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1992年市場化改革啟動了第二次上世紀后10年的高增長

2020年10月16日10:12 作者:周天勇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周天勇

1978年以來三次大改革開放與三次經濟增長上行回顧專欄之二

——節選于周天勇著《中國：理想經濟增長》第75到第80頁

　　究竟如何啟動新一輪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呢？我們需要對1978年以來的經濟上行和下行進行一個回顧性分析，并判斷我們所處經濟增長的格局，以及需要處理的一些重大關系。三次國民經濟高速增長，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啟動和推動的。

　　如果當時我們認為，1978年開啟的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農村聯產承包開始的一系列改革、引進現代工業裝備、來料加工貿易區開放等已經足夠推動經濟進一步發展，若改革和開放就此停頓，則不會有下一個階段國民經濟持續而又快速的增長。

　　圖1 中國1988到1996年GDP增長率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我們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1988至1996年第二個S型的增長階段。上面已經分析了1988至1990年三年下行及其原因，也就是第二個S型增長的起始階段。

　　一、市場經濟體制確立與重啟J型增長

　　從1991年開始，國民經濟增長發力，這一次J型階段中，快速上行時間只有兩年，1991年為1989年政治風波影響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一種恢復性增長，速度達到了9.29%， 1992年則沖到了14.27%的高位，以后一直到1996年，國民經濟以接近10%，以及10%以上的速度又高增長了4年。這一輪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動能來自于什么方面呢？

　　1．關鍵時刻，在深化改革方面，又采取了突破性的重大舉措。在所有制結構上，進一步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個體私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這調動了城鄉居民又一次創業和投資的積極性，一些行政事業和國企職工也辭職或者停薪留職經商創業，形成了又一次興辦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的大潮。從統計數據看，1988至1991年，城鎮個體工商從業和就業人員規模，分別為659萬人、648萬人和614萬人，處于遞減趨勢；農村個體工商經濟就業占農村總勞動力比例，則從10.5%左右下降到了8%左右。這一時期是城鄉個體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1990年時，私營企業注冊登記數為98141戶，1996年發展到819252戶，1992至1996年，城鎮私營企業就業從68萬人增加到620萬人，個體工商戶從業就業規模從692萬人增加到1709萬人，而農村個體經濟從業和就業規模從1616萬人增加到3308萬人，私營企業就業從116萬人增加至551萬人。

　　2．我們并沒有因為1989年政治風波后國際經濟制裁而重歸關閉，而是在體制和范圍方面，更大力度地開展了對外經濟開放，促進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1992年起，外資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企業；擴大了沿江、沿邊和內陸省會城市的對外開放，特別是上海浦東對外開放。到1996年，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從1990年的102.9億美元增加到了548.0億美元，外商在華投資興辦企業數量從84371戶增加到了240447戶，進出口總額則從5560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4133億元人民幣，GDP貿易儲存度從29.62%上升到33.72%。境外投資增長和進出口規模擴大，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

　　3．這一時期，國內外發展的一個機遇期為，東亞發達和新興發達國家及地區產業向中國大陸轉移與農村勞動力向東部和城鎮轉移交加，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強勁的推動力。這一時期，雖然20年前1968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7.5‰下行到1976年的12.72‰，給20年后經濟增速下行帶來一定程度的壓力，但一是當時人口增長速度仍然在高位運行，20年后的經濟主力人口仍然處于增長狀態，勞動力供給與消費需求上漲勢頭仍然強勁；二是20年后1988年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外流動，1991年后大規模從農村向城鎮轉移，中西部向東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區轉移，勞動力結構性的再配置，與城鎮和東部沿海地區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擴張相結合，特別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產業大舉向中國大陸轉移，投資建廠，擴大生產，招用勞動力，實際是國內二元結構轉型與國際產業梯度轉移交匯，大規模創造了新的國內生產總值，形成的一輪快速的經濟增長。

　　二、亞洲金融危機與改革動能減弱

　　然而，改革開放后第二輪S型的國民經濟增長，仍然會面臨其后期改革開放、20歲左右人口增長下行、結構轉型和國際產業梯度轉移邊際效應遞減軌跡變動的趨勢。

　　圖2 中國1992到1999年GDP增長率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可以看出，第二輪S型國民經濟增長中，從1988年工資提高和20歲左右勞動力供給增長推高到11.3%，控制投資規模和1989年政治風波使增速下滑到1990年的3.92%，而第二次更大力度的改革和開放，又使增長速度上行到1992年的14.27%，呈現了J型增長。在1992年觸頂后，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行，也即邊際增長率遞減，一直到1999年為止，時間為7年，其中1993到1996是第二輪S型增長的尾部， 1997年到1999年則成為第三輪S型增長的前端。

　　1993年至1999年國民經濟邊際增長速度遞減，我認為，首先是一個增長幅度高位運行上的略微下行。除了1998和1999兩年分別為7.85%和7.62%外，其他年份增長速度均在8%以上。

　　增長動能略向下行遞減的原因為：1．第二輪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及其經濟向外資開放改革的邊際效應遞減。1998年進行工商管理機構管理與經辦農貿市場脫鉤改革后，為了部門和機構人員的工資福利，開始向個體工商戶收取市場管理費，原有的工商管理費標準也在提高，對個體私營經濟收費罰款項目不斷增多，金額不斷提高，嚴重抑制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增長勢頭。而從這一時期全球產業向中國的轉移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中小制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已經接近尾聲，日韓臺新等地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大型和特大型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處于起步階段，而歐美國家產業只是零星地向中國轉移。

　　2．國有企業從農村借鑒的放權讓利和承包經營改革，其邊際動能已經消失殆盡。黨政各部門對國有企業越管越細，而且黨委管人，計委管投資建設和更新改造，經貿委管運行，財政部門管賬管錢，行業部門管生產，人事部門管工資，各軍工部門管涉軍和涉航空航天企業，其他如交通、農業、林業、建設等管理部門都有自己所屬的企業。對國有企業在收權，而且多龍治水，應該管的沒有管，不應該管的管了不少，而且部門之間職能和管理還相互交叉重復、互相矛盾，企業辦事苦不堪言。國有企業進行的廠長負責制、擴權讓利、資產經營承包制等改革，以及改革開放初期新建和改造擴大的國有企業，到了20世紀中期，冗員過多、經營僵化、設備陳舊、技術落后、負債過高、效率低下，發生大面積虧損，并在銀行形成巨額不良資產，幾乎從整體上喪失了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

　　3． 20世紀70年代的人口增長急劇下行，也成為90年代經濟下行的壓力來源。在1972年到1979年較短的8年間，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從高位的22.27‰急劇下降到了中位的11.61‰，下跌了10多個千分點。其原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地方將自留地收歸集體，使撫養人口的自然經濟來源被斷絕，而生產隊年終口糧等按工分分配，子女多而工分少的家庭要倒向生產隊交糧款，加上農村赤腳醫生體制，城鎮少生優育和避孕技術的逐步形成、倡導和普及，使人口總和生育率下降。18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推遲他們結婚成家的年齡，相當多地等到回城后，再結婚生子，也是20世紀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以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長率決定20年后經濟增長率定理，以及90年代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從勞動力供給與消費增長等方面，雖然不明顯，但也形成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下拽力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