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馬光遠

　　美國正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

　　近來，中國企業被美國推上風口浪尖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先是華為一直被圍剿，接著是抖音、微信被封殺。之后，僅在8月26-28日3天內，美國又連續發布聲明，共新增35家中國企業列入制裁“實體清單”。而這一切，不過是個開始。科技戰固然可怕，但對于美國而言，最大的殺器其實不是科技戰，與美元這個終極武器相比，它的殺傷力與科技戰顯然不在一個量級。

　　科技戰只要給予時間，終究是可以打破封鎖的。芯片也好，其他核心技術也罷，只要被逼到死胡同，總會有出路。但在目前情況下，一個國家避開美元結算體系的措施卻十分有限。

　　一個國家，無論和美國關系如何，都要和美元打交道，這是一個無奈的事實。二戰以來，美國快速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對全球的影響力可謂無處不在，特別是通過全球的儲備貨幣美元，將全球的經濟和金融置于美元體系之下。美元支付體系像特洛伊木馬一樣植入了全球所有國家和經濟體的內部。薩達姆當年是反美先鋒，和美國的仇恨不共戴天，但薩達姆在逃跑的時候，身上帶著40多萬美元，這就是最殘酷的現實。

　　2020年以來，美國不斷強化對中國地指責與打壓，中美關系面臨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美國對中國特定行業、重點企業和關鍵個人進行 “精準金融封鎖”是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刻不容緩。從去年開始，中國三家大型銀行拒絕執行美法院關于違反某國制裁調查的傳票面臨被切斷美元清算渠道的風險，其實已經敲響了中國金融安全的警鐘。

　　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安全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首先，憑借自身在全球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的中心地位，美國以次級制裁威脅全球。美聯儲激進的市場干預，給全球經濟埋下隱患，由此產生的金融風險值得警惕。 

　　2020年7月14日，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明確要求美國務院在該法案通過的90天之內，向國會提交具體的報告，列明具體的制裁個人和實體的名單；再在60天之內，針對上述制裁個人和實體涉及的金融機構，遞交金融的制裁報告。  

　　8月7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11名職務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并已在經貿領域采取多項限制措施，市場目前關注美國是否會針對香港實施限制美元結算等金融制裁。一旦特朗普在總統電視辯論期間民調支持率仍落后拜登，不排除會祭出金融制裁舉措，以期一舉逆轉拜登，因此中資金融機構需要未雨綢繆，提前做好應急預案。

　　而且，從美國過往次級制裁案例中不難發現，由于美國處于世界經濟金融中心，美國容易從金融和貿易上對他國實體發難，一方面，美國可通過直接制裁打斷他國實體產品和資金鏈，另一方面，以次級制裁威脅跨國企業和金融機構遵守制裁規定，切斷第三方與受制裁實體往來，加大制裁力度。

　　其實，近二十年來，美國政府并沒有針對中國設立專門的制裁項目，OFAC對中國人和實體進行金融制裁主要是因為其與美國制裁對象進行往來或其行為被認定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尤其是近年來，OFAC 對中國人和實體的制裁力度不斷加強，昆侖銀行、澳門匯業銀行、長城工業總公司等多家金融或貿易企業都曾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中國人和實體被OFAC 納入制裁名單，主要與美國對伊朗、朝鮮、俄羅斯、敘利亞等國家的制裁以及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毒品走私、跨國犯罪、侵犯人權等行為的制裁相關。其中，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制裁、伊朗制裁和朝鮮制裁是最常見的制裁原因。

　　不僅如此，隨著金融成為國際競爭和國際關系中的決定性力量，美國可以利用掌握的金融信息和長臂管轄權，對其他國家的金融信息安全和商業競爭對手進行“陽謀”。

　　美國在與競爭對手的博弈中，曾廣泛使用金融手段，以實現其全球戰略和政治經濟目標。可以說，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取決于金融安全戰略的高下，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經濟、金融手段在國際經濟金融博弈中占據先機，用各種符合規則的手段最大化本國利益。從美國長臂管轄的實踐，尤其是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的所作所為來看，長臂管轄背后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7月24日，加拿大高等法院公開了孟晚舟案下一階段庭審的證據材料，無意中揭開了匯豐銀行配合美國政府對華為進行打壓的“狠角色”。可以看出，美國完備的長臂管轄法律體系使美國能以任意模棱兩可的罪名調查外國企業的經營和賬戶信息，并聯合國際金融機構誣陷栽贓，重創美國企業的競爭者，甚至搶占被制裁實體的市場份額或收購被制裁實體。美國看似正直的“全球執法”行為，均只針對外國企業，尤其是本國企業的競爭對手，對本國企業則不然。

　　最后，通過長臂管轄原則，將美國國內法運用成國際法，侵犯他國的司法管轄主權和司法獨立性。

　　2019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美方來勢洶洶，劍指中國經濟良好增勢和科技產業升級，尤其是對包括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戰略遏制和“圍獵”昭然。

　　2020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正式發布公告，確定將對使用美國技術向華為供貨的全球廠商進行限制，所有廠商一律需要提前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證，才可繼續向華為供貨，赤裸裸地限制華為利用美國半導體軟件和設備去設計和制造芯片的能力。

　　其實，這是美國將國內法的法律效力從美國企業擴張至在美國有經營活動或有分支機構的企業，甚至包括使用美國芯片和設備的企業，這個范圍幾乎覆蓋了全球80%以上的跨國企業。按照國際法，各國應通過《海牙取證公約》或雙邊渠道向其他國家提出司法協助請求。而美國基于長臂管轄原則，以打擊恐怖主義、經濟犯罪、核擴散等名義實行域外管轄，本質是繞過正常國際司法協助，侵犯他國司法主權、破壞國際秩序的行為。

　　當前，美對華態度已由上世紀后期的“戰略接觸”、21世紀初的“戰略競爭”演變為“敵意打壓”，特別是特朗普應對問題時以服從眼前政治目標為主，導致疫情期間中美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嚴峻化。

　　事實上，早在2017年我國就已經在強調，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我認為，我國將在以下四方面加強國家金融安全的建設。

　　其一，將金融安全提升到治國理政高度，從總體國家安全觀高度來應對面臨的威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實實把金融工作做好。未來，我國會繼續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體系，推進金融業公司治理改革，強化審慎合規經營理念，推動金融機構切實承擔起風險管理責任，完善市場規則，健全市場化、法治化違約處置機制。

　　其二，金融監管將更加重視“統籌”，為金融穩定提供制度支撐。未來，我國應加強金融監管，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確保金融系統良性運轉，確保管理部門把住重點環節，確保風險防控耳聰目明，形成金融發展和監管強大合力，補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

　　其三，金融發展要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的最終目的，是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金融環境，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為此，我國應積極規范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加強信貸政策指引，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先進制造業等領域的資金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其四，未雨綢繆，積極應對美國可能采取的金融制裁，并采取部分反制措施。短期來看，可以加強跨境資本管理，避免美元快進快出對匯率、資本市場等的擾動；長期來看，應堅持國際化、市場化的方向，需謹防資本賬戶等部分領域開放過快而相關配套機制沒有跟上、過度自由化對金融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開放的節奏、順序應以國內需求為主，不應以美國要求為主。

　　值得一提的是，9月19日，商務部公布了《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主要是針對：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隨意中斷與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的正常交易，或者對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采取歧視性措施，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及個人合法權益的行為所制定的。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旨在進一步維護中國企業、其他組織和個人合法權益。

　　我認為，建立這一制度，既能保護守法合規企業與個人的權益；同時，也可以對違規者進行有效地懲戒。被列入清單的外國實體，應當承擔相應的違約后果，如：可能在貿易、投資、人員等方面受到限制等。這樣才能讓違規者付出應有的代價。

　　《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的施行，是中國實力的展示，中國已經不再是被動地接受制裁，而是有能力進行反制。這既可以為我們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同時，也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建設更加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做出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獨立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產業經濟學博士后。現任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