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安國俊 訾文碩 賈馥瑋

　　十四五期間，應利用影響力投資解決包括公共衛生服務、精準扶貧、污染防治等相關民生問題，引導資本向善流入公共領域，促進普惠金融、責任投資與可持續金融有效銜接，推動完善政府和社會組織合作共贏的新機制。

　　摘要：社會影響力投資是瞄準特定的社會目標的投資形式，是介于一般商業企業和慈善機構之間的一個譜系，在做公益的同時可以獲取一定的經濟效益。這種投資相比起傳統投資方式，更具備人文關懷和可持續發展的性質，實現投資回報和社會價值的雙贏。本文通過系統梳理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定義、國內外發展歷程、未來前景及建議，并結合當前背景對疫情之后影響力投資的發展給出可能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 社會影響力投資  資本向善  可持續發展

　　Abstract：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is a form of investment that targets specific social goals． It is a lineage between general commercial enterprises and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It can obtain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 while doing public welfar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investment methods， this kind of investmen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stic ca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alizes the win-win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social valu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t home and abroad， future prospects and suggestion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background to give a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mpact investment after the outbreak．

　　Keywords：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capital goodnes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引言

　　社會影響力投資是瞄準特定的社會目標的投資形式，是介于一般商業企業和慈善機構之間的一個譜系，在做公益的同時可以獲取一定的經濟效益。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10年的一篇合作研究報告《影響力投資：一種新興的投資類別》中第一次把影響力投資與其他投資方式區別開來，將其定義為一種新興的投資類別。其主要特征是財務回報、可持續、影響力，在獲取經濟效益時也實現可量化的社會影響力。這種投資相比起傳統投資方式，更具備人文關懷和可持續發展的性質，實現投資回報和社會價值的雙贏。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對象以社會企業為主，這類企業重視社會價值，通常通過商業運作獲取利潤來解決社會問題，如：扶持弱勢群體、改善公共服務水平，其服務領域主要集中在環境、基礎教育和健康產業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產業。傳統慈善基金和公共領域投資無法完全滿足養老、扶貧、城鎮化等領域的巨大投資需求，而影響力投資的優勢在于可以吸引新的資金來源，通過市場行為對資源進行有效分配，提高產品創新性、改善服務效率。同時，影響力投資可以在生產環節引入社會目標，如招募弱勢群體作為員工、采購貧困地區原材料，產生可持續的社會效應。另外，影響力投資具備規范的工具和方法，也使社會價值更易度量、更精確可見[[i]]。

　　一方面，影響力投資使得融資渠道多樣化，為公益性的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項目開拓了新路徑。三大攻堅戰中，“精準脫貧”和“污染防治”需要充裕的資金支持，而影響力投資正是為這樣的需求搭建投融資平臺，引導社會資本流入脫貧和防治污染的公共領域。另一方面，在近年來中小企業融資難及后疫情時期經濟下滑背景下，亟需大量資金注入小微和民營企業，通過減稅降費等方式降低融資成本。通過影響力投資這種投資模式，探索共益企業的投資運營機制，不僅可以改善優質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扶持初創企業成長，也有助于良性商業環境的形成。

　　因此，在我國環境經濟等多方面問題顯現下，疊加近期疫情引致的全球產業鏈重塑，需要將公共服務事業等公益領域作為影響力投資的重點投資領域，以市場手段有效解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經濟、環境、社會不均衡發展的問題[[ii]]。本文以影響力投資為主題，結合其國內外發展歷程，深入探討了影響力投資的未來前景及發展建議，并結合當前背景對疫情之后影響力投資的發展給出可能的發展方向，以期為我國社會影響力投資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二、國內外影響力投資的發展現狀

　　（一）國外影響力投資發展的基本情況

　　1、市場規模不斷擴張，改善社會效益的作用不斷顯現

　　近年來影響力投資在主要發達國家市場增長迅猛，在流動性不足的另類市場也越來越受歡迎。根據全球影響力投資者網絡（GIIN）報告，影響力投資資產管理規模從2016年的1200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5000億美元（+400%）。影響力投資的發展可補充約12萬億美元的投資缺口，是未來在2030年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SDG）的一個重要的投資機會。以ESG投資為例，根據GISA 在《2018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提供的數據，截止2018年，全球ESG投資在五大市場中的總規模達到30.7萬億美元，兩年內增長34%。全球范圍內ESG投資資產規模中，歐洲占比最高，接近全球可持續投資資產的一半。日本自2016年以來可持續投資資產迅速增長，在全球可持續投資資產中所占比例同比增長三倍。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國家各持有的全球可持續投資資產的比例則基本保持不變。

　　影響力投資旨在為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提供創新、高效的解決方案，并且已經展現出改善社會效益的巨大潛力。例如，美國2006年成立的革新食品連鎖（Revolution Foods）依靠影響力投資者和風險投資，目前每周為學生提供100萬份校餐，其中75%的學生屬于低收入群體。印度的梅拉高微型電網公司（Mera Gao Power）為兩萬五千印度農村人口提供太陽能照明，公司已經實現盈利并獲得有影響力的投資者來繼續擴大規模。目前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資產管理規模不斷擴張，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認為未來10年影響力資本規模可能達到1萬億美元左右。

　　2、投資主體更加多元化

　　（1）公益創投組織是影響力投資的重要主體

　　公益創投組織通過影響力投資為社會組織提供必要的發展資金。在加拿大、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家，社會部門占GDP比重在5%以上。在意大利，社會部門占GDP比重15%，由勞動部門雇傭的勞動力占10%左右。但社會部門的發展還需要多方政策扶持。傳統商業有專門為其服務的生態體系，社會部門組織也需要類似的運營體系，尤其是金融服務體系。由于流向社會部門的資金支持在使用上通常限于固定的項目，擴大社會部門的業務規模需

　　要類似的運營體系，尤其是金融服務體系。由于流向社會部門的資金支持在使用上通常限于固定的項目，擴大社會部門的業務規模需要更靈活的資金。因此，社會部門可以借助公益創投等具備影響力投資性質的機構進行多層次融資。公益創投主要為投資對象提供必要的融資和運營支持，幫助企業建立成熟的組織體系。目前，為貧困學生提供高質量教育的Teach for America和Kiva小微貸款平臺等影響力組織都是公益創投的成功案例；同時，歐洲公益創投協會已有170余個會員。全球范圍內的公益創投得到普及，政府和社會組織合作共贏的新機制逐漸完善。

　　（2）影響力基金在投資輕資產企業方面優勢明顯

　　一般地，傾向于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以輕資產為主，此類企業融資條件受限，而影響力基金作為發展成熟、體制健全的投資主體，是幫扶這類企業的重要支柱。2020年國際私募巨頭KKR宣布總額13億美元的KKR全球影響力基金已募集完成，該基金將在騰飛期的中型市場中，投資于能夠顯著推動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公司，從而創造符合風險偏好的投資回報。在緩解和應對氣候變化、增強安全性的科技解決方案、為有全球意識的消費者提供更加健康、更具可持續性的產品及服務等方面，全球影響力投資將發揮其最大的作用。

　　（二）影響力投資的國際經驗總結

　　1、將社會目標嵌入商業模式

　　參考國外影響力投資發展經驗可以發現，將社會目標嵌入商業模式是擴大影響力的重要途徑。當前，將社會目標嵌入商業模式中的企業數量逐漸增加，大集團與社會組織的合作也在增加，如達能集團與格萊瑞組織在改善孟加拉貧困兒童營養上的合作。很多影響力投資企業仍舊選擇使用有限公司等傳統企業法律框架，以增加潛在投資者，擴大資金來源，也有創業者靠三方認證來激勵員工、提高透明度和向消費者宣傳價值觀。目前，已經有1000多家企業擁有B corporation社會影響力企業認證。在法律法規方面，美國已經有半數以上的州設立了適合影響力企業的注冊形式，即Beneht Corporation。

　　2、政府予以資金及政策法規等多方面扶持

　　政府在資金和政策法規上的幫助在影響力投資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不論是企業還社會組織，大都面臨著難以獲取初始資金的困境，初始資金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但機構投資者不愿承擔投資高風險高成長的企業的風險。社會組織和企業還需要運營方面的扶持來探索市場。一是多國政府通過向社會影響力組織提供初期資金和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持。日本在2010-2012年間為800家新興社會企業提供了8000萬美元資金，同時14家組織為企業提供了能力建設支持和啟動資金。意大利、法國、英國和美國也都已經通過設立政府投資機構或專職部門推動影響力創業。二是政府也通過調整現有政策來釋放資金，如給予社會影響力組織一定的信貸支持、解除限制社會組織盈利的法律條款、鼓勵影響力驅動型企業上市等。三是除資金和法律外，政府還會通過改善釆購服務的形式來支持社會影響力組織。影響力組織需要保證一定的收入來源，而最主要的來源之一便是政府釆購，如英國慈善機構每年來自政府釆購經費的收入就達到110億英鎊。政府和慈善機構應成為特定社會成果的購買者，這樣，在創造投資機會的同時也會促進創新力和財政效率的提升。例如，英國于2010年開創性地使用了社會影響力債券（SIB）對社會改善項目進行融資，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提高采購效率等形式，可以有效提高影響力投資組織的資金使用效率，實現社會效益的明顯提升。

　　（三）影響力投資在國內的發展現狀

　　1、影響力投資在政策方面逐漸得到重視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社會不公等問越來越凸顯，為未來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埋下了潛在風險。過去幾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中國的反貧困斗爭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連續6年平均每年減貧1300多萬人[[1]]。中國的反貧困斗爭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扶貧攻堅進入了決戰階段。要做到脫貧可持續化，必須不斷創新，不斷探索，探索建立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社會影響力的作用不容忽視。

　　社會影響力投資作為新興的可持續投資方式，在國內政策導向中逐漸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2018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指明了未來發展方向：“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推進綠色發展”；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指出，我國應“扎實打好三大攻堅戰”“解決民生問題”“降低中小微企業融資成本”；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提出“六穩”“六保”。這都意味著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環境、經濟、社會壓力，政府擔負著越來越重的公共服務事業，同時也表明，能夠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企業將會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以金融創新、投資扶持的方式治理環境污染、發展影響力投資，推動社會公平勢必成為下一步我國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手段。

　　2、影響力投資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

　　國內影響力投資發展處于初步發展階段，與影響力投資配套的產業鏈尚在構建中，包括投資管理公司、融資顧問、第三方評估機構、社會企業孵化器、影響力投資聯盟、社會企業上市交易市場等各種機構。TPG（德太投資）旗下影響力投資基金“睿思基金”（The Rise Fund）于2018年領投百度金融業務分拆的A輪融資，其小貸業務的37%流向大學生，產生了不可計量的社會效益。另外，2019年我國境內“貼標”綠債發行數量 195 只，發行規模 2827.60 億元，數量和規模分別較上年增長 52.34%和 26.86%，AAA 和 AA+級別的發債主體依舊保持穩步增長的態勢[①]。2020年6月，亞洲首個新型可持續金融平臺STAGE在香港交易所成立，STAGE旨在提高可持續及綠色金融產品的市場關注、信息透明及流通，并致力于推動可持續、綠色和社會責任債券發行。

　　3、ESG投資既是影響力投資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也對影響力投資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1）ESG投資與社會影響力投資的主要關系

　　ESG投資與社會影響力投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從概念上來說，兩者存在部分交叉領域，影響力投資和ESG投資作為前瞻性金融的代表，都提倡更多關注投資的長遠時期的社會影響，強調投資的社會效益。但兩者并不完全相同。ESG投資倡導在投資過程中考慮環境（E）、社會（S）和企業治理（G）三大因素，它為投資者提供了社會化考察企業非財務指標的工具，不同的投資者可以用這三個維度構建自己的投資方法，以獲得長期回報和規避風險。另一方面，也為企業提供了發展非財務表現的方向。相比起社會影響力投資，其不同點有主要有三：首先，ESG考量的范圍相對更精確、更具可量化性，ESG評價指標相對完善，已成為衡量上市公司業績的重要參考之一；社會影響力投資涉及內容十分廣泛，而不僅僅限于ESG所考量的三個因素。其次，在投資收益方面，ESG投資的主要目的還是財務回報，社會影響力投資似乎更多帶有慈善色彩，更關注財務回報之外的扶貧、環保等社會需求。最后，ESG投資比較注重對負面事件的預防，而影響力投資更具主動性，積極地把資產投入基金以獲得更好的社會影響[[2]]。當前，A股納入ESG評級，ESG為主題的金融產品逐漸得到重視，但影響力投資仍是一個新興領域，ESG投資構建出的相對標準化的指標體系將成為未來影響力投資指標體系的重要指引力和推動力。

　　投資者對ESG方面的意識和訴求隨著疫情的出現與日俱增。新冠肺炎大流行顯示了當前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市場和供應鏈的脆弱性。近期除了廣義的ESG主題投資越發受歡迎，一種新型ESG主題投資——新冠債券今年也吸引了大量資金。在近幾年ESG投資不斷增長的促進下，疫情爆發后該類與病毒有關的債券迅速創立。這類債券的收益或被用于資助開發疫苗或治療方法，或被用于加強衛生保健系統、遏制疫情，還可能被用于任何與緩解疫情相關的工作中。同時，我國政府積極引入外資，不斷推動海南自貿港等自貿區自貿港的建設；出臺相關綠色金融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和先進綠色技術，這也是ESG未來順應政策方向的熱門投資領域[[3]]。

　　（2）ESG投資體系逐漸健全完善，發展不斷加快。深交所2006年就發布了《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2008年上交所發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指引》，2018年9月證監會重新修改《上市公司治理準則》[[4]]，確立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框架。2019年5月17日，香港交易所發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及相關《上市規則》條文的咨詢文件。該咨詢文件就董事會 ESG 管治、ESG 匯報原則和范圍提出強制性披露建議，并分別從環境、 社會和治理三個維度修訂了多項關鍵披露指標，強調重要性評估和量化信息披露原則，以期全面提升香港上市公司 ESG 報告的合規標準[[5]]。8月15日，陸家嘴金融城理事會綠色金融專委會聯合成員單位華寶基金共同推出國內首只基于 MSCI（明晟指數）ESG 評級的指數型基金，以綠色金融產品創新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響應我國綠色發展理念。ESG指標體系的完善、綠色金融體系的健全等為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的創新奠定了基礎。截止2019年，泛ESG公募基金在中國的規模已達到502億元，相較2013年的規模增長了約78%[②]。

　　（四）目前影響力投資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影響力投資在我國處于起步階段，其現有發展體系還存在一定的缺陷。

　　影響力投資相關概念在我國還未得到充分普及，目前影響力投資的關注度僅限于慈善公益機構，金融機構投資者作為影響力投資的主力軍，還停留在初步了解階段；國際指標并未充分考慮地域差異和各國國情，在指標設計上缺乏差異化，中國的影響力投資發展具有中國特色，而國際指標普遍缺乏對中國市場的理解；影響力投資主體的投融資渠道有待多層次擴充，基金是比較常見的投融資渠道，影響力相關債券、保險、信托等金融工具在影響力投資中的使用并不多見，例如兒童債券這種涵蓋教育、衛生、營養、環境健康等領域，關注兒童青少年的項目投融資；政府對于影響力投資還應提高重視程度，推動相關政策落實到地。

　　2、ESG投資發展也受到一些制約

　　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存在諸多缺陷，ESG作為上市公司必須披露的信息，受到投資者的廣泛關注。但近期部分上市公司的違規操作、虛假信息等，不僅是為ESG評估體系，更是為我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帶來的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隨著外資引入，上市公司評估標準亟需與國際接軌，以提高國際競爭力，完善國內資本市場。2018年6月，MSCI將A股納入MSCI指數體系，相應地對超過400家A股上市公司進行了ESG評級。A股上市公司將直接接受國際機構ESG標準的檢驗。近日商道融綠一份研究結果顯示，在正常時期，ESG投資策略能讓投資者在中國市場獲得較高的回報；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股票回報與ESG評級之間依然存在正相關。這表明，盡管中國還處于ESG投資的早期階段，但投資者還是會偏愛ESG評分高的公司，尤其在危機時期更為明顯。未來，ESG投資發展仍需監管方、投資方及第三方評估機構等多方協調合作發展。

　　三、影響力投資的發展前景及建議

　　影響力投資的發展在中國尚仍處于起步階段，但是其潛在的市場是巨大的。扶貧、養老、民生保障等領域正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聚焦點，同時也是影響力投資的重點投資目標，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影響力投資作為公益與投資的中介，通過金融手段實現社會影響力，引領商業向善，借用市場的力量解決社會問題，以經濟效益反哺社會，繼而獲取更長遠的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近年來我國許多領域都涌現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投資范例和社會企業，如專注于小額信貸扶貧項目管理和拓展的“中和農信”、阿里巴巴的脫貧基金、浙江綠康醫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等。可以預期，在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健康養老產業、扶貧產業、環保產業的過程中，我國必將成為“影響力投資”大國。對未來中國影響力投資的發展，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擴大影響力投資標的范疇

　　當前我們對影響力投資標的界定較狹窄，有時甚至限定在社會企業的范圍，這會對影響力投資的發展造成諸多限制。一方面，在較小范圍的標的中篩選出優秀標的機會較少，篩選成本過高。另一方面，這也會將有參與意向的機構或正在參與影響力投資實踐的機構排除在外，不利于形成完整統一的投資體系。因此，現階段應不斷擴展影響力投資的概念并擴大標的范疇，將影響力投資與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責任投資等概念做適度的鏈接，將同時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標的都納入到廣義的投資標的范疇。

　　但擴大范疇并非放棄邊界。為避免概念模糊，需建立簡明的甄別標準用于甄別影響力投資及投資標的。為滿足多樣化的需求，也可以將影響力投資及投資標的按議題類別、口徑寬嚴歸類，分類施策。另外，也可以在多種投資領域尋求優質的投資項目作為切入口，樹立各行業的投資標桿，形成行業內的帶動效應，同時也能緩解投資領域較狹窄的現象，如“中農信和”案例就被認為是中國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標桿項目。在其他領域，如養老、環保、綠色農業等行業也可以打造類似的優質項目，輔以新媒體的宣傳力量，吸引更多的投資主體進入影響力投資領域。

　　（二）培育多層次投資者群體

　　公益資本可以與傳統的風險資本、股權資本搭配，以彌補影響力投資項目投資屬性不足的問題。一種方式是前后銜接，即公益資本先進入早期項目，待項目成熟后再引入風險資本、股權資本；第二種方式是結構混搭，即公益資本與傳統資本同時介入，但公益資本承擔相對更高的風險。通過這些組合方式，可以改善影響力投資項目的風險收益特性，吸引傳統資本的參與，形成多層次的投資者群體。

　　企業家教育也是推動影響力投資的關鍵一環。許多國外大學商學院開設以影響力投資為主題的研討會，或者專門針對企業家開辦研學班，以提升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同時，新聞媒體對于公益性質的項目也應大力宣傳推廣，提高影響力投資的普及度，引導投資者關注社會影響力投資領域。

　　（三）建立影響力投資基金

　　影響力投資基金是影響力投資的重要主體之一。一般地，傾向于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以輕資產為主，融資條件受限，融資成本較高。基于此，針對這類企業地投資往往十分關鍵。但傳統意義的投資追求投資回報最大化，投資周期長、盈利性不確定的企業并不受青睞。因此，影響力投資基金是幫扶這類企業的重要支柱。如，TPG（德太投資）旗下影響力投資基金“睿思基金”（The Rise Fund）在2018年領投百度金融業務分拆的A輪融資，其小貸業務的37%流向大學生，社會效益不可計量。中和農信專注于為農民提供小額貸款，近年來，紅杉資本、國際金融公司（IFC）和螞蟻金服等都先后進行投資。目前，TPG已經成為中和農信的第二大股東。

　　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在影響力投資發展的萌芽期，一方面，發展成熟資金充裕的基金會可以下設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特別是通過種子基金的形式大范圍投資初創企業，給予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同時，這類規模較大的基金能夠承受較長的投資回報期，減少初創企業資金來源的不穩定性。另一方面，政府機構可以成立政府引導基金，通過與民間資本相結合的方式吸引多方投資者參與。借助財政資金的杠桿放大效應，以少量財政資金撬動更大規模的社會資本參與產業投資，推動影響力投資的市場參與度[[6]]。例如在英國，政府與基金會合作設立的企業孵化器，由經驗豐富的企業家運營，為初創企業進行針對性的運行指導及資金協助。目前來看，我國影響力投資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初創企業所處的環境，都需要類似的影響力投資基金。

　　（四）促進社會價值財務折現

　　促進社會價值財務折現，是指調整影響力投資項目的風險收益特性以匹配投資者的需求，即把“義”（影響力、社會價值）轉化為“利”（財務價值）。許多措施能產生這樣的效果，例如：政府對有社會價值的企業或項目予以稅收優惠、政府采購傾斜；融資便利（綠色貸款優惠、發行社會效應債券等）；大型企業選擇供應商時給予一定的優惠；消費者在消費選擇時予以優先等。這些措施實施起來有一定難度，但可以從更深層次解決影響力投資的問題，把義利真正兼容。實施過程中，通常涉及到對項目的識別和效益測算等問題，在此過程中社會企業認證若能匹配政策扶持，或許能發揮更大的效用。

　　（五）建立統一的社會影響力評估標準

　　影響力投資的評價標準是度量其社會效益的重要指標，未來，隨著影響力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的普及發展，統一的評估體系其發展的必然成果。但目前由G8發達國家倡導構建的影響力評估體系IRIS 有待健全完善，若中國能將國際經驗與本國實際結合，創造出更完善、更明確、操作性強的評估體系，那么發展中國家將會占據更大的話語權及發展空間。

　　同時，一套統一的影響力投資評價體系也能為國內投資者提供量化項目產出效益的工具，引導國內影響力投資體系的發展完善。這項工作需要多方參與者共同合作。從國際經驗來看，可以考慮與經驗豐富的第三方機構合作建立可操作性強的影響力投資評價指標體系。企業管理者也需要更多的關注社會影響力的評估，并結合運用到企業的經營決策過程中。而投資者影響力投資的核心，也應主動與被投資者聯手進行企業建設，并提供影響力投資評估方面的技術支持。

　　隨著我國市場供給側改革的深化，以及數次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公眾對于上市公司的關注點從過去只看業績的單維度轉向多維度。這就要求我國的影響力評估標準需要有較高的時效性與靈活性。一是要剔除國外影響力投資評價體系中不適用于國內市場的指標，二是要反應中國社會輿論與國內投資者關心的問題。設計國內影響力投資評價體系時，應當遵循兩個原則：第一項原則，是延續國際標準的核心要義，基于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構建一個基本框架并對其適當擴充。第二項原則，是要基于國內市場特點，對基本框架內的指標進行調整，剔除不適用、數據無披露的指標，并針對我國市場、行業特點、ESG信息披露情況，設計具有中國特色的指標，對評價體系進行補充。

　　（六）政府給予政策支持和引導

　　政府是推動影響力投資發展的重要環節。在中國的金融市場上，政府是投資風向標，起著引導和疏通的作用。而社會影響力投資不僅是新興的投資方式，也是一種新的公共管理工具。政府在影響力投資中作為受益者，理應發揮其引導作用支持影響力投資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國影響力投資發展還是初始階段，亟需政府宏觀層面的引導支持，否則也許會陷入“資本堰塞湖”，出現資金利用效率低下、資源分配不均等諸多問題。

　　在具體實施層面，我國政府可以鼓勵引導各類產業鏈上中間組織的設立創辦，推動構建積極的投資市場生態。如政府對影響力投資參與者及中介機構等給予資金和政策扶持。其次，政府可通過資金和服務兩方面推動影響力投資發展。對于初創企業和非營利組織，資金始終是一個較大的限制條件，因此在傳統投資者抱有觀望態度的時候，政府可以進行資金補貼或稅收優惠來鼓勵投資初創企業的社會影響力投資資本。同時，政府政策也應向這些企業傾斜，通過定向采購、專項債等多種方式釋放資金。

　　四、“后疫情時代”的影響力投資發展方向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受到疫情影響的各國政府通過各種手段緩解疫情沖擊，一方面穩定民心、紓解困難，另一方面刺激經濟。除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外，各種消費券、失業救濟金、政府融通貸款等，都陸續出臺實施。歐美政府紓困規格甚至超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7]]。現階段，我們應針對疫情凸顯的源頭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如供應鏈集中化、公共衛生漏洞等，以可持續系統性方案來解決。解決長期問題需要中長期資金，而影響力投資則是重要的投融資工具之一。影響力投資與傳統投資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投資是單底線投資，投資人以最大化財務回報為目標，但影響力投資是雙底線投資，投資人不只追求財務回報，還追求社會回報，這與疫情之后的全球發展理念不謀而合。

　　（一）關注新興產業投資

　　一方面，疫情對一些依賴物流交通的產業鏈帶來了打擊，也揭示出一些新經濟產業的韌性，數字化的新興產業在疫情中迎來結構性利好變化[[8]]。另一方面，疫情之下中小微企業受到了更為嚴重的沖擊。中小微企業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貢獻就業、服務居民的重要作用，相較于體量龐大的大型企業，推遲復工復產給中小微企業帶來了更大的沖擊。調研結果顯示85%的中小企業現金只能維持3個月以內，接近30%的中小企業收入將下降50%以上并面臨更加嚴峻的融資困境[③]。中小企業中高科技企業占比相對更大，固定資產較少，企業內部結構不完善，經營不穩定性較高，更加需要外部資金支持。

　　以此為契機，影響力投資也應緊跟新興產業發展趨勢，將云經濟、數字經濟納入影響力投資覆蓋范圍，推動傳統行業向智能化、數字化轉型升級。隨著在線教育門戶網站和線上會議的普及，靈活的工作環境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遠程服務逐漸成為主流，這種情況即使在危機結束后也將繼續保持。數字創新不僅可以緩解新冠疫情對個人和企業的影響，而且還可以增加監測和溝通的途徑，打破行業界限。與此同時，近年“新基建”不斷被提及，北京、廣東、重慶、湖南等多個省市的 2020 年政府工作報告涉及新基建。2020 年有望成為新基建的大舉布局之年，包括 5G 基建、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在內新型產業將在政府支持下快速發展，成為大國競爭的推動力之一。影響力投資作為“資本向善”的手段，此時應緊跟浪潮，起到扶持新興產業、新興中小企業的作用。對于科技創新型企業中小企業，影響力投資為其提供資金支持進行科技創新研發，同時也對風險投資等后續的投資機構形成一定引導力，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實現影響力投資的社會影響力。

　　（二）加強公共醫療服務體系建設

　　由于疫情蔓延，人們的健康管理意識整體提升，帶動了全民對保健食品的需求提升，尤其是增強免疫力類、各種營養補充類產品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到2023年，我國大健康產業預計將實現超14萬億元的產值。在這一數據的產業前景下，后疫情時期的大健康行業存在巨大的發展機遇。據CBN Data聯合天貓發布的調查數據，2020年一季度我國口罩、手套、酒精等核心防護用品消費是2018年此類產品消費量的3倍以上[④]。結合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健康中國戰略，大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將井噴式增長。另一方面，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平安中國建設高度重視，致力于實現平安中國的現代化，公共醫療服務體系與平安中國建設息息相關，將成為未來維持社會民生的重要支柱。政策、資本、技術等因素的變化也加速了公共醫療服務體系變革，在需求與環境的共同作用下，公共醫療服務體系供給模式、產品形態也隨之變化，如醫療+互聯網形成了在線問診，醫療+5G促進了遠程醫療、健康醫療智能硬件、基因檢測等領域發展。

　　因此，隨著公共醫療服務體系不斷建設完善，大健康產業將會是未來影響力投資的一個重要領域，以投資帶動健康行業發展，影響力投資可以通過PE/VC、設立大健康等產業基金支持初創企業，給予充足的技術與資金支持，將其與互聯網、數據鏈結合，加快產業之間融合，AI+醫療形成的輔助診斷，以及移動醫療、醫藥供應鏈金融等普及和推廣，為普惠民生和公共衛生安全奠定基礎。

　　（三）發展可持續金融

　　2020年6月，香港交易所宣布計劃成立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STAGE”。STAGE為亞洲首個可持續金融資訊平臺，并致力成為區域內領先的可持續及綠色金融產品資訊樞紐。香港交易所將隨市場發展逐步開發STAGE資訊平臺，并考慮擴大其復蓋范圍，以引入更多資產類別和產品類型，例如與可持續性相關的衍生產品或ESG相關的指數產品，以及其他可持續和綠色金融產品。亞太地區可持續及綠色金融產品近年的增長可觀：亞太地區的綠色債券發行量在2019年創下新高，達188.9億美元，其中，中國內地綠色債券市場占81.3億美元。香港在區內推動可持續及綠色金融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底，在本地市場處理和發行的綠色債券累計金額達到260億美元[⑤]。

　　在疫情過后的構建應對系統性風險的經濟體系過程中，可持續金融是值得引起全球重視的新興投資原則。一方面，本次疫情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的多方面生態都造成沖擊。傳統的資源分配體系被打破，中小企業及收入較低的群體受到的沖擊最大。純粹的經濟政策刺激并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更周全的更可持續的社會治理來保民生。同時，環境也是導致公共衛生事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疫情之后的經濟、環境、社會重建中，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應對環境的系統性風險[[9]]。氣候變化正日益成為金融行業的主流話題。穆迪等信用評級機構已經開始將氣候相關風險作為負面因素納入其對市政債券等固定收益類產品的信用評級中。同時，英格蘭銀行近來已警示英國的銀行關注氣候變化的風險，并引導他們在長期商業計劃中納入減緩氣候風險的策略。而可持續發展金融，便倡導了經濟、社會、環境的協同發展。從股票到債券、從地產到保險、從風險投資到小企業借貸，各式金融產品創新都在追求社會和環境效益，同時產生有吸引力的投資回報。

　　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金融在此次疫情中表現突出，顯現出其對抗系統性風險的能力。晨星近期發表的報告顯示可持續ETF的表現市場平均水平，這意味著疫情的經濟震蕩期，具備可持續金融特質的投資組合更受投資市場的青睞，這有利于政府資金更有效地調動市場參與。

　　因此，在政府主導、市場力量響應的“災后”投資中，可持續金融為經濟轉型、投資重新定位提供了機會。影響力投資與可持續金融的發展理念有極高程度的重合，將影響力投資融入到可持續金融中，引導政府與民間資本支持低碳綠色可持續的技術或企業，可以實現正面的財務回報和積極的社會影響力，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調。小額信貸也成為另一種可持續金融模式“影響力創投” （impact venture investing） 的催化劑。該模式支持商業機構在技能提升、性別包容、移動人口權益、獲取安全用水等領域創造社會和環境效益，所涉行業包括能源、教育、醫療保健和農業，這正是此次疫情暴露的重大缺陷之處。為抗擊疫情沖擊，國內外金融機構還通過發行社會責任債券的方式幫助小微企業渡過難關、助力復工復產，例如中國銀行在2020年2月27日在境外成功發行50億等值澳門元中小企業專項社會責任債券，瑞典三家資產所有者宣布投資3.19億美元于國際金額公司（IFC）發行的新冠肺炎社會責任債券。因此，影響力投資的投資方式應該為滿足不同利益相關方的需求而多樣化，包括不限于社會責任債券、小額信貸、氣候基金等，以資金的力量推動社會前行，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四）“雙循環”格局下構建完整國內大循環

　　在新冠疫情全球擴散的影響之下，全球經濟呈現明顯的下行趨勢。面對全球經濟下行的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戰略的提出具有重大意義，是順應世界經濟變化的調整舉措。當前受新冠疫情影響，一是全球經濟在物流、人員往來等方面受到限制，供應鏈循環受阻；二是一些國家的“逆全球化”思想也在影響國際經濟循環，跨境投資與國際貿易明顯受阻；三是全球處于貿易投資不景氣的階段，外貿投資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比下降，201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為31.8%，相對于2006年最高值下降一半左右。中國作為全球唯一擁有完整產業門類與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國家，有能力有條件實現獨立的經濟內循環，形成完整的內需市場，推動中國經濟正常運行。

　　在構建內需體系方面，應以穩定市場預期、提高社會資本投資積極性為著力點，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就業擴大和居民收入提高，更好發揮政府在擴大內需、維護市場中的作用。同時，為助推國際經濟大循環，應穩步降低關稅水平、持續擴大進口，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話語權；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門檻，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以自貿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為依托，推動構建開放新高地；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談判和制定，形成內需外需兼容互補、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影響力投資在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中可著力于以下投資方向：一是在市場與技術上推動本土關鍵企業發展，例如半導體的加工設備、電子產業的高檔芯片等在產業鏈中的關鍵部門，這些部門也是我國產業鏈中所存在的短板。二是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產業，例如發展綠色農業、推動農業技術研發，過去10年來眾多農民工進城打工導致大量農田荒蕪，疫情的發生導致相關產業就業受到沖擊，可通過呼吁農民工返鄉就業，支撐鄉村振興，發展綠色農業，建立農產品交易市場，鼓勵農民創業，激發農業市場新的經濟增長點，對于農村市場供給需求進行全面研判和支持，有效應對“后疫情時期”挑戰。三是發展數字經濟，利用數字經濟和科技力量改造傳統產業，推動物聯網、云計算、社會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重塑產業鏈上下游生態。十四五期間，應利用影響力投資解決包括公共衛生服務、精準扶貧、污染防治等相關民生問題，引導資本向善流入公共領域，促進普惠金融、責任投資與可持續金融有效銜接，推動完善政府和社會組織合作共贏的新機制。

　　參考文獻

　　[①] 數據來自中國證券業協會。

　　[②] 數據來自中央財經大學財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的研究報告《中國資本市場ESG發展2019年度總結報告》。

　　[③] 數據來自艾瑞咨詢系列研究報告《疫情下中國新經濟產業投資研究報告》。

　　[④] 數據來自《天貓家用防護用品趨勢洞察》

　　[⑤] 數據來自港交所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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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孟蘇． 影響力經濟，衢州可以走得更遠[N]． 衢州日報，2019-08-09（006）．

　　[[3]] 安國俊，訾文碩．綠色金融推動自貿區可持續發展探討[J]．財政研究，2020（05）：11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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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安國俊，李皓．政府引導基金發展現狀思考[J]．中國金融，2020（05）：94-95．

　　[[7]] 安國俊，賈馥瑋．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分析及對策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20（03）：45-51．

　　[[8]] 疫情下中國新經濟產業投資研究報告  2020年[C]． ．艾瑞咨詢系列研究報告（2020年第3期）．：上海艾瑞市場咨詢有限公司，2020：158-208．

　　[[9]] 盧軻，李文．邁向新經濟：新冠疫情之后的可持續發展金融[J]．可持續發展經濟導刊，2020（04）：49-51．

　　[[i]] 林永青．“影響力投資”與“資本向善”：2020年資本市場新旋律[J]．金融博覽，2020（05）：42-43．

　　[[ii]] 陳怡俊，黃海峰．基于結構化合同設計的社會影響力投融資模式研究[J]．中國物價，2020（03）：62-66．

　　本文原發于《金融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9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金融市場與綠色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