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朱長征

　　2019年消費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占比額為57.8%，這雖然是一個正常年份的消費占比，但遠遠低于成熟市場經濟；從長期來看，中國的消費在GDP占比應達到70%左右才能形成內循環為主體的相對穩定的增長動力結構。

　　然而，2020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預計為負。雖說是受疫情影響，但是下半年社會秩序已基本恢復正常，消費遠遠沒有恢復到正常水平。除了服務業消費，預計中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2020年同比增速約-4%左右。

　　因此，如何激發消費潛力，是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關鍵，也是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2021年激發消費潛力、擴大內需，要點燃“三把火”：一是正視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的現實，盡快下調利率以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二是擴大就業、深化改革，爭取每年新增2000萬中等收入群體；三是既要擴大傳統消費需求，更要創造新消費需求。

　　當前消費復蘇緩慢的深層次原因

　　從三大需求的恢復情況來看，投資、出口等增速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消費成為明顯的短板。

　　去年1-11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6%，民間投資增速在11月年內首次轉正；出口增勢超預期，帶動前11個月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1.8%。得益于生產端的率先恢復以及海外部分訂單向中國轉移，中國出口占全球市場份額將達到歷史高峰。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需求中，2020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337.1、422.5和14.6。前11個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4.8%，預計全年同比增長-4%左右。這將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出現消費負增長。

　　部分人士可能認為，今年消費同比增速對比2020年會顯著加快，但實際上這種在2020年的低基數基礎上的高增長，本質上只是一種數字假象——雖然不是人為編造的假數據，但是2021年消費表面上可能呈現的兩位數高增長數據，其實只相當于沒有疫情下同比增速2%~3%。若不加以區分，不但會掩蓋消費疲弱的真實情況，還有可能嚴重誤導決策。

　　造成消費疲弱的深層次原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長放慢。在疫情前，近幾年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實際已呈持續下滑狀態，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疫情沖擊下2020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長嚴重放緩，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3.9%，剔除物價后的實際增速僅0.6%。

　　在總體收入增長放緩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結構性不平衡進一步降低了全社會的消費水平。比如，疫情沖擊下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幾乎未受疫情影響，這從奢侈品、豪華汽車、金銀珠寶甚至商品房熱銷等跡象上可以反映；而收入差距擴大背景下，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下降才是造成疫后消費復蘇緩慢的主要原因。

　　造成消費疲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儲蓄傾向提高，進而造成邊際消費傾向降低。疫情沖擊后，居民對工作、收入預期自然持謹慎態度，加之疫情沖擊下中國不但沒有降息，反而在二季度以后引導實際利率（國債到期收益率）不斷上行，結果造成居民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儲蓄存款增速高達9.5%，而居民凈存款（存款-貸款）增速高達10%以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消費疲弱的直接結構原因，主要還是疫情影響下的餐飲、旅游、航空、酒店、影院、會展等仍然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因而只要疫情受控，消費就會自然復蘇。這種觀點是十分有害的——事實上，前文所述的2020年中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負增長，主要是商品消費的負增長而非服務，而旅游、航空、酒店、影院、會展等服務業的消費負增長，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負增長更加嚴重。

　　正是在上述錯誤認識下，造成我們在疫情嚴重沖擊下的救助資源大部分流到投資端，而對居民的救濟、補助等轉移收入總量較少、占比偏低。不論是2020年消費的負增長，還是2021年同比高增長數據掩蓋下的消費不足，都不能簡單歸因于疫情的影響，并期待疫情后自然恢復。要看到去年三季度中國社會秩序已經恢復、而消費并沒有如期恢復到正常狀況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只有從居民收入增速長期持續放緩、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等深層次原因入手，才能真正找到激發中國消費潛力的藥方。

　　正視社會平均利潤率下行，盡快降息

　　為應對百年來最嚴重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歐美各國紛紛大幅降息，輔以財政刺激，很多國家都降到零利率或負利率的水平。與歐美國家直接向個人和企業發放現金補貼不同，中國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給端的恢復和穩投資，在貨幣政策方面雖然前四個月有比較明顯的寬松和真實利率的下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長期利率都就開始逐步上行。

　　從消費和儲蓄的關系看，在給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擴大消費，就要降低儲蓄率；而要降低儲蓄率，就是勢必要降低利率。因此，2021年穩消費的第一把火應該是盡快降息。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明確提出相關政策保持連續性，不急轉彎，同時還明確提出擴大內需是今年的主要任務，提出合理調節消費、儲蓄和投資比例關系。從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出發，通過降息以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應該是應有之義。

　　從政府、企業和居民債務成本角度考慮，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各部門的總債務約在270萬億元，若利率調降1個百分點，可節省2.7萬億的利息支出，釋放出大量投資和消費潛能。

　　從全球金融市場來看，面對疫情沖擊，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國獨自保持較高利率不僅使本國企業承擔了較多的成本，同時也會造成國際“熱錢”和套利資本的不合理流動，影響中國的金融穩定。過去一年來人民幣的不斷被動升值就是表現。

　　最后，從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般原理出發，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部分。疫情沖擊后，全球各國、中國各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大幅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會平均利潤率一般規律的。應該正視全社會平均利潤率大幅下降的現實，相應調低利息率。

　　提高居民收入，每年新增2000萬中等收入者

　　激發消費潛力、擴大內需，要點燃的第二把火是提高居民收入，重點是把更多的低收入者變為中等收入群體，至少每年新增2000萬中等收入群體。

　　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國際上比較通用的是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標準，即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間（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如果按去年美元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則為年收入2.5萬-25萬元人民幣，月收入2100元人民幣就算中等收入群體。考慮到房租、物價等各方面現實情況，這個標準對于對中國城市居民來說顯得有些低了。

　　按照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2019年1月曾給出中等收入群體測算標準：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50萬元之間則為中等收入群體。也就是說，一個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間，就屬于“中等收入群體”。照此標準計算，2017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占我國人口總數的比例只有30%。

　　假設到2035年前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人口比重達到50%，即從當前的4億人增加到7億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萬中等收入人群，這樣的增速可能嗎？

　　根據有些學者的研究，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在1988-2005年間曾呈下降趨勢，而到2013年前后才有顯著的趨勢性上升。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表明，2002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約18%，而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此前根據收入及地區細分數據測算，2013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也為18%，雖然不同的統計主體有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計算口徑，但是也說明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的上升從2013以來才開始加速，平均每年增加2400-2600多萬人。

　　毫無疑問，中等收入群體人口的最直接增長動力來自于擴大就業，每年超過1000萬的新增就業人口大部分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是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要構成部分。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抬高，現有就業人口工資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接近月收入2777元的人越來越多，我國的中等收人群體增長有望在十四五期間進一步加速。

　　讓低收入者向上流動，讓中等收入者不掉隊，擴大就業是最有效、最普惠的提高收入水平途徑。因此要繼續貫徹六保、六穩政策，確保每年可新增就業1000萬以上，尤其要重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支持。擴大就業還需要進一步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等改革，消除妨礙人員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破除戶籍制度限制，取消一切歧視性的就業規定，讓進城人員、非戶籍人口也能享受到各類公共服務。為了推動擴大就業，政府可加大對傳統產業轉崗群體、新進城群體的培訓和就業指導，讓他們盡快在新產業中找到崗位，早日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增加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比如，加快農村土地、宅基地確權后的流轉、交易制度建設，使農民的資產轉化為實質性的財產性收入；考慮到資本市場的投資主體擴大，資本市場的繁榮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現實途徑。

　　增加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還要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確保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五大要素都創造財富，都應獲得合理報酬，但近些年，金融部門和土地部門獲得了不合理的超額要素報酬，應當減少這些部門依靠行政壟斷和人為制造稀缺所獲取的超額報酬，從而增加勞動者、管理者、技術者的收入，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增加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也可以要繼續加大對中低收入者的補貼力度，并增強中低收入地區、產業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變成中等收入者，假設到2035年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總數達到7億人，占比達到50%，形成橄欖型收入分布結構，不僅是形成內循環為主體的穩定增長動力結構，更有利于形成更穩定的社會結構。

　　創造新需求：讓老樹開新花，讓新樹發新芽

　　激發消費潛力、擴大內需要點燃的第三把火是創造新需求，既讓老樹開新花，也讓新樹發新芽。

　　首先，在釋放和激發傳統消費增長上，還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和手段。

　　比如，我國城鎮化進程放緩但尚未完成，目前60%左右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未來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有近1400萬人從農村轉入城鎮，不僅因此將增加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投入，也會引發衣食住行等各類消費需求；

　　再比如，信息化手段在新零售領域的應用也可以激發巨大的潛力。拼多多用五年多時間就崛起為中國電商第三極，說明三四線城市、縣鄉消費、老消費也存在挖掘機會。

　　又比如，流通領域的改革也可以促進傳統消費需求。去年7月實施的海南離島免稅新政帶來了銷售額的大增。粗略統計，去年海南離島免稅銷售272.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2%；購物人數522.2萬人次，同比增長30%。考慮到海外疫情在短期內難以得到抑制，這類消費回流仍將持續。

　　當然，除了用各種方法提高傳統消費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費升級的方向“創造新需求”。

　　在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帶來新的經濟增長。與此類似，特斯拉新能源汽車、泡泡瑪特潮流玩具、故宮文創產品等等，都是依靠企業家的創新，用新供給創造了新需求。

　　比如，新能源汽車方面的新供給正在成為創造新需求的增長點。去年二季度財政部明確了延長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自下半年起，新能源車銷量逐月上升，成為穩定全年國內車市的主要驅動力。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預估，2020年中國汽車總銷量預計為2530萬輛，同比降幅2%左右，遠好于原先預期，其中新能源汽車銷量130萬輛，同比增長8%左右。

　　又比如，中國近幾年在5G方面的投資也將創造出更多的新消費場景。想當初2G、3G 時代蘋果手機問世時，沒有人能夠預測到這種創新能夠帶來移動社交網站（如微信）、移動支付、移動視頻、網約車、共享單車等新的消費場景，未來5G、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集中產業化都可以創造出巨大新需求。

　　除了技術和產品創新，有時候生活方式和消費場景的創新也會創造出巨大的新消費需求。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可口可樂利用圣誕老人創造了冬天喝可樂的新消費場景，通過創新生活方式創造新需求：1931年以前的每一個冬天，都是可口可樂的消費淡季，然而在那一年的圣誕節，可口可樂公司根據該公司產品的紅白色設計出的一個大白胡子、戴紅帽穿紅襖、暢飲可樂的慈祥圣誕老人形象，Holidays Are Coming卡車載著圣誕老人和可樂走向美國和世界各地，一種新的消費需求被創造出來，從此冬天再也不是可口可樂的消費淡季。

　　在追求高品質生活的新時期，如何用研發、設計、品牌、消費場景、生活方式的創新來創造新需求，既讓老樹開新花，也讓新樹發新芽，無論對于宏觀政策決策，還是對于企業創新轉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滕泰為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朱長征為萬博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