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按照科學方法討論改革基本問題

2021年01月20日13:12 作者:吳敬璉

　　文/吳敬璉

摘要：在對基本問題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況下，倉促采取就事論事的應對措施，由于未能觸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發新的矛盾。如果發生“數典忘祖、引喻失義”的扭曲，就更會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認識成果付諸東流

　　放在讀者面前的這套書，是由我過去寫的三本書，即《論競爭性市場體制》（1991年出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1999年初版、2009年修訂）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2005年初版、2013年修訂）集結而成的。讀者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國經濟面臨諸多現實問題迫切需要應對的當下，重印舊著和重讀歷史是否對于克難解困有所助益呢？

　　我的回答是，這不僅會有所助益，而且是一種必需。

　　的確，目前我們面對著一系列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經濟尚未走出“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疊加”困境；另一方面，2020年又受到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的沖擊，使居民就業、基本民生、市場主體、糧食能源供應、產業供應鏈等六個方面的安全和穩定都受到威脅，以致需要采取措施來實現“六保”。所有這些都表明，采取果斷措施來進行應對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實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并不是突然從天而降，而是在長時間的歷史過程中形成并積累起來的。因此，為了找到正確的應對方法，就必須追根溯源，探索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和內在機理，并且據此建立起研究現實問題的可靠分析框架。只有按照科學的方法弄清楚相關的基本問題，才能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現實問題給出正確的診斷和處方。

　　改革開放以來，各界同仁對于研討與改革和發展相關的問題做出了許多貢獻。然而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這就是受制于輕視甚至蔑視理論思維的傳統，熱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變萬化的表面現象，對所謂“熱點問題”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針對病因、而是針對癥狀的所謂“對癥治療”政策的措施來緩解矛盾，而沒有能夠透過變動不居的現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質和長期駐留的事物運動規律。當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發生了變化時，原來那些對基本問題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以為出現了全新的事物，只得重新從零開始，進行淺嘗輒止的應答，對基本問題的認識陷于低水平的循環往復之中。

　　在對基本問題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況下，倉促采取就事論事的應對措施，由于未能觸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發新的矛盾。如果發生“數典忘祖、引喻失義”的扭曲，就更會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認識成果付諸東流。

　　集結在這里的三本書，正是力求亡羊補牢，按照經濟科學的要求，討論與中國發展和改革相關的基本問題。

　　從橫切面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聚焦在兩個問題上：第一，是體制即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選擇和變遷；第二，是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和推動力量。從縱切面的角度看，則需要分析實現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等“兩個根本性轉變”的全部歷史過程。《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和《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這三本書，正是就以上三方面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一

　　《論競爭性市場體制》是一本我與劉吉瑞君全面討論市場取向改革的對話錄，寫成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出版于1991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前夕。在這之前，市場取向改革論對于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理論已經進行過兩次沖擊，但是因為本身的理論不夠透徹，所以都沒有能夠撼動計劃經濟的主導地位。

　　第一次沖擊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當時，“文革”十年動亂把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推向潰敗的邊沿，而市場經濟國家意料之外優異表現帶來的強烈震撼，使一些長期對蘇聯式或本國式意識形態教條存在盲目自信的領導干部在走出國門進行考察后，認識到適度開放市場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的必要性。中國的主要黨政領導人也隨即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口號，開始了對市場取向改革的探索。

　　但是，由于長期受到“左”的思想的鉗制和與國際學術界的長期隔絕，大多數國人對20世紀經濟科學的進展特別是現代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的運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論儲備和傳統意識形態對于市場必然產生“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的厭惡與畏懼，就使得必須堅持計劃經濟主導地位的舊思維很容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重新回到統治地位，造成在方針政策上的搖擺。僅僅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兩年，一度成為主流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口號就被更加接近蘇聯式政治經濟學“原教旨”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所代替。

　　第二次交鋒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過朝野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重新贏得了勢頭。全會通過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計劃經濟做了一種能夠包容“商品經濟”的闡釋，要求“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雖然上述論斷把改革扭回到了包容商品貨幣關系的正確方向上，但它并沒有對計劃經濟、商品經濟以及價值規律等等做出達到現代經濟科學水平的界定，因而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政策上都還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別是采取“商品經濟”這種俄語的模糊叫法來指代市場經濟，同時把價值規律定義為在資源配置結構既定的條件下“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價值量”，就完全背離了市場經濟通過價格變動引導稀缺資源優化配置的本質規定。還有，在“商品經濟”前面加上“有計劃”的定語，也為計劃經濟為主和政府重新主導資源配置埋下了隱患。

　　于是，80年代后期在黨政領導機關中爆發了對于中長期改革基本路徑的爭論。

　　一方面，一些經濟學家根據自己對于現代經濟學的理解，認為既然市場經濟制度是以市場—價格機制為核心配置稀缺資源的一整套機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不應當在擴大國有企業經理人員的控制權方面單項突進，而應當在發展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企業，建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和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等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整體配套地進行。

　　這種主張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取得了決策層的支持。1985年9月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以所謂“七五三條”的形式將其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并且要求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奠定這一新體制的基礎。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不贊成把建立競爭性市場體系作為中期改革的目標和以“七五三條”為基本內容的配套改革的決策。他們向領導積極建言，“擺脫加快過渡的氣氛和壓力”，轉而采取以計劃和市場雙軌長期共存為特征的轉軌方式，實行企業承包先行、價格改革靠后的方針，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去實現向新體制的過渡。

　　1987年，“雙軌制漸進轉軌”論者的“反決策論證”得到了新任領導人的采納，實現了他們所說的“決策思想歷史性轉折”。體制改革的中長期目標，由建立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經濟改變為政府通過政策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對企業進行直接和間接控制的統制經濟，即“國家掌握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

　　這一決策思想的逆向轉變造成的嚴重后果，是通貨膨脹和“官倒”腐敗接踵而至。這兩者在相當程度上引發了1988~1989年的經濟和政治風波。

　　風波之后，否定市場經濟、重申計劃經濟為主的開倒車潮流重振旗鼓。他們不顧鄧小平關于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的嚴肅告誡，力圖用“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口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重新強調中國經濟的計劃經濟性質不可動搖。這種開倒車的行為導致了1990~1992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年停滯，并由此引發了又一場“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大爭論。爭論的焦點，仍然是市場和政府哪個應當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不同的是，此時討論的理論高度和政策深度都有了顯著的提升，并開始涉及有關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和基本制度構建問題。

　　《論競爭性市場體制》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1987~1988年，我和劉吉瑞君在參加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組織的制定“1988~1995年改革中期規劃”的工作過程中深切地感到，除了對改革遇到的具體問題進行討論，還需要對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正本清源地作出厘清。正像我們在書中所說：“為了設計好改革方案，不僅需要分析中國歷史和現狀，總結歷次改革的經驗，而且要澄清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在這些基本理論的指導下，把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一一剖析清楚。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設計出可行的方案（見該書，第2頁）。”于是，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問題來進行討論。例如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它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協調發展，為什么計劃經濟制度必須被市場經濟制度所取代，如何建立市場經濟即改革戰略問題等等。

　　早在1776年，古典經濟學的鼻祖A．斯密就已運用“看不見的手”的隱喻指出，各自追求自己目標的眾多經濟參與者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會不由自主地走向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20世紀初期形成的現代經濟學運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和數學分析手段確鑿地證明，在競爭中形成的市場價格實時地反映了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因而能夠調節供求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這樣，就把斯密“看不見的手”的隱喻發展為嚴謹的正式表述，為經濟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準點和參照系。正是運用這樣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經濟學把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到經濟學的中心位置，為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優勢做出了科學的論證。接著，后續的經濟學派也根據計劃經濟體制在信息機制和激勵機制方面的致命缺陷說明它無法具有效率。

　　在《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中，我們正是根據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各國的實踐經驗說明了市場機制較之計劃手段在資源配置上的有效性。進而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實質在于用以市場—價格機制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行政—計劃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應該采取企業、市場和宏觀經濟管理整體推進的改革戰略。

　　如今，這些問題許多早已經有了定論，改革需要“整體推進”和“市場應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已鄭重地寫入執政黨的決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已經一勞永逸地獲得解決。時至今日，命令經濟舊體制所承載的既得利益和蘇式經濟學舊思維的影響都還繼續存在，因此就像過去幾十年經歷過的那樣，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并不注定一帆風順，向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后退的曲折還時有發生。從這方面看，雖然這本書的論述在一些方面較之現代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還不免簡單粗陋，但由于它能夠透過現象直指問題的本質，還是能夠為我們分析當下和規劃未來提供有益參考。

　　二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2004~2005年期間工業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大討論的產物，成書于2005年11月，后來陸續進行過一些增補修訂，2013年出了第4版。

　　這本書討論的，是為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應當選擇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在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就已成為困擾中國的大問題，然而當時由于受到蘇聯式意識形態的拘囚和對20世紀發展經濟學的進展缺乏了解，一直都沒有弄清楚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實踐上也沒有獲得實質性的進展。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之時起，中國就循著“優先發展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積累（即投資）是擴大再生產（即增長）的唯一源泉”等斯大林主義方針來發展國民經濟。這種“高指標、高投入、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方式很快引起人們的憂慮，并且考慮對蘇式經濟發展方針做出調整，在1956年提出了以“在繼續堅持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可是，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來提高增長速度和加強農業的宏大計劃非但沒有改善經濟狀況，相反造成了20世紀50~60年代的巨大經濟和社會災難。

　　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啟動改革開放以后，才真正開始了突破蘇聯式發展模式的艱難歷程。1979年，中國領導決定采取“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要求用三年時間把各方面比例失調大體上調整過來，主要內容包括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在重工業中除煤炭、石油、電力、運輸之外的方面都要少搞，以及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等等。隨后，1981年12月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確定采取“加快農業的發展”“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到重要地位”“徹底改變長期以來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的偏向等“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以便“圍繞著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然而，新方針規定的產業結構調整只進行了三四年，就有一位理論權威和意識形態主管在中央機關刊物上聲稱，否定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做法是一種“否定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的“偏向”，必須“糾偏”。在這種情況下，突破斯大林教條和“走出新路子”的努力就在具有政治理論權威的人們的詬病下終止了。

　　然而形勢畢竟比人強。在大量耗費資源造成的需求膨脹、效率降低、生態破壞等負面效應變得愈來愈嚴重的情況下，1995年國家計劃委員會重新提出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的問題，要求重拾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提過的“轉變增長方式”的口號，把實現從靠投入資源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到靠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列入“九五”（1996~2000）計劃。在討論中，不少經濟學家指出，蘇聯在60年代中期提出“增長方式轉變”，可是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也未見成效，根本原因是沒有改變計劃經濟的僵化體制。這一討論的積極成果，是《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要求：“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1995年后的幾年中，由于上述兩個根本性轉變進行得比較順利，中國經濟發展迎來了增長速度比較快、效率比較高的階段。

　　不過，“十五”（2001~2005）計劃期間形勢再度發生逆轉。

　　“九五”期間經濟發展的良好表現使人產生了提高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任務已經完成的錯覺。于是“十五”（2001~2005）計劃不再提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而是宣布“我國已經進入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階段”，要求在“十五”期間“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一方面，“把調整產業結構與調整所有制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結合起來，……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保持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繼續推行擴大內需的方針，……抓住機遇，加快發展”。

　　“十五”期間靠海量投資支撐的大規模結構調整，是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大城”運動和“產業重型化”運動。

　　21世紀伊始，不少省市級政府就憑借通過土地批租獲得的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活動，即用海量投資建設以造大城為主要內容的“形象工程”和以“產業重型化”為主要內容的“政績工程”。當這種做法收到當地GDP增長加速和官員獲得表揚升遷等“實效”以后，它就逐漸形成為全國性的熱潮。

　　面對這種形勢，社會輿論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化階段”，大手筆的投資將帶來經濟的大發展。另一種觀點則憂心忡忡，認為這將促成工業化道路的偏離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進一步惡化，并在中長期導致嚴重的后果。兩種觀點對壘，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選擇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模式，就成為“十一五”（2006~2010）規劃必須明確回答的重大命題。

　　我介入這場討論，是從2004年參與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和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討論“十一五”期間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時開始的。當時，我提出了要防止重回高指標、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必須走效率優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這一意見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更多聽到的則是反對的聲音。于是，我為自己的觀點作論證的文章也越寫越長，最后就寫成了《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這本書。

　　我在參加討論的過程中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發展道路的選擇，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會遇到的關于它們前途的重大選擇。它顯然不是靠一篇就事論事的策論就能說清楚的，而需要對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現實意義做出更深入的考察。

　　這樣，我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中首先根據從P．薩繆爾森、S．庫茲涅茨到M．波特多年的研究成果，把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劃分為“第一次產業革命前”的“起飛前階段”、“第一次產業革命后”的“早期經濟增長階段”、第二次產業革命后的“現代經濟增長階段”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向信息時代過渡階段等四個發展階段。對應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存在著不同的增長模式和相關的增長理論和模型。

　　然后，這本書著重討論了與早期經濟增長和現代經濟增長這兩個階段相關的理論爭論和政策演進。對于前者，我著重指出，馬克思正是從早期增長階段的增長靠投資驅動必然導致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等特征性事實，論證了資本主義走向沒落的必然性。可是，斯大林卻把早期增長中出現的這些特征性事實說成是適用于一切社會的經濟發展普遍規律和“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原理的基本原理”。這說明斯大林“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缺乏堅實的理論依據。我還著重指出，現代經濟增長與早期增長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它不再主要依靠資本和資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效率提高來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如果沒有對在現代經濟學中普遍使用的供給側增長模型，即生產函數基本結構的理解，就無法了解增長模式轉型的意義，由此確定的發展路線也會走偏方向。

　　此外，本書對于一些繞不過去的淺層理論問題（例如被人引為“重化工業化階段”依據的“霍夫曼經驗定理”）和更深層的理論問題（例如對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造成長期損害的“科技不分”傳統）也有所討論。

　　正是以現代經濟學的這些理論成果和相關的分析工具為基礎，我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中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過去和現狀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并且對轉變增長模式所需要的各方面制度改革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根據這些分析提出了我對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重啟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政策建議。概括起來說，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科研、教育體制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鼓勵創新的體制和機制，從根本上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

　　這次大討論的積極成果，是在有識之士達成共識的條件下“十一五”（2006~2010）規劃重提“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且對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不過問題在于，做出了正確的決議和這些決議能否得到貫徹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不無遺憾的是，隨即在本世紀第一個10年的后期出現了質疑改革開放、要求回到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社會潮流。改革的停滯使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難于取得成效。一些地方繼續用大量投資進行“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來拉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粗放增長方式導致的各種消極后果也日益積累。

　　由于蘇式發展理論和政策在干部隊伍中遺存的影響力，還由于權力和利益的推動，反復出現傳統增長模式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回潮。結果是使中國經濟增長率到2007年開始呈現出階梯式下降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2010年，中央中共再次重申“加快經濟發展轉型”的要求，并且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刻不容緩”。可是，人們更習慣于用凱恩斯主義側重需求側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供給側的生產函數來分析長期增長問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凈出口）組成的需求總量上。這種理論框架的誤用，加上想用強刺激政策應對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結果是頻繁地使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隨著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作用的顯現，這種刺激政策的效應變得越來越差，與此同時，政府和許多企業卻債臺高筑，醞釀愈來愈大的金融風險。這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疊加”的困境。

　　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為應對“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和“四降一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的嚴峻挑戰，為“十三五”（2016~2020）制定了正確的經濟發展基本思路。這就是：增長速度要從高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的集約增長，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一言以蔽之，就是從高速度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

　　十分明顯，這一正確的建設方略要想真正得到落實，離不開人們對有關歷史背景和基本理論的清楚了解。在這方面，讀一讀討論有關基本問題的《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應該是可以有所助益的。

　　三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是一部論述中國改革歷史的理論著作。它最初是我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講授“中國經濟”課程的講義，在1999年1月公開出版，此后于2004年和2010年出版了修訂版。此次再版采用的是2010年版本。

　　這本書的主要特點是，除了對中國改革的歷史背景、不同改革策略的選取和改革的歷史過程做了比較詳細的講述，還運用現代經濟學中比較制度分析的分析框架來進行貫穿始終的理性分析。因此，它既被看作一本歷史著作，也被看作一本理論著作。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全書包括四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總論”，先是討論了中國改革的兩個基礎性問題：（1）經典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建設“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理想，怎樣在“蘇聯老大哥”的帶領下一步步地具體化為高度集權的“國家辛迪加”（列寧和斯大林）？（2）為什么在曾經承諾能夠帶來人類解放和普遍福利的理想社會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之后，并沒有實現它先前的許諾？相反，不但經濟缺乏生機與活力，而且孳生了其他的社會弊病，由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才不約而同地要求對它進行改革。

　　然后，集中討論了中國改革戰略的演變過程。

　　制定正確改革戰略的前提，是明確改革的戰略目標。把中國改革的戰略目標確定為市場經濟，經歷了很長時間的試錯、探索、討論乃至斗爭的過程。早在集中計劃體制剛剛建立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人們就開始認識到從蘇聯學來的那種缺乏生機與活力的體制需要進行改進。于是開始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長途跋涉。

　　“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指導思想，是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或者叫作“體制下放”，也就是把計劃經濟的決策權部分下放到省級、副省級乃至更低的行政層次，以便“調動”它們的積極性。

　　“體制下放”非但沒有取得充分發揮基層積極性、創造性的預期的成效；相反卻使計劃經濟所必須的資源配置紀律遭到破壞。為了保持計劃的集中統一性質，中央政府收回了若干原來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權力，以便保證國家計劃得到令行禁止的執行；然而中央集權又造成僵化怠惰風氣的滋生，于是只得再次下放權力和利益。這樣一來，改革過程就形成了一種“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用“行政性分權”一節講述了這種循環往復的過程，然后對它進行了經濟學的分析。

　　1976年，“四人幫”被逮捕和“文革”結束、閉關鎖國的狀態開始松動以后，中國改革才迎來了方向性的轉變。

　　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打開國門睜眼看世界，使朝野有識之士從市場經濟國家良好的發展業績中看到，引進市場機制、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是挽救危亡和振興中華的必由之路。

　　在引進市場機制的同時，對于是否要保持“計劃經濟為主”的格局，還是經過了多次反復才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達成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的共識。這樣，貫穿往后幾十年紛繁復雜的事件中的一條主線就成為從計劃制度到市場制度的體制轉軌。不過，盡管歷史發展的大邏輯決定了國家的體制要沿著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整體推進的改革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和反映這種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中有深厚的思想沉淀和社會基礎，因此改革并不總是一帆風順，它不免時常出現曲折、反復和回潮。特別是在本世紀初期，由于改革推進不足出現的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拉大等某些社會問題引起大眾不滿時，代表舊體制和舊思想的社會力量就趁機鼓動把改革拉向后退，重新強化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對稀缺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和對企業的微觀干預，不僅在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的改革上停滯不前，而且在一些領域還出現了“國進民退”開倒車的潮流。

　　直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確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和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才吹響了阻斷開倒車逆流、重啟改革的號角。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對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本世紀第一個10年改革進程中的前進后退和迂回曲折從政策和理論的雙重視角上進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部門專論”，是對國民經濟各個子系統改革歷程的討論。

　　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復雜而精巧的巨型系統。這個巨型系統由許多相互關聯的子系統組成。正像比較制度分析告訴我們的，構成總體制度安排的各個領域的制度需要互補。因此，要想通過改革把這個巨型系統建立起來，并使它們能夠協調有序地運轉，僅僅提出一個籠統的“市場經濟”目標是不夠的。除了開放市場，實現價格自由化，還需要對農業、企業、金融、財政、宏觀經濟管理、對外經濟關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進行改革。《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對有關方面的改革進行了比較完整的改革敘事，讀者可以從中發現各個領域制度演進的一般性規律，并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的特殊性。

　　除此而外，考慮到市場制度不能孤立地發揮作用，而是需要其他社會領域、包括政治體制的支撐，因此需要在相關領域進行變革，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三部分“宏觀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問題”用了整整3章的篇幅討論政治體制改革以及與建設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保持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穩定、抗擊腐敗、化解貧富分化等社會矛盾相關的問題。

　　第四部分對全書作了簡短的回顧和總結，并提出了我對于全面推進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未竟任務的思考。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修訂版問世至今已有十個年頭。在這十來年間，中國改革和中國經濟經歷了長足的進步，中國也在2010年躋身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不過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中國的大目標還沒有完全達成。在這樣的條件下，國內情況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就會提出新的挑戰。為了積極應對挑戰，當然需要與時俱進地創新思想。但與此同時，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經驗也是一筆必須充分利用的寶貴財富，因為實現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歷史任務還需要繼續努力才能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會遇到在形態上也許有所變化，但實質卻相類似的艱難險阻。因此，對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從中汲取智慧，對于正確把握當前走勢、堅定不移和富有成效地推進改革，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以史為鑒，溫故而知新，顯然是使我們少走彎路、提高成功概率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