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奇霖（ 紅塔證券研究所所長、首席經濟學家）

　　最近幾年在街上，經常能看到顏色鮮艷、印著很大漢字的潮牌衣服，“日進斗金”、“長安少年”這些具有鮮明中國元素的詞語，給人很強的視覺沖擊。這些衣服的定價并不便宜，或者說和相同品牌的其它系列相比價格并不低，擺脫了國產大眾品牌服裝給人的不重視設計、追求性價比的印象。

　　國貨崛起，在美妝和快消品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完美日記、元氣森林、三頓半咖啡、王飽飽和鐘薛高這些品牌，成立時間均不超過5年，但卻都是2020年天貓“雙十一”所在細分行業的銷量冠軍。

　　崛起的國貨，并不只有上面這些服裝和快消品牌，還有走向世界的華為、大疆、三一和美的這些制造業企業。

　　華為作為全球領先的信息與通信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提供商，業務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服務30多億人口。大疆成立至今只有15年，已經發展為全球最著名的無人機品牌，占據全球80%以上的市場份額。2020年三一重工的挖掘機銷量有望超過9萬臺，超越卡特彼勒成為全球第一。美的集團產品已出口到全球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海外營收占比超過40%。

　　從大眾消費品，到高端制造業，這些中國品牌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在驅動呢？

　　最重要的肯定是技術積累和品牌建設，國內企業在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后，在產業鏈上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環節遷移。

　　哈佛大學增長實驗室公布了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產品復雜性指數，可以用它來衡量產品的技術含量。中國的這一指數，從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了2018年的第18名。

　　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和中國在研發活動上投入的增加直接相關。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國別可比數據，中國研發支出占GDP比例，從2000年的0.9%提高到2018年的2.2%，已經超過了英國的研發強度，和法國的研發強度持平。

　　除了直接的資金投入外，“干中學”中所形成的技術積累，也是中國品牌崛起的重要力量。從代工生產，到進口替代，再到走向世界，中國品牌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而全球市場的打開，又為企業研發創新提供了資金基礎，而為保持和提高市場份額，企業也更有動力通過研發創新來提高產品競爭力。

　　這種成長路徑，在家電行業上表現得很明顯。上世紀八十年代，東亞開始了一輪產業轉移浪潮，日本和韓國通過對外投資等方式，向海外轉移中低端產能。而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積極通過“三來一補”模式（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吸引外資進入。加之當時珠三角的鄉鎮產業發達，逐步形成了所謂的“專業鎮模式”，即一鎮一業、一村一品，例如順德市容桂鎮，家電成為了它的主導產業。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后，廣東省加速嵌入全球價值分工體系中。同時在政策引導下，廣東省產業結構出現了明顯的升級趨勢。家電等傳統產業，逐步從簡單的貼牌生產階段，過渡到自主品牌打造和產品設計階段，產業附加值不斷提升。同時，在銷售市場方面，也從加工出口逐漸轉為內銷，積極開拓巨大的國內市場，美的、格力和格蘭仕等逐步成為中國家電馳名商標。

　　2011年美的集團確立了“產品領先、效率驅動、全球經營”的三大戰略主軸，發起了從“規模導向”到“追求增長質量”的改革。2014年美的集團成立中央研究院，目前已構建六大研發中心，涵蓋33個研究領域。近五年研發投入400多億元，研發人員1萬余人，累計獲得授權專利5.7萬件。

　　美的集團還通過從先行研究到產品開發的四級研發體系，形成研發規模優勢。顛覆性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開發周期在5年以上；共性技術和基礎技術，開發周期在3-5年；個性技術研究，開發周期在2-3年；產品開發的周期為1年。正是覆蓋從前沿技術到產品的全流程研發，奠定了美的成為全球家電龍頭的基礎。

　　除了供給能力提升外，強大的國內市場也是推動眾多中國品牌崛起的重要力量。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進入了消費升級階段，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升。

　　在消費能力整體提升的同時，消費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個性化。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并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縮小，這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每一個消費能力的群體，都是巨大的。企業只要能夠深挖，在每個細分賽道上，都能采到金子。

　　這也是眾多國貨品牌能夠突圍的原因。因為中國既有喜歡小米手機的小鎮青年，又有很多追求高端大氣上檔次商品的高消費能力人群，如購買華為保時捷手機的那一批消費者。既有追求完美日記高性價比的學生和年輕白領，又有喜歡購買60元一只鐘薛高的群體。

　　有了生產能力和消費需求，連接它們的渠道成了關鍵。傳統電商和直播帶貨，能夠突破供、需兩端的物理距離，在產品質量得到保障的基礎上，如果營銷做得好，就有可能突圍。

　　傳統電商，又叫貨架式電商，包括大家熟知的淘寶、天貓、京東、蘇寧和拼多多等。傳統電商直接連接買家和賣家，買家通過搜索可以在海量商品中，找到自己心儀的商品。

　　近年帶貨式內容電商，在國內火了起來。廠家通過購買專業帶貨主播，以及有流量、有話題的明星等人的坑位費，在抖音、快手、淘寶和小紅書等APP上直播，吸引消費者關注。

　　這些APP本質上還是社交軟件，以消遣為主，核心功能是觀看和互動，本身并不涉及交易。但通過專業帶貨主播和明星，這些APP能夠帶來巨大的流量，而網絡時代“流量為王”，這種模式無疑蘊含著巨大的商業價值。

　　于是不少社交類APP和傳統電商合作，將流量轉化為消費行為，以此創造利潤。在這種合作里，社交類APP承擔的主要是引流功能。

　　近幾年崛起的快消品牌，都非常重視營銷，尤其是和新媒體的結合，比如抖音、快手等帶貨式電商，以及微信朋友圈、B站等新媒體。完美日記就有200余人的團隊來分析各類數據，精準導流，實現品牌和消費者更精準、更近距離的連接。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持續上升。2015年2月該比例只有8.3%，而到了2020年12月，該比例就上升到了24.9%，接近四分之一。2020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達到了9.76萬億，如此龐大的市場規模，為快消品借助電商渠道實現突圍提供契機。

　　強大的物流體系，讓中國電商的快速發展成為可能。在電商渠道銷售的商品，基本都是通過物流體系來運輸的。物流站點的覆蓋率，以及運送商品的效率，都很關鍵。如果一個地方物流不能到達，或者即使能夠送到，但路上也需要花很長時間，那這個地方的居民網購積極性就不會很高。

　　近幾年國內迅速成為爆款的“王飽飽”和“鐘薛高”，在其它國家是很難成功復制的，因為其它國家多數沒有中國這么發達的物流體系。即使它們也有很多有好創意的廠家，即使它們也有帶貨能力很強的主播，但由于物流所需時間長、物流覆蓋率低、偏僻地區運費貴等原因，居民網購的意愿也不會很高，因此也很難在短期就出現爆款。

　　強大的物流體系，背后是基建狂魔打造的交通體系，以及中國電商在經歷近20年的發展后，幾乎下沉到各村的物流站點。2014年國家郵政局就啟動了“快遞下鄉”工程。到2019年年末，中國快遞服務網絡在農村地區的覆蓋率達到了96.6%，農村快遞網點超過3萬個，公共取送點達6.3萬個。

　　2020年新一輪的快遞“下沉”加速。當年4月國家郵政局發布《快遞進村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以及5月全國兩會期間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明確提出支持“農村電子商務、快遞進農村”。此后又有云南、江西等10多個省市，公布了省級版的“快遞進村”政策。

　　可以預計，隨著打通快遞“最后一公里”工作的加速，通過電商渠道銷售商品的范圍將更通達。

　　在技術積累、多樣化需求、電商發展和物流下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高性價比國貨崛起，推動所在領域加快進口替代，甚至向全球市場突圍。

　　去年的疫情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進口替代的步伐。由于海外生產受限和運輸受阻，一些原本從海外進口的訂單需求，被迫轉移到了國內。在價格優勢、優良的售后服務（部分企業可以安排技術人員24小時駐場）之下，很多國內買家發現，中國制造還是很香的，不僅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且性價比還很高。所以部分廠家在海外生產恢復和運輸通暢之后，還是使用國產設備，這一點在激光設備上體現得很明顯，其國產化率已經從疫情前的50%提高到了70%。

　　但中國在進口替代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在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技術領域。中國作為趕超型經濟體，產業體系發展的很快，現在已經成為唯一一個被聯合國認證為擁有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而早在2010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就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強的問題同樣突出，國內一些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技術，對海外有很高的依賴度。

　　比如最近汽車行業缺“芯”事件，也映射出了國內芯片自主能力不足的問題。2020年因為國內率先控制住疫情以及各地出臺購車補貼政策，國內汽車消費是快速修復的。但是海外由于疫情嚴重，全球主要芯片供應商生產修復緩慢。供需錯位使得去年年末上汽大眾等廠商都出現了因為缺少汽車芯片而停產的現象。畢竟據統計，目前國內車用芯片自研率僅占10%左右，而90%左右的汽車芯片都依賴從國外進口。

　　另外更明顯的事情就是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可以說是美國憑借著自己的科技霸權來遏制中國科技的發展。在貿易戰中，國內很多高科技企業，像是華為、中芯國際、大疆等都被美國納入了“實體清單”。而這些企業因為很多產品的內在技術都依賴于美國，在受到制裁后，生產經營都受到了明顯的影響。

　　華為可以說是國內嘗試自主研發芯片的一個代表，早在1991年，華為就成立了自己的ASIC設計中心（海思半導體公司的前身），之后幾經挫折，在華為的支持下，海思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并研發了包括“麒麟”、“巴龍”、“鯤鵬”、“凌霄”在內的多款芯片，像“麒麟”移動處理器在全球各類處理器中都位列前茅。2020年跑分前三的手機芯片，有2款是麒麟芯片，前十的有5款是麒麟芯片。另外，華為在5G技術等方面更是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但是海思在很多領域用的也是海外技術，比如海思芯片的底層框架用的就是ARM的技術授權。在美國政府下場制裁華為之后，華為的經營受到了重創。2020年美國政府要求使用美國技術的企業停止給華為供貨，受此影響，高通、聯發科、臺積電等芯片產業鏈公司都中斷了與華為的合作。即使是中芯國際，也因為使用了美國的技術，不能為華為代工了。在這些企業停止給華為供貨后，華為的芯片供應鏈就斷了。

　　所以即使華為研發了高科技的芯片，但是最后還是造不出來，現在華為幾乎就是靠著自己為數不多的庫存芯片在支持手機生產。而這也是為什么華為現在很多手機都處于斷貨狀態，體現在市場份額上就是四季度華為的出貨量同比下跌了34.5%。

　　而華為空出來的高端手機市場（Mate 40等高端手機幾乎都斷貨了）就被蘋果蠶食了，所以蘋果2020年的4季度財報才會表現的如此亮眼，畢竟其在大中華地區實現的營收為213.13億美元，同比增長了57%。

　　除了手機，在芯片領域，海思在受到美國制裁的沖擊后，高通和聯發科就聯合擠占了海思的市場。為了斷臂求生，在2020年華為將榮耀分拆出售，而今年榮耀新發布的手機榮耀V40，就開始使用聯發科的天璣1000+芯片，而在此前榮耀一般使用的都是海思麒麟系列的芯片。

　　從這些事件里，我們可以看到，要想讓國貨真正的崛起，還是需要加快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技術的進口替代，力爭實現全產業鏈自主可控。畢竟如果只是疫情導致的“斷鏈”那還是可控的，但是由美國實施的技術制裁導致的產業鏈供應鏈“斷鏈”則是更為持久的。在這種受制于人的情況下，國貨都不能實現自主獨立，就更難做到打敗進口貨，實現真正的崛起了。

　　所以在十四五規劃的建議中，我國提出了既要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也要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要形成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

　　而針對這次“缺芯”的問題，國家和很多企業都意識到了要建設自主的芯片產業鏈。近期工信部就準備籌建全國集成電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而委員單位則是包括了海思半導體、中芯國際、長江存儲等集成電路上下游產業鏈公司，以及清華、北大、中科院半導體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在國家的領導下，國內集成電路產業鏈自主化的推進會進一步加快。

　　可以預計的是，此后國內制造業企業會處于新一輪轉型升級期。在國內政策的支持引導下，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都會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在基礎研究和產業應用上同步發力，彌補現有的技術短板，解決“卡脖子”問題，從而推動國貨的進一步崛起。

　　(本文作者介紹：紅塔證券研究所所長、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