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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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幾乎每一個威脅到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國家，都被美國用各種“陰招”坑過。

　　這其中就有日本。

　　二戰過后的日本，蒼涼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稱奇的是，日本非但沒有被戰爭打垮，反而沒多久就迎來了高速增長的新時期：1960~1970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年均增速達到了驚人的16%，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速同樣高達11． 3%；1966年與1967年，日本經濟體量先后超過了英國和法國，1968年又超越了聯邦德國，正式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經濟大國；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業的現代化。

　　希臘神話中有個“不死鳥”的傳說，講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鳥，在熊熊烈火焚燒中獲得新生，展翅騰空，很多人都以這個傳說來比喻戰后日本經濟的浴火重生。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對外貿易的擴張。

　　針對本國資源貧瘠、市場規模狹小、技術落后等困難，日本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貿易立國”發展戰略，即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以制成品出口換取外匯，同時引進技術設備和進口原料，擴大工業生產規模，進而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目標。而在實踐中，日本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大量出口了紡織、煤炭、鋼鐵、家電、汽車等產品，外貿規模穩步增長。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進的技術、設備與管理經驗，產業競爭力日益提升，國民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不過就在此時，這種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弊端逐漸顯現，且越來越難以為繼。

　　隨著經濟的重新崛起，日本開始不斷謀求更多的國際經貿治理話語權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國對日本的貿易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當年逆差額度高達513億美元，這讓美國感受到了壓力。于是，美國以遏制日本為目的，開啟了長期的貿易制裁，從上世紀60年代的鋼鐵制品到70年代的彩電，再到80年代的汽車、半導體、電信等多個領域，均出現過大型貿易摩擦，前后歷時近40年之久。

　　由于過度依賴美國市場，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協，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廣場協議》的簽訂，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經濟增長愈發乏力。

　　除了頻繁的貿易摩擦之外，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還暴露出兩點缺陷：

　　一來，該模式受海外政策與市場環境變化的影響太大，經濟發展的主動權難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機導致的原油價格上漲，就讓日本陷入了嚴重的滯漲，經濟隨之步入蕭條；

　　二來，對出口的片面重視，引發了日本經濟結構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產業升級，而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又日益制約著日本的出口競爭力。

　　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過了著名的《前川報告》，重點強調了經濟發展思路從出口主導向內需主導轉變，此后又接連出臺了《經濟結構調整推進綱要》等一系列綱領性文件，著力于擺脫過分依賴出口的狀況，大力開發國內市場以應對國際環境變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臺后，立即著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經濟計劃，把中期的宏觀經濟增長率定為4%，其中內需增長目標是4.5%，出口則為-0.5%，思路的切換不言自明。

　　至此，一場浩浩蕩蕩的“內循環”大轉型，正式在日本拉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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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轉型并不容易。為了切實達成國民經濟由“外循環”向“內循環”轉變的目標，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組合拳”，涵蓋領域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招招直擊要害：

　　第一招，促進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

　　消費是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擴大內需，刺激消費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尤其是在日本這個市場規模狹小的國家，想要以內需來帶動國民經濟增長，居民勢必要具有極強的消費能力。為此，日本重點做了兩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的獲得感。

　　收入是決定消費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視提高老百姓的錢袋子，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過一次“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民眾收入與生活水平都實現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繼續發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資，并增加勞動者報酬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有數據表明，整個80年代日本人的工資增速長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眾都充分享受到了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購買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漲工資之外，日本還注重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并通過提高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來解決老百姓花錢的后顧之憂。其間，日本還一改此前周日單休的局面，大力推廣雙休制度以及帶薪休假制度，延長老百姓的閑暇時光，以此來增加人們的消費機會和時間，受此影響，日本的旅游業、商店和百貨店的銷售額均明顯增長。

　　二是著力推動減稅降費。

　　日本政府及時地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稅制改革，其中個人所得稅由原來最高稅率70% 降至50% ， 稅率的檔次由15個減為6個，從10.5%~70%改為10%~50 %；新設配偶者特別減免15萬日元；法人稅的基本稅率由原來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隨后又降為37.5%；在利息稅方面，從1987年10月起，原則上廢除原來的小額儲蓄和郵政儲蓄的免稅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稅20%；小額儲蓄利息收入優惠免稅僅限65歲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貼現金融債和貼現國債的稅率也由現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這些稅制改革，1987年日本減稅規模高達1.5萬億日元，1988年減稅規模更是達到了2萬億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儲蓄意愿，鼓勵了個人消費，并擴大了國內需求。

　　第二招，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新興產業。

　　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貿易摩擦讓日本意識到，僅靠外部技術引進斷然無法長久地支持日本經濟的發展，必須培育自身的科學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居于不敗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重新對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進行調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國”的戰略口號，在此基礎上著力推動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具體實踐中，日本將發展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先是大幅度縮減石油、鋼鐵、造船等傳統制造業部門的規模，縮減幅度約為20 %，其壓縮的人力和資金都投入到了新興產業之中；隨后，日本積極扶持電子通訊、計算機、服務、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產業，不少企業都“改行”投身于這些新興產業。與此同時，日本還大力支持教育科研與基礎研發工作，通過一系列財稅優惠等正向激勵手段來為產業升級保駕護航。

　　如此一來，日本的主導產業逐漸由傳統部門切換至中高端部門，產業附加值不斷攀升，自主創新能力得到了質的提升，無論是在科技研發人員數量、論文發表數量還是專利申請數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納米技術、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等高精尖領域更是得到了長足發展，這些也讓日本躋身于全球為數不多的技術發達國家行列。

　　第三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開展基建投資。

　　二戰以后，日本國內社會公共設施有了較大的發展，但與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機會，為了應對外部市場環境惡化導致的外需疲軟，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環境為主的公共事業投資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不僅增加公共設施的數量，而且設法不斷提高其質量，以此來滿足人們日益升級且多元化的需求。

　　數據顯示，1987/1988財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萬億日元的投資，其中有5萬億日元用于擴大公共事業的投資；1988/1989財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設施建設開支，該年度日本財政預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設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業發展中，最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項目，這相當于是保障房。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萬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萬套。公共投資的高增長還極大地帶動了日本企業的設備投資發展，為擴大內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日本已是連年財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所發行的國債余額高達145萬億日元，占GDP的比重高達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方面的財政支出卻絲毫不吝嗇，甚至不惜大力發行國債和地方債來增加財政預算，為基建投資提供了重要財源。

　　第四招，發展中小城市，縮小區域經濟差距。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各個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已呈現出明顯的失衡之勢，其中首都東京一城獨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農村則要落后得多。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區域發展差距的客觀存在，恰恰可以作為推動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稟賦，尤其隨著大城市發展的日趨飽和，在正確的政策引導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意識到這一點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動，加快疏散東京冗余的產業，并將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釋放到全國各地：一方面，包括東京、大阪等以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發展的同時，有效帶動了周邊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著力支持小城市和農村工業發展，擴大這些區域產業經營能力和范圍。其結果便是日本的區域失衡得到了極大改善，民生證券研究報告數據顯示，日本最富裕的東京和最不富裕的沖繩，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過一倍，這為日本內需潛力的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上述四個方面之外，日本還不斷放開金融領域的種種限制：一來，推動利率市場化，允許辦理銀行存款的各類金融機構自行規定存款利率，從而降低了企業的借貸成本，并刺激他們進行新的投資以擴大國內需求；二來，減弱了對金融活動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種交易更為便利。受此影響，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車金融都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居民貸款也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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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內循環”大轉型，著實給日本經濟社會帶來了實質性的改變。

　　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步實現了由出口拉動向內需拉動的切換，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攀升，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數據顯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最終民間消費率始終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狀態。與此同時，人們日益追求豐富多樣化的消費領域和休閑娛樂性較強的生活狀態，餐飲、旅游、文娛、醫療等眾多行業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小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生活同樣得到了顯著改善。此外，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深刻影響了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整個日本社會的信息化程度不斷增強，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獲得了極大便利，效率不斷提升。

　　然而客觀地講，日本這場“內循環”大轉型的效果并非完美無瑕，典型例證便是泡沫的加劇與負債程度的加深。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準利率，央行貼現率從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這并沒有對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太大的積極作用，而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又加劇了日本樓市泡沫的一再膨脹，進而為后來的日本房地產崩潰與“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筆。此外，財政政策的過度寬松與大肆舉債發力基建投資，加劇了日本政府的負債，很多基建投資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未能帶來有效的回報，使得日本成為了世界上政府負債率最高的大型經濟體之一。

　　盡管如此，這場發生在30多年前的“內循環”大轉型，還是留下了不少寶貴的理念和啟示，最為核心的幾條，便是切實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這些經驗和教訓，至今仍極具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 民生證券：《日本“雙循環”經濟對我國啟示》，2020年；

　　2、 嚴學旺：《日本經濟轉軌成功——實現由出口主導向內需主導的轉變》，1989年；

　　3、 付一夫：《日本制造業興衰啟示錄》，2018年；

　　4、 馮永琦、張天舒：《日本進口貿易模式轉型及其啟示》，2017年。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