權可以交易、出租、抵押、入股和繼承。但是，對于只有一處宅院、沒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吸毒賭博欠款、高利貸誘導的情況，應該禁止宅地交易；嚴厲禁止到農村進行房地產開發，進行炒地炒房投機。

　　（二）

　　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是投入產出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估算產出和增長數理模型的基礎自變量。只有將要素配置體制扭曲和要素市場化改革作為問題和對策之間的內在關系并據此建立可計量的模型，才能使得改革既作為認識內在關系、變動規律的學理工具，又作為改革重點部位判斷和改革增長前景展望的依據。

　　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漸進性改革的國家。40余年的要素配置體制轉軌過程中，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最先，勞動力要素市場化在中，而土地要素市場改革在最后。

　　馬克思在闡述生產的必要條件時，引用了威廉·配第所說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斯密據也提出，“一個國家的全部產品要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但是，索洛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因前面已述的原由，在核算經濟產出和增長時將土地要素予以剔除。

　　其實，在現代實際的國民經濟核算中，（1）土地房屋租金計入GDP。物業公司、農業土地所有者、農村集體組織和城市居民在出租土地和房屋時實現的耕地租金、場地租金、廠房租金和居住租金，都要計入GDP。（2）在土地和建筑物分不開的固定資產中，其以折舊和利潤的形式計入了GDP。土地與建筑物分不開的，在會計準則中，土地對產出的貢獻含在了資本的貢獻之中。在國際通行的國民經濟核算規則中，即使自己所有和自己居住的房屋，也要依據維塞爾要素生產力貢獻歸屬原理，以自己給自己交房租的方式，由統計核算部門參照租金水平和全國擁有的房屋面積，扣除房屋真實出租已經統計過的，要大體估算一筆租金收入計入GDP。

　　在成熟的發達國家里，可利用土地的數量可能不會再增加，土地的貢獻（地租）邊際增幅微弱，在增長率核算時，可以將其從經濟增長模型中舍棄。但是，（1）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自1998年土地和房屋資產化以來，其增值部分占GDP比重從2.5%上升到了2019年的15%。（2）而且對于耕地、宅地、農村其他建設用地和城鎮國有企事業用地來說，絕大多數已利用土地還沒有資產化。（3）作為一個開發還不足的二元結構國家，中國的國土開發利用率只有71%，還有提升的空間，可利用土地數量還可以增加。（4）特別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最后障礙是土地體制的扭曲，真正意義上的土地資產化和市場化改革才剛剛開始。

　　從發展中國家看，隨著國土開發程度的提高，土地投入的數量是增加的，土地有其地租的生產力，回歸古典經濟學的要義，應當將土地要素變量重新納入投入產出和增長模型中。從二元體制并存看，土地沒有資產化，土地容易被計劃控制，并且其體制扭曲不容易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體所糾正。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TFP的增長率。只有揭示要素市場化內在數理關系的模型，才能說明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按計算模擬的預判，來安排體制改革的任務和內容。

　　目前城鄉大規模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性的宅院和各類土地，推進其市場化改革，通過可交易和可抵押，成為巨額的資產和財富；工業化進程從過去的一般消費品型工業化階段，轉向庭院、房屋和汽車等更高品質資產型工業化階段；就如過去生產隊掙工分實務分配的勞動者，改革開放后外出務工掙得工資，勞動力要素貨幣化了一樣，農村和城市大量的實物資料性土地宅院也通過改革市場化配置，使其貨幣化，帶來城鄉間的人口、勞動力、資金等雙向流動及土地和住宅的雙向盤活。這三個方面，將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潛能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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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