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羅漢堂

　　歷史中的傳染病疫常常與惡劣貧困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新冠病毒卻與眾不同，不難發現，爆發初期，疫情中心大多數是發達國家最富庶的城市中心地帶。

　　城市化和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城市化的進程讓交通成本大大降低，人才、物資、資金和信息的流動越來越快捷和密集。圍繞全球超大規模都市群的“知識創造型社會”隨之出現了。然而便捷和低成本的交通也方便了病毒在國家之間快速傳播，對全球各國產生健康威脅。如今肆虐的疫情證實了這種常被忽視的風險。

　　為了探究疫情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我們從空間經濟學的角度對疫情的分析。首先，我們想探究，在疫情初期（到5月中）為何感染病人多集中于美國東部和歐洲兩個大城市群周邊。其次，我們想討論新冠疫情對全球化未來的潛在影響。

　　疫情初期的震中為何多為大都市

　　1990年代初，保羅·克魯格曼、Anthony J． Venables和本文作者之一藤田昌久在“開創空間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時，曾經設定了兩個具體目標”（Fujita，1999）。首先要解釋美國東北部傳統工業帶為何能在知識經濟大行其道的今天仍然繁榮昌盛。如下圖所示，美國東北工業建立于19世紀后半葉。其形狀很像一個平行四邊形，輪廓是由波特蘭、巴爾的摩、綠灣和圣路易斯等城市連結而成。

　　第二個目標是在歐盟一體化讓人才、產品、資金和信息在歐洲的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后，繪制出新的空間經濟版圖。下圖中間的深色區域形如香蕉，常被稱為“利物浦——米蘭軸區”或“歐洲熱香蕉”。它覆蓋了歐洲人均GDP最高的經濟中心地區。

　　從北至南，這個超越國界的超級城市群囊括了利物浦、伯明翰、倫敦城市群、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盧森堡、萊茵地區和德國南部、法國阿爾薩斯地區、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倫巴底大區。米蘭到倫敦的距離為1300公里，幾乎與紐約到芝加哥相同。因此從空間上看，“利物浦——米蘭軸區”和美國東北工業帶的面積相當。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東北工業帶和利物浦——米蘭軸區都有城市成為疫情爆發的中心。在美國，東北工業帶內的5個州——紐約、新澤西、伊利諾伊、馬薩諸塞和賓夕法尼亞，這些地區人口占美國總人口不到20%，然而感染數卻幾乎是全國的一半。

　　三月初，美國的疫情最開始爆發在華盛頓和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很快疫情就席卷全美。到五月中，所有主要的疫情中心都集中在東北工業區內。進一步聚焦，紐約州的人口不到全國的2.6%， 卻有13.1%的感染人數。在歐洲，倫巴底大區的人口只占意大利的16.6%，感染數卻超過37.6%。疫情高度集中于繁華的城市區域成為2020上半年新冠疫情的一大特征。我們不禁反思，難道城市化會助推疫情的傳播？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問這樣一個問題：在ICT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城市生活為何還讓我們趨之若鶩。

　　全球化時代的疫情傳播

　　在如今的知識經濟時代，最核心的活動是知識的交換以及創造。盡管通訊技術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在3C環境中——密集（Crowed）、近距離（Close-contact）和封閉空間（Confined and enclosed spaces）——面對面的溝通交流仍是在隱性共識的基礎上形成合力的必要環節。因此，在知識創造型社會中，ICT技術無法替代面對面溝通，而是互為補充。

　　不僅僅在商業會議和科學研究中如此，在大部分城市活動中，例如教育、現場表演、在酒吧和餐館的聚會，這些活動都需要面對面的互動。大城市高度集中的人口，更激發了更多在3C環境下的社會和經濟活動，從而形成正向循環，推動城市不斷發展。然而同時，這些活動也客觀助推了病毒在城市中的傳播。

　　全球化加劇了這一風險。人員、商品、資金和信息跨國界的自由流動進一步加劇了特定地區的經濟活動集中度。美國東北工業區和利物浦——米蘭軸區全球創意產業最活躍的地區。而武漢則是中國主要的制造中心之一。

　　作為全球商業網絡和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城市成為大量國際和國內旅客的目的地。由于大量的人員流動，在3C環境下易于人傳人的新冠病毒可以經由這些地區，輕易跨越國境。

　　全球化也促進了國際移民。無論是在紐約華爾街、還是米蘭、佛羅倫薩的奢侈品工廠，有大量的所謂“必要工人”在這里工作。其中大部分工資較低，且多數是外來移民，其中包括大量非法移民。由于這些城市高昂的租金和通勤成本，這些工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邊緣的貧民區，通過擁擠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班。這些工人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成為3C環境下易受到病毒侵襲的高危地區。

　　一個世界，中美兩級

　　綜上所述，盡管全球化代表了文明進步的程度，但在客觀上加速了病毒的傳播。許多國家采取緊急措施，關閉國境線，限制國內人員流動，以遏制病毒的傳播。其結果導致，我們不得不面臨一種新的人員、物品、資金和信息流動的方式。人員跨境流動的成本急劇上升，物品和資金的流動也變得充滿風險，只有網絡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活躍。當疫情逐漸消退，各國都會逐步恢復經濟活動。問題是，全球經濟會從現在高度碎片化的狀態重返疫情前的常態嗎？

　　我們提供了疫情后全球化的兩種情景預測。第一種情境下，由于擔憂必需品供應鏈再次遭遇劇烈沖擊，富有的國家選擇將這些供應鏈遷回國內。這將成為全球化倒退趨勢的重要標志。

　　第二種情境下，全球經濟慢慢適應與病毒長期共存。其中一個關鍵的挑戰是推出革命性的ICT技術和設備，從而減少面對面接觸，增加遠程會議的同時，盡量降低遠程溝通在有效性上的損失。此外，建立一個穩健的全球醫療和制藥供應鏈是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當然，現在判斷哪些問題是臨時的，哪些問題是長期的還為時尚早。但可以確定的是，與病毒共存的巨大挑戰將創造大量創新機會，有可能成為重新激活全球經濟的契機。正如英國歷史學家Toynbee所說：“文明的興衰在于是否能成功地應對各種挑戰。”，全球化能否成功轉型也系于此。要用創新的方法解決全球問題，最好的方式是通過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

　　不幸的是，在全球合作機制失衡之時，新冠疫情趁虛而入。如果國際社會無法恢復有效協作，在疫情后重建全球之路將遍布荊棘。

　　要修復全球協作，我們首先要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兩個挑戰，它們在本次疫情中尤其凸顯出來。首先是各國之間在一體化進程中的不平等問題。移民問題、經濟和社會條件的極端差距是病毒在城市地區爆發性傳播的主要原因。

　　如下圖所示，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之前，歐盟成員之間的不平等已經存在，隨著一體化加深，不平等問題也越加凸顯。單獨國家縮小差距的努力效果寥寥，只有各國在財政政策上的協作才能產生更大的成效。今年7月，歐盟達成了史無前例的協議，通過了德國和法國的提案，發行歐盟債券，來幫助各國在疫情后恢復經濟。盡管遭遇英國脫歐和民粹主義抬頭的挫敗，歐盟債券的發布將進一步推動歐盟一體化進程。

　　第二個挑戰是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東亞地區從全球化中受益匪淺。其中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美國中產階級失去了大量制造業工作崗位。不少人預測中國的GDP將在2030到2060年之間超越美國，比這個論斷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在科技霸權上的競爭已有逐漸領先對手之勢。

　　在疫情后的世界中，通訊業的未來將取決于美國與中國在5G上的競爭。最近《日本經濟報道》報道，華為手機中美國制造部件數量已經從11%降至1%。而中國制造的部件比例從25%提升至42%。這是由于美國政府禁止華為從美國公司獲得基礎產品，華為因此進行了戰略上的巨大調整。中國正在加速建立自己的技術平臺。

　　數字革命最終可能將圍繞兩個平臺為中心，一個來自美國，一個由中國領銜。其他國家，包括歐洲和亞洲各國，可以為兩個平臺同時提供技術、產品和服務，而不是分裂成兩個相互隔絕的陣營。一個有多個平行平臺的世界，將比單一平臺的世界更加多樣化。

　　世界歷史不乏這樣的先例，我們不要忘記，絲綢之路是公元7世紀到9世紀最繁榮的經濟平臺，它由兩股力量所主導——東方的唐帝國和西方的薩珊波斯帝國。絲綢之路周邊的大小王國跨越了6種不同的文化區——中亞、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和歐洲都因此變得更加繁榮。

　　7-9世紀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諸多相似之處。歷史告訴我們，多級主導的國際秩序如果能尊重多樣性和良性競爭，參與各方通過貿易連接彼此，相互學習，而非只顧自身利益，避免使用武力和霸權競爭，整個世界都將變得更加繁榮和豐富多彩。

　　藤田昌久：著名經濟學家、空間經濟學學的創始人之一，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教授在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主要合作者。

　　濱口伸明：神戶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教授

　　(本文作者介紹：羅漢堂于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議，并由社會科學領域全球頂尖學者共同發起的開放型研究機構。羅漢堂首批學術委員會委員以經濟學家為主，包括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漢堂將攜手更多的全球社會科學家和實踐者，研究數字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深刻理解并主動參與這一變革。羅漢堂的研究服務全社會，應對最重要的全球挑戰，并著眼于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