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東北亞經濟研究院

　　本文作者：周天勇 東北亞經濟研究院專家與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

　　中國過去是處于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戰略發展階段，隨著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發展的經驗，轉移和利用自己便宜的勞動力，與制造業相結合，生產產品向全球出口，擠壓了中國的國際市場；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振興制造業，促使外資和跨國公司回流國內，不僅替代進口，并且還要向中國市場出口自己的制成品。而我們國內則內部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形勢錯綜復雜。筆者認為，需要精準深化減稅、人口與勞動力流動、資金在國有與民營企業間分配、土地要素配置等體制改革；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使中國在2019年到2035年間，實現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順利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我們就此形成了一個研究方案，這里摘要形成一個極簡的概述，請大家參考。

　　一、下行壓力加大與經濟增長預判的模糊

　　中期內下行壓力加大：由于1999年到 2005年間，人口自然增長率從 8.18‰ 下降到了5.89‰，受20年前人口增長影響后20年經濟增長的規律（我們也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人口增長與20年后經濟增長關系分析驗證了此規律）影響，GDP增長率有從2018年的6.6%（這個數據包含統計將研發投入2.8%調入GDP的部分）下降到2025年3.12%的壓力。

　　長期內有跨越不了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風險：由于人口增長率從2006年的5.28‰下降到了2015年的4.96‰，2026年到2035年，經濟增長率可能在2.66%~2.42%之間。我們就此根據高收入人均GDP水平年平均增長率的歷史數據，判斷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措施扭轉，那么2035年前中國進入不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如圖1所示。

　　圖1  按人口增長情況預測的至2035年中國人均GDP與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門檻對比圖

　　然而，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界就其趨勢，各有不同的看法，出了許多不同的建議，認識和判斷是不是靠譜，所出的招是不是可用，效果會如何，似乎都需要討論。

　　從要素的投入產出看，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勞動力、資金、土地、技術要素的投入和貢獻。清華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所、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投資所、國外伍曉鷹等學者，大多基于索洛全要素生產率模型，對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和未來的增長趨勢進行了各自的研究，結果和說法不一。索洛模型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而中國的經濟運行國情和環境在許多方面都不滿足這些要求，因此這些研究計算的結果誤差很大，提出的建議和方案可能針對性不強，或者有誤。

　　對于國民經濟，沒有數理方法而只是定性研究，那只能是“猜測”，決策時心中無數；而有一堆數據，沒有科學適用的數理分析方法，或者簡單套用模型，會出現偏差，用以決策，也會造成很大的失誤。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索洛全要素生產函數，是一個市場經濟的模型，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一個競爭性的市場，要素都要自由流動，要素都要通過市場交易配置，市場決定價格，要素都有價值表達，生產和供給自動創造消費和需求，不存在長期的生產過剩。這些模型的條件要求，就是市場經濟的標準， 實際上也就是一系列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體制安排。但是，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許多體制還在改革之中，還不滿足索洛模型的要求。因而，學者們簡單套用數據來分析中國的經濟運行和增長，誤差就會很大，給中央的政策建議也無法針對存在的問題。

　　對此，我及我的團隊也長時間陷入了方法上的糾結。后來從“市場經濟應該有，但是沒有；應該有多少，但是實際沒有那么多”的思路，用假設條件還原和反實事法，建立了一套適用于發展和體制均二元結構轉型國家，即符合中國國情的國民經濟投入產出和增長的分析方法和邏輯框架。

　　二、能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能：精準改革

　　據此，我們將過去經濟學家們對改革紅利的定性“猜測”改變成了數量分析，用上述方法就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以釋放的未來經濟增長潛能進行了估計。

　　（一）資金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能獲得的增長潛能

　　1． 減稅降費：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業資本配置改善

　　按照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標準值，宏觀稅負率在GDP的18%~25%之間，體制轉型國家在28 %左右，中國目前宏觀稅費為36%左右。我們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宏觀稅費負擔率應有水平放寬在了30%，偏差為GDP的6個百分點以上。用反實事法計算，2017年高稅費負擔的年產出損失為GDP的1.3 % ~1.5%。

　　如果按照標準值進行還原改革，那么需要減稅5.5萬億~6萬億元。在一年中減少，可能性不大。可以分三年，期間每年獲得的新增長潛能平均為0.45%。雖然釋放增長潛能的時間短，動能也不大，但是如果不減稅降費，企業就會大面積關停和減少。

　　2． 資金國有和民營經濟配置改善可能的增長潛能

　　資金要素目前還沒有做到競爭中性分配，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國有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將法律上投資、創業和經營的有限責任，正在普遍地變成了企業家搭上全部家產和父債子還的無限追責。國有企業貸款成本低、資金使用效率差、凈資產盈利水平不高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由于國有企業的低效率，負債資金和權益資金在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錯配，其損失占2017年GDP的5.84%，資金供給錯配造成的損失還是很大的。目前國有經濟貸款、債券占總額的60%，一直到2035年我們將這一結構按照國有企業15%和民營經濟75%配置變動逐步進行還原改革，2019年到2035年間這項改革獲得的增長潛能，按低高方案的不同，年平均為0.24 % ~0.3%。也可能是我們的計算需要改進，這一效果并不如一些經濟學家們猜測的那樣大。但是，如果國有企業不改革，將會對出口貢獻大、吸納就業多的民營企業，形成擠出態勢。

　　（二）勞動力配置改善可能獲得的新增潛能

　　人口遷移、勞動力要素流動和配置，受到了戶籍、教育及醫療不均、城鎮居住成本高且困難、農村土地不能退出等干擾，與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同樣發展階段時的城市化水平及農業就業勞動力比率比較，發生了較大的偏差。我們計算2017年其造成的產出損失為55 569億元，為當年GDP的7.0%。

　　如果進行對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等上述有關市場經濟條件還原的體制改革，那么未來帶來的新經濟增長潛能，2019—2025年平均為0.46%，2026—2030年平均為0.20%，2031—2035年平均為0.002%，并且從最后一年開始轉為負值。這一計算結果，出乎我們預料之外，因為有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以為這一改革會給未來帶來年平均1%~2%的增長潛能。其不一的深層次原因，一是未來由于經濟主力人口的收縮，將勞動力配置改善的增長潛能抵消很大；二是人口和勞動力配置還原改革，是一個逐年釋放的過程，不可能短短的數年內改革到位。雖然增長潛能不大，但若不進行改革，沒有勞動力配置改善獲得的增長潛能支撐，那么增長下行的壓力會更大。

　　至此，我們分析發現未來不容樂觀：累積估算減稅降費、遷移戶籍、新市民教育和醫療、城鎮住房、農村土地退出，國有企業等三大體制改革，其釋放的增長潛能，加上20年前人口影響和20年后的經濟增長速度基數，并沒有使中國 2035年前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概率顯著地加大。

　　（三）土地配置體制改革的增長潛能最大

　　由于對土地進行交易管制，土地的稀缺性、外部經濟溢值性、投入積累性和非折舊性等經濟特征，或者價值不能表達，或者表達不完全和不充分。

　　在不讓某類土地交易時，農村土地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實際占有使用者，不能通過交易實現其財產性收入。農村的一二三產業幾乎都要以地為基礎而發展。然而，農村土地只是生活和生產資料，社會和信貸資金不能進入，農民不能以地為資本進行創業，也失去了其創業收入。

　　如果每年城鄉僅以0.5%的土地交易，但由于不讓交易，或者不能夠交易，城鄉損失的交易收入為 31 170億元，為2017年GDP的3.88%。假定改革開放以來至2017年，現有農村已經有10%的土地資產投入資本，城鎮一些可交易利用率不高的土地資本化率可以為1%，但是因為體制所限而沒有，其以地為本創業，或者再資本投入方面的產出損失為48 840億元，為GDP的6.15%。

　　如果對城鄉土地按照要素由市場交易決定其配置、有價值表達、能夠資本化，2019至2035年間，其改革釋放的年平均增長潛能，低方案為近1.4%，高方案為2． 3%，而且增長潛能為動態遞增。

　　城鄉土地體制改革獲得的增長潛能，按低、高不同方案，分別為上述三方面改革獲得增長總潛能的71.49%和 78.98 %。這給中國在2035年前，通過改革支撐和保持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帶來了希望和信心。

　　深化城鄉土地體制改革，會拓展貨幣流入新流域，降低各方面負債率，形成更多良性資產，穩定貨幣金融體系，提振國民經濟長期的利好預期。目前城鄉存量土地，由于交易被管制，不能資本化，資金要素與土地要素不能優化組合，貨幣無法流入農村和農業，也不能流入城鎮一些可交易劃撥低價但閑置的土地。從現在貨幣投放看，工業由于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不足，過剩而投入不進去；城鎮房地產因行政寡頭壟斷市場、行政限購限價，沒有開征房地產稅，一放則漲，貨幣大量地流入，形成泡沫；地方政府和一些企業因過去的負債率太高，借新還舊，資金體系自己循環，創造了利息泡沫 GDP。

　　（四）能不能換一種思路緩解上述問題？

　　1． 利用土地資產疏通貨幣投放和流動

　　加快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讓貨幣流入基本沒有價格和低價的農村470萬億元、城鎮150萬億元，以及未來調水改土新增的200多萬億元土地，讓土地生活和生產資料變成資產和不動產。農民在土地上獲得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去購買工業品，就又可以通過消費，以及有需求后工業投資增加，使貨幣流入工業領域。

　　2． 降低國民經濟負債率

　　將無價值和價值很低的土地，變成有合理價值的資產，讓城鄉居民有更多的不動產財富，可以整體上降低居民的負債率；銀行抵押資產中增加許多有合理價值、可市場交易的土地資產，其貸款的質量也會提高，其不良資產的比率也會下降；一些國有企業，特別如鐵路總公司，將給其劃撥低價的土地，如果能夠交易，則折價入資產，改革它們的資本結構，其資產負債率就會大大降低，并且這部分閑置和低利用的資產由于可交易、可抵押，會增強其資產的流動性。

　　3． 提振中國經濟信心

　　如果宣布農村和城鎮土地產權、年期和市場交易等方面的體制改革，那么未來有900多萬億元原來沒有價值的土地，現在變成資產，將會是中國貨幣價值穩定的一個基礎；許多流往國外購置土地、住宅和建廠的個人和企業投資，將會止住并投入國內，一些境外資金也會流向中國購地購房投資建廠；大大減弱人民幣外流的意愿，增強外資流入中國的激勵，使人民幣幣值堅挺和穩定；中國第三次土地改革，將使中國經濟未來預期向好，股市和各種經濟指數預期都得到提振。土地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是扭轉國民經濟增長過度下行的關鍵戰役。

　　三、居民收入：生產與消費循環和平衡的極端重要性

　　索洛全要素生產函數模型一個非常重要的假定條件是：市場可以通過要素投入和退出，通過不斷地出清，實際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如果生產過剩，那么必然是衰退，增長速度趨于下行。

　　然而，我們從三個大的方面干擾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長。由于計劃生育時間太長和力度太大，經濟主力人口收縮，應有而沒有的人口最保守估計2.8億，其中沒有的勞動年齡人口造成的居民收入損失 2017年為 72 658 億元，占 GDP 的9.15%；由于戶籍等體制的阻礙，市民化的城市人口應當為97 305.6萬人，應有而沒有的居民收入為79 629億元，為當年GDP的10.03%；因限制農村土地交易和以地為本創業而損失的居民收入為56 853億元，占當年GDP的7.16%。

　　現在一些機構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居民收入占 GDP 比例近 61%，這顯然誤差太大，不可信。按照 2017 年統計公報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總人口，2017年居民總收入只占GDP的 43.65 %，這與我們同樣發展水平國家居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 %，偏差16個百分點。如果沒有對人口增長、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農民土地財產和創業收入三個方面的干預和扭曲，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應當在68.94%，即使不考慮人口因素，后兩項還原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也應該在 60.14%。

　　從2017年國民收入的部門結構看，居民、企業和政府各自比為44﹕20﹕36。國民收入部門結構和GDP部門結構大體一致。其中，收入分配中政府、金融行業分配過多；生產結構中資本裝備、基礎設施（交通、城市建設等）內容過多。

　　我們按照上述損失的居民收入，以出法計算和還原2017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72 658億元〔干預人口增長損失〕×70.54%（全部居民收入消費率）+{79 629億元（妨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損失）+56 853億元（農民土地財產收入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損失）}×81.55%（農村居民收入消費率）=162 554 億元。2017 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乘以人口總數，消費規模只占GDP的30%，比同樣發展水平國家一般50%的比例低了20個百分點。

　　通過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體制的改革，較快地提高居民的收入，進而增強他們的消費能力，即還原一定發展水平上市場經濟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占GDP的合理比例。至2035年，將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逐年還原提高到65%，居民消費占GDP比例逐步還原提高到50%。

　　目前農業就業比例27%左右，與同樣發展階段國家12%左右的比例相差了15個百分點；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之差為1︰4.1 4，農村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城鎮戶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為 1︰1.83︰3.06，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和擁有財富之差更大，我們估計為1︰12和1︰18。在這樣的數據格局中，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正處于人口遷移、勞動力流動、城市化、工業化和經濟高速增長的進程中，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壓力差很大。

　　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3 432元的農村居民5.7 億人，24 600元的城鎮非戶籍居民（大部分是從農村進城的農民工和小工商業者）2.3億人，這8億人中低收入人口占到總人口的57.6%。從這些數據看，城市化和工業化并沒有完成，還有至少10余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那么結構上政府收入增長要慢于GDP增長，居民收入增長要快于GDP增長1.8%，2019—2035年間，居民收入應當翻一番半。在此期間，計算的低和高兩種方案的GDP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 4.97%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和高方案，年均分別應當增長7.14%和8.17 %，才能分別將居民收入還原到占65%和50%的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配方面，還是堅持居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那么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例過低的偏差永遠也扭轉不了，產能過剩問題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未來17年，后有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發展模式，轉移剩余便宜勞動力與引進制造業結合，通過向歐美，包括中國大量出口產品，謀求自己的經濟發展；前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促回和重振制造業，并謀求向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出口制成品。這樣中國原來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的國際市場環境，遇到了來自于雙向的激烈競爭和擠壓。

　　因此，擴大國內消費需求，2019—2035年間居民消費規模低方案從31.17萬億元擴大到100.41萬億元，高方案從31.43萬億元擴大到118.40萬億元，這樣可能逐步從根本上平衡產能過剩，改變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局面，并且消化一部分關稅降低后國外擴大的產品進口，保證未來17年中有一個寬松的國內消費需求環境和條件，實現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圖2  改革推動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估計

　　我們對照市場經濟的標準，考慮GDP在政府與企業支出和資本間分配、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土地要素配置方式、資金要素國有與民營間的供給等方面進行體制改革，并實施市民化的城市化和延長工業化的戰略，觀察其帶來的新增長潛能，居民收入和消費改善帶來市場需求環境的變化，從而估計2019—2035年改革能夠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趨勢。如圖2所示，按低方案說，我們可在 2029 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高方案說，可以在2025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亞經濟研究院是東北財經大學匯聚校內外優勢資源創建為服務國家面向東北亞需求的高端新型智庫、高端學術交流平臺和研究人才的培養基地，將為建言獻策、服務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組織、資源和機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