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去年底今年初，在考慮新的調研和創作主線時，我讀了很多研究報告，各大機構都認為今年全球疫情將得到控制，迎來一個“復蘇的共振年”。

　　高盛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將增長7.5%，家庭消費會從去年下降4%跳升到今年增長13%，取代投資成為主要動力。摩根斯坦利預計中國增長9%。中金公司認為，受企業資本開支增加、消費繼續恢復、出口保持相對強勁等因素驅動，今年中國上市公司盈利會有15-20%甚至更高的增長。

　　書面數據讓人樂觀，現實中的新聞卻讓憂思叢生。全球每天確診的新冠病例有70多萬，中國多地出現了散發和擴散的跡象。看來疫情的尾巴很長，會繼續纏繞世界，繼續阻斷正常的交流。

　　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也有一些和人的生命與命運相關的事件，令人心緒難平。

　　去年12月10日，葵花藥業原董事長關彥斌“殺妻案”二審宣判。大慶市中院維持一審原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關彥斌有期徒刑11年。

　　去年底，80后企業家、游族網絡的林奇中毒致死，投毒者是其多年同事。林奇事件后，好幾位企業家說，你應該寫一篇《企業家的命》，多不容易，多大風險！有的企業家已經在做非常具體的防范。

　　1月初，金融巨貪賴小民因受賄超過17億，以及貪污、重婚被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又有朋友說，你該寫一篇，警示國有企業家遠離高壓線。賴小民在北京有一處房子專門藏匿贓款，暗語叫“超市”，他要求行賄人都給他現金，收錢后自己開車到“超市”親手放進保險柜，路上還特意多繞幾圈，防跟蹤。他自己交代：“一分錢都沒有花，都放在那里了……所以我說要這么多錢有什么用呢？最后又不敢花又不敢用，還提心吊膽的。”

　　真是一個最窮的富人。在金錢的大地上卻無地自容。

　　我沒有寫這些文章。因為今年人們最關注的，顯然不是老板的命，而是打工人的命。

　　互聯網公司員工加班猝死，如花的年齡，說倒下就倒下了。

　　湖北仙桃一個小區的保安和43歲的外賣員發生口角，原因是客戶一定要送上樓，保安說太晚，不讓進，爭斗下外賣員竟然被保安打死了。網友唏噓不已，“大家活得都不容易，何苦相互為難！”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45歲的女法官因為不徇私情、拒絕“打招呼”被同鄉在地下車庫里殘忍殺害，也引起強烈反響。湖南高院副院長在懷念文章中說：“有人提出了一些疑問，比如兇手怎么會因為不幫忙打招呼就殺人？這些朋友都是理性的人，估計他們更難想象現實生活中就有鄰居之間就因為雞鴨吃了隔壁家的蔬菜而刀斧相向、甚至滅門的情況。……這些人會把自己在生活中職場里的種種失敗、委屈和不如意全部轉化為對裁判結果的追求，奢望通過一紙裁判將他在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返回給他……”

　　在文章的跟帖中，有人說，“我們的社會和人性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導致社會竟如此之荒蕪？人性的荒蕪與惡能通過物質條件的增加和社會環境的改善而消除嗎？人之本質為什么荒蕪？因為靈魂失去了根；靈魂為什么失去了根？因為精神背離了本源……”

　　內部大循環是當下的熱詞。但以上這些案例讓我想到，內部大循環的暢順與活力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文化支持的。內部大循環是一種經濟現象，但它的很多堵點、痛點可能來自非經濟因素——獲得感、保障感、公平感、希望感的缺乏，人性之惡的無節制擴張，柔性化社會服務供給的不足（如社會了解與社會溝通的不足），以及人文教化和法治意識欠缺所形成的“日常沖突陷阱”。

　　前一段看到“2020網友票選人生十大煩惱之事”，是基于知乎、微博、虎撲的大數據整合出來的，應該很有代表性。第一條是“樓上/鄰里/街道居住噪音”。真的痛苦又反諷！房價不斷上漲，卻連個好覺都沒有，內心充滿“恨不得樓上那家人突然消失”的詛咒，而這就是我們很多人生活的環境——互聯網社交的體驗無比暢順，現實中人與人的互動無比割裂！

　　2003、2004年我寫過《告別GDP崇拜》《探求國民幸福總值》等文，這么多年過去了，生產總值的巨大增長為何沒有帶來幸福總值的提升？物質資本劇增，社會資本——可以簡單定義為“能夠帶來社會信任的資本”——為何依然匱乏如斯？

　　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地感到，不能再就經濟談經濟，也不能再簡單地說“只要發財就是好貓”，就像某些富豪炫耀資本、財技和市值時，其實都建立在“以萬物為芻狗”、視小散為韭菜的基礎上。這種財富的膨脹和聚斂只會讓經濟畸形繁榮，距離共好社會的目標也只會越來越遠。

　　良好的社會資本，人與人的健康互動，這也是一種環境建設，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如果不牢靠，在上面建再多房子，也會垮塌，只是早晚而已。

　　清華大學副校長楊斌兩年多前提出過“人文紅利”的概念，指勞動者的精神面貌、心智品格。

　　如果把這個概念深化，人文紅利或者叫人本紅利，應該是指全社會（包括政府、企業、社區、學校等一切組織和個人）的價值追求、公共氛圍、家庭責任、職業倫理、互敬互信、社會關懷、自我修養等等。

　　從人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第一種紅利是人口紅利，即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高、撫養成本低。這一紅利在2010年就達到最高點。2012年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也開始下降。2015年起，流動人口數量開始下降。盡管中國的勞動參與率比較高，但預計“十四五”期間中國的就業人口會低于7億（2019年為7.7億），即就業人口低于總人口的一半。人口紅利的消散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中國還有第二種紅利，人才紅利，即勞動者素質不斷提高所帶來的紅利，主要衡量標準是平均受教育年限。

　　按教育部數據，“十三五”期間中國在各級教育普及程度方面都達到或者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0.7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3.7年。人才紅利的增長對沖了人口紅利的下降，為中國經濟發展繼續提供人力資本支撐。

　　也有人把中國的人才紅利稱為人腦紅利，工程師紅利，STEM紅利，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方面的人才紅利。展望未來，中國的人才紅利將繼續增長，美國3億多人有1.4億大學生，中國14億多人目前只有1.7億大學生，增長空間還很大。

　　但是，光靠人才紅利能不能支持中國的創新經濟和全面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呢？

　　不一定。

　　首先，要看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否有利于創新思維、創新人格、健全思維、文明人格的培育；

　　其次，要看人才的職業選擇和價值實現方式，是否更加有利于生產性創新與風險擔當。如果像施一公所說“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或像2019年北大發布的就業報告，校本部49.79%的畢業生去了機關和事業單位，27.14%去了國企；又或在熱門的互聯網大廠，很多天之驕子從事著和所學專業沒什么關系的簡單體力勞動……個人選擇當然都有合理性，但長期延續，就會形成集體謬誤；

　　第三，要看人才所處的環境，無論是企業環境、社會環境、法治環境，能不能對人才的創造力釋放給予正向支持。如果一個企業里老板一言堂，員工只能低眉俯首，談何獨立思維和創新思考？如果社會的經濟要素供給、產業進入、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與市場，存在不少“身份歧視”“選擇性執法”、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被歧視的一方就算賺到很多錢，內心會真正感恩、愿做長期打算嗎？

　　前段碰到一個民營企業家，他希望我研究一下最近幾年信用債市場國企和民企的融資的變化，因為“昨天的投資是明天的收入和利潤”，關系到今后幾年國企民企的實力變化。

　　我看了幾份研報，無論從發行人數量、凈融資額、平均發行利率等等看，民企實在太弱，2018、2019年凈融資均為負值，2020年小幅回暖，主要是貨幣政策帶來流動性高度充裕，融資基本面沒有明顯改善。2020年5月末，民營企業信用債發行數量僅占全市場的8.6%，發行規模僅占全市場的7.4%。

　　當然，民企融資弱也有自身原因，如一些民企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存在瑕疵，加上大多數民企處于市場競爭較為充分的行業，抗沖擊能力比國企弱。也就是說，弱有弱的道理。但更要看到，主要還是長期積累的市場地位不平等導致金融資源配置扭曲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很難真正贏得他們的心。

　　最后，要看人才自身是否有健康的價值觀，能自我約束，知敬畏。《荀子》有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就在于能不能駕馭物欲。《管子》中也說，“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這才是君子。

　　由上可知，光靠人才紅利也是不夠的。

　　中國需要第三種紅利，人文紅利、人本紅利。

　　在人口紅利、人才紅利后創造人文紅利，接續中國發展的紅利，是一個重要命題，也是一個系統工程。

　　國家領導人說，“事實證明，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共建人文紅利，可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值得探索的途徑。對這一系統性問題不做更多展開。單就教育談點看法。

　　在教育領域創造人文紅利，意味著要更加注重人的培養，而不只是才的培養；更加注重創造力的培養，而不只是知識的灌輸。

　　人才是注重人口教育的結果，人文是培養人、“人在才先”的結果。育才是一種能力教育，目的是取得某個方面的成就，育人是一種人文教育，核心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目標是做正直善良的人，自由快樂幸福的人，有獨立思考的人，對自身之外的他人和世界有意義的人。

　　做人往往比做事難，“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

　　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講的就是教育的本質，是育人，是人格、人生、人的德行完善。

　　講育人，不是動輒搞道德說教、道德審判，而是說，人不育好，立不住，再多“才”“財”也無濟于事。同時，看看我們身邊每天都在互撕的離奇新聞，為了搶錢、搶人、搶官位、搶流量，什么都可以無底線，實在也是對這個文明教化禮儀之邦的辛辣嘲諷。

　　從發展創新經濟、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角度，人的創造性最為重要。

　　清華大學教授錢穎一曾說，創造性的三個基本元素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它們都不是“知識”本身，都是超越“知識”本身的。牛頓對蘋果從樹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愛因斯坦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局限于我們已經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蓋整個世界，包括那些將會知道和理解的”，批判性思維則是善于對被廣泛接受的結論提出疑問和挑戰，而不是無條件地接受專家和權威的意見，同時又不是對一切命題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創造性、建設性的方式對疑問和挑戰提出新解釋，做出新判斷。

　　“本來，人的本性中有這三方面的潛能。但是，我們的教育文化、考試文化把它們扼殺了。一個人學會了人類的全部知識，但若沒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他也只能是一個有知識的人，而不可能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人。同樣，如果一個國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輸知識，而不注重培養能力，特別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那么，這個國家可以在經濟發展的追趕階段表現出色，但很難獲得引領世界的地位。”錢穎一說。

　　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每天早上7、8點鐘就到實驗室，晚上8、9點鐘才走，這也是天天加班吧，但他很快樂，因為有興趣。他說：“在我做尋找新粒子的實驗尚未成功之時，人們說我是傻子，因為成功的可能性極低；但當我找到新粒子的時候，人們又說我是天才——其實，傻子與天才之間只有一步之遙。要實現你的目標，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

　　丁肇中還強調，基礎研究從發現現象到運用，需要時間。100年前，基礎研究是熱學、光學、力學，現在用在飛機、火箭上。20世紀30年代的原子物理、量子力學，現在最簡單的應用是網絡、手機，40年代的基礎研究是原子能、核聚變，現在用在能源、國防上。不僅需要時間，而且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實驗失敗是通向成功最主要的過程”，但不能怕失敗就不去做。

　　現在科創很流行。從人文紅利角度，講科創的同時，也要講文創。人文創造。

　　美國1986年發表《本科的科學教學和工程教育》，提出STEM教育，STEM教育發展從本科到小學經歷了20年左右時間。2011年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又提出STEAM教育，加了一個A，即藝術（Arts）。在AI時代來臨的背景下，需要的已經不僅是理工素養的“制造”，而是有藝術素養的“創造”，這就是人文、美學的作用。

　　中國的科創要長期可持續發展，而不只是為了眼前應對“卡脖子”的壓力，需要有更多真正對科創有興趣的長期主義者。

　　人都有功利之心。錢穎一區分說，短期功利主義者是為了發論文、申請專利、公司上市；長期功利主義者是為了填補空白、爭國內一流、創世界一流；還有一種人是“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者”，他們追求真理、改變世界、讓人變得更加幸福。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具有第一類動機的人很多，具有第二類動機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三類動機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說是寥寥無幾。”

　　也因此，我們從世界上汲取的創新成果很多，為世界貢獻的創新成果很少。

　　中科院院士賀福初在談到如何解放中國人的創造力時說，我們創新的障礙是“守成”“從眾”“求穩”的傳統思維定式，不敢冒險，信仰不堅，常易初心。當前創新生態建設雖已起步，但總體較混沌，上有“官本位頑癥”（官大好像學問自然就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學問大不大），下有“山寨傳染病”，社會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偽專家”“偽創新”，制約、甚至塵封了創造力的迸發。

　　賀院士說，中國的最大資源是十幾億民眾，十幾億民眾的最大力量在于其智力，智力的最大動能在于其創造力。只要大力解放民眾的創造力，就一定能開創人類的智業新文明。

　　以上只是從教育和科創的角度，探討了人文紅利的意義。其實，人文紅利之于今日中國，在經濟、社會、企業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可春風化雨，滋潤萬千。

　　唯有從人的內在出發，從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出發，創造各種有利條件，挖掘出比人口紅利、人才紅利更加深厚、更加綿延不絕的人文紅利，人，才能成為有信仰的人，有信念的人，有目標的人，講信用的人，負責任的人，友善友好的人，國家也才能在經濟活力、社會和諧、文明昌榮之間實現好的均衡。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