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經濟循環和進入美好富裕社會的展望專欄之一

　　節選自《中國：理想經濟增長》第4—8頁

　　開欄語：形成“就業創業—收入流程—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產能平衡—均衡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和動能傳導。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說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經濟增長速度目標，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標。文件起草組經過認真研究和測算，認為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變值計算，未來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長速度為4.73%。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告別低收入國家的隊伍后，許多中低收入國家或是中高收入國家卻難以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進行競爭，在尖端科技上也難以與發達國家匹敵，從而進入一個經濟發展的“停滯期”。在2006年《東亞發展報告》中，世界銀行針對這個現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這些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國家，在勞動和資本優勢消耗殆盡之時，既不能重復曾經賴以生存的發展模式，又因為科技水平發展的限制無法取得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無法擺脫曾經的發展模式，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

　　2000年，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今18年過去了，雖然相比部分拉美國家40多年仍未跨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脫離這個陷阱，但相比韓國、日本等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發達國家的速度，中國已經落后很多年了。在本節中，我們將計算當前體制下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時間，并通過將中國與發達國家和尚未擺脫陷阱的中等收入國家進行比較，以便找出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的方案。

　　實現國民經濟理想的中高速增長，首先要知己知彼，對發展的條件、自己的實力、未來面臨的問題，以及對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潛力、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條件和態勢、全球經濟整體增長趨勢等，還要包括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系，有個清醒的判斷。

　　一些學者對中國目前和未來的經濟走勢非常樂觀。如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現今六大實力已進入全面追趕美國的時期，其中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文化軟實力也在加速趕超美國，中國綜合國力已經相當于美國的1.38 倍。根據他們的預測，到2020 年，中國綜合國力將會相當于美國的1.75 倍。這種看法值得商榷。

　　中國仍然是一個處于發展階段的大國。2017年中國人均GDP與人均59472美元的美國相比相差了約51000美元左右，就是與全球人均GDP水平相比也差了1900美元左右，排在世界各國的第70位。加上6個月以上在城市中務工居住的農民工流動人口，城市化水平也只有58.52%，而戶籍市民化比率不到42%，農業就業勞動力高達27%。從這組指標看，中國還是農業經濟和農業社會比重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擁有前沿性技術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平行的占32%，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占了50%；創新型國家陣營中中國目前也只是處在第三方陣國家的第一位。中國還有一定數量的貧困人口，分配的吉尼系數也還較高，居民間、城鄉間和地區間的收入和發展也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和不平衡。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住宅、養老等保障，金融風險管控等方面，也與先進的發達國家差距較大。橫向相比，特別是中美之間，這些差距客觀存在，不可能在中短期內就可以超越美國，特別是人均GDP方面本世紀內都不可能超過美國。科技人才、基礎科學、試驗能力、專利發明、技術產業化、技術進步體制機制等諸方面，中國與美國相比至少有著5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差距，況且美國在未來其科技進步并不會停步等待中國的超越。中美之間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水平上，并不處在一個重量級上。

　　也有經濟學家樂觀地判斷，從現在到2035年，年平均保持4%的增長速度，我們就完全有可能實現2035年的發展目標。上述關于增長速度較為樂觀的預判是有誤的。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遇到以下這樣一些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首先，中國目前城鄉人口和要素模塊淤積和之間流動的梗阻使二元結構轉型停滯。

　　（1）農村和農業模塊的人口和勞動力淤積。從人口資源看，與日本、韓國和臺灣省比較，2017年，在同樣的發展水平上，將常住和戶籍平均，我們農村中人口比例比它們高了22個百分點，在農村中多淤積了30582萬人；如果考慮到現在農業技術和裝備的進步，農業就業比率比它們也高了15個百分點，在農業領域多淤積了11646萬人；我們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只有9畝多，相對美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分別少了1060、20、11、12畝；而如此多人口和勞動力的農村農業領域，2017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流入只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33%。農業中人口資源，勞動力、土地和資本要素間的匹配和組合，可以說是極度扭曲。

　　（2）城鎮和非農業模塊中產能和資金的淤積。2017年，在城鎮和非農業的投資為607046萬元，占社會總投資的94.67%。而工業產能利用率只有77%，過剩產能為83635億元，占當年GDP的10.11%之多。城鎮和非農業領域，資金過多和產能淤積。

　　（3）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城市化還會強勁推動經濟增長。這也值得商榷。中國發生了農村和農業模塊與城鎮和非農業模塊之間的流動循環放緩和梗阻。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 主要是從中國城鎮，FDI投資增長速度在下降，比第一個10年降低了很多，而ODI卻高速增長，相應地2016年資金外流動規模竟然高達7250億美元，2017年如果沒有對外投資資金流出管制，流出資金的規模會更大；雖然農村和農業中有著50%的人口，27%的農業勞動力，但是，從農村和農業投資只占全社會投資的5%左右看，過剩的資金也沒有流入資金緊缺的農村和農業中，2016年農村儲蓄資金，僅通過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商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四個渠道，就向城鎮和非農業流出了31901億元；而從外出務工的農民人口看，出現了從城鎮返回農村的逆流，實際上2014和2015年制造業相對過剩，去產能開始，加上工廠智能制造替代勞動力，廣東和東部其他地區的農民工回鄉規模2015年334萬，2017年規模在1000萬以上，實際數據可能還要大一些；外出務工農民工同比增長從2009年的3.5%下降到了2016年的0.3%。城鎮資金不往農村流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放緩，城鎮開始排斥非進城戶籍勞動力回流農村。二元經濟結構轉型推動經濟增長似乎已經瀕臨結束。

　　其次，從經濟增長從高速向中低速轉型時，中間中高速增長時間可能很短，而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快速服務業化時增長速度也很快從高速下降到中速，再轉入低速。對此，筆者將在第二章中詳細討論。鮑莫爾（1967） 構建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兩個部門的非均衡增長模型。其假設： 按照勞動力產生的作用不同，可將勞動生產率穩定增長的第二產業部門定義為“進步部門”，而將勞動生產率保持恒定的第三產業定義為“停滯部門”。勞動力成本在“進步部門”和“停滯部門”中的增長幅度不同，為了保持經濟均衡增長，勞動力大量向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的第三產業轉移，進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日本和韓國從8%增長速度下降后，還有服務業比例向60%靠近和超過60%后，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從高速度轉向中低速度。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從高增長點轉折后到中低速增長之間，2012年開始，國民經濟8%以下中高速度已經增長了7年，發展會給我們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時間有多長？還有，服務業從50%向60%過渡期間，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不會快速下降到中速，甚至是低速區間？這是我們未來面臨的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

　　也有的經濟學家提出，以后經濟發展主要要講質量，不能再求速度，特別是不能再搞趕超型經濟增長。其理由是：勞動年齡人口已過峰值，相當一部分行業的產能或產量已達到物理性峰值，資源承載能力減弱，污染排放總量超出環境容量，生態損害超過了自然再生能力；產業體系雖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產，但普遍缺少核心技術，現代化程度不高；必須堅持去杠桿，不能再走債務支撐高速度的老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使中國經濟發展轉向追求高質量，必須摒棄過去那種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以GDP論英雄。我認為，主要講質量，不再追求速度，特別是不要趕超型增長的觀點，更是值得商榷。

　　20世紀80年與90年代之交時，中國經濟學界也曾有過經濟增長速度慢一些好，還是快一些好的爭論。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反對追求高速度，他們通過分析各方面的約束，計算出5%是當時適度和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否則會給國民經濟造成諸多問題。雖然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在治理整頓的背景下，經濟增長要爭取繼續保持有一個較高的速度，不能過度下滑。但是，這方面的建議，在經濟學界不占主流。

　　2017年全球人均GDP為10500美元左右，中國人均GDP為8600美元左右，與世界平均相差了1900美元，與高收入門檻相差3800美元，我們只完成了邁向高收入門檻路程的70%左右。后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從1960年到2007年，一百余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僅有13個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3000萬以上的人口大國，只有日本、西班牙和韓國三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21世紀以來，人口大國中人均GDP只有波蘭2016年以12500多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水平。在3000萬人口以上的大國中，俄羅斯、巴西、南非、印尼、泰國等，或者進入高收入門檻后又跌出，或者長期在高收入門檻附近徘徊。因此，大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中，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更不會例于此外。

　　對于當時經濟增長速度慢一些的觀點，后來還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出來糾正：“對于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么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同樣是今天和未來，也只有趕超型增長速度才能實現邁向初步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目標。

　　需要指出的是，動態地看，人均GDP高收入門檻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將不斷地提高。自有這方面統計劃分以來，高收入門檻年均提高率為2.47%。中國未來經濟若不按照6%—5%—4%的走勢增長， 2035年根本就沒有希望進入高收入門檻。因此，如果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志，而中國要想在確定的時間之前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唯一的行動戰略是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根本就沒有其他途徑可選。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