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鄧宇（西澤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夢汐（西澤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本文邏輯：

　　一、雙循環體系的理論解釋：基于高質量發展視域

　　二、當前經濟向雙循環體系轉變的有利條件與主要問題

　　三、如何構建高質量的雙循環經濟體系：總體思路與關鍵環節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國際國內相互促進的雙循環體系，既是當前應對國內外局勢變化的主動舉措，更是中國經濟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本來應有之義。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以速度和數量為主的高速“起飛階段”后，應該進入以效益和質量為主的面向內需的消費型社會。這就需要整個循環體系從外向內遷移，形成以內需為主的，內需帶動外需、內部產業鏈與國際產業鏈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格局。因此，當前構建雙循環經濟體系，應該建立在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改革的大框架內，以更加開放的理念和姿態，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的方式，調動以國內要素資源為主的國內和國外兩方面的積極性。

　　一、雙循環體系的理論解釋：基于高質量發展視域

　　在構建雙循環體系過程中，尋找其中的理論基礎是必要的。現代經濟是一個循環體系，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投資，這五個環節需要有效銜接，循環起來，才構成整個現代經濟平穩運行的閉環。這五個環節中的任何一個出現問題，都會造成經濟運行體系的阻梗和停滯，這種“氣血不暢”的狀態積累久了就容易發生經濟危機。無論是外循環、內循環還是雙循環，核心之處并不是內和外之分，而是能夠可持續的、健康的“循環”下去。在平穩循環的過程中實現經濟增長，保持速度、效益、規模和質量的統一，就是所謂的高質量發展。我們應該在高質量發展的視域內，去認識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的構建和運行。

　　首先需要認識的是經濟增長和雙循環體系的關系，即雙循環體系能否帶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經典的經濟增長理論關心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為什么會增長，內在的驅動力是什么；二是經濟增長為什么會出現國家間和區域間的差異，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經濟增長是技術外生推動的結果，內生增長模型則認為經濟增長是技術溢出和人力資本內生增長的結果。可見無論是哪種經濟增長理論，都認為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構建的雙循環體系，不僅要循環下去，而且要在循環過程中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最核心的力量仍然是技術創新。國內外經濟增長的歷史現實也表明了，缺乏增長動能的經濟循環體系是難以持久的。因為在經濟循環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積累了許多矛盾和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靠經濟增長本身，用持續的經濟增長動能來帶動循環體系的活力和動力。這一切都需要技術創新和生產率的提高，這個要求與高質量發展是內在統一的。

　　其次，要從立足于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問題的發展經濟學中尋找理論基礎。相對于以生產函數為模型基礎的主流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經濟學關注的問題和領域更加多元、更加復雜和更加接近于中國現實。中國經濟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的中高速增長，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然而中國又不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規模現居世界第二，雖然總體上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在某些區域、某個產業、某種技術的比較優勢方面，在全球競爭中具備了發達經濟體的特征。那么經典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無論是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羅斯托的經濟起飛理論，還是傳統的工業化、城市化理論，如何為中國經濟當前這個特殊階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提供理論啟示和支撐，這需要在原有的理論基礎上結合現實問題進行整合，構建新的基于雙循環體系的發展經濟學模型。

　　最終的答案需要從高質量發展視域內尋找。中國經濟進入新時代，面對國內外大變局，堅定不移的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應對復雜局勢的最好舉措。在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高質量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最優狀態，它擺脫了對要素數量投入的過度依賴，更加依靠技術的創新和結構的優化；同時也擺脫了對外需的過度依賴，更加依靠國內需求的自我循環和“自我造血”能力。可以說，從過度依賴外需和投資的循環體系，向以國內消費需求為主的雙循環體系轉變，是發展經濟體在后發展時代所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也是高質量發展理念所必然經歷的模式轉變。因此當前構建雙循環經濟體系，并不完全是對外部局勢變化的應對，而是高質量發展視域下的應有之義。所以在理論上，我們需要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積累的歷史經驗中去總結、去提純，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尋找構建雙循環體系所需要的智慧和自信。

　　二、當前經濟向雙循環體系轉變的有利條件與主要問題

　　目前，中國經濟增速經過二季度的恢復性增長開始轉負為正，疫情防控與全面復工復產結合，在全球范圍內率先走出了低谷，顯示出大規模經濟體所固有的韌勁和活力，為構建雙循環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錯綜復雜的變化，從原有的經濟循環體系向雙循環體系轉變，在客觀上還存在一系列問題和障礙。

　　（一）中國當前具備向雙循環體系轉變的有利條件

　　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已經發展成為基礎設施完善，工業門類齊全，市場規模龐大，消費結構合理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認為，當前向雙循環經濟體系轉變已經具備了非常充足的有利條件，主要表現為四個層面：

　　第一是中國的經濟總量和規模已發展到新的階段，具備向雙循環體系轉變的空間和回旋余地。經過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已經從初級發展經濟體邁入新的發展階段，無論是經濟總量、市場縱深，還是產業基礎等都具備了實現雙循環的有利條件。尤其是最近幾年以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為主的產業升級，推動了新興經濟業態的繁榮，提高了經濟的韌性和市場的活力。國內市場的深化，國內消費的持續增長，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普及和落實，都為雙循環體系的構建創造了條件。

　　第二是中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度已經大幅降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事實上已經在持續形成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對外需的依賴度的確越來越高，最高時外部需求超過20%，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度達到33%。但是自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外需占比就持續下降，到2018年降到了15%。當然，由于美國曾經一度經濟復蘇強勁，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在2018年反彈到了24%。但是從總體趨勢來看，中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度是不斷降低的。

　　內需和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比

　　資源來源：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 張啟明《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到底有多大？》

　　第三是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是我國高質量發展模式中早就推動的一項長期舉措，已經具備充足的戰略基礎和政策實施環境。如果深入理解“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重大戰略內涵，就會發現與我國最近幾年一直堅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已經具備了多年積累的政策制定和落實基礎。事實上，中國近幾年一直致力于產業轉型升級，淘汰落后產能，加快自主創新，優先滿足國內需求，持續構建廣泛的內需市場，將完善的工業體系提升到新的層次，向工業4.0和制造業強國邁進，從去年開始又大力發展“新基建”，這些都為雙循環體系的構建提供了重大的支撐。

　　第四是推進雙循環體系建設是順應國內外發展形勢，特別是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后符合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的一項戰略舉措。當前去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國際經濟貿易秩序更加強調區域化、國家化，單純依賴國際經貿體系循環的成本越來越高，風險越來越大。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推進雙循環體系建設，可以主動創造“進可攻、退可守”的經濟發展環境，避免陷入到被動應對的局面，掌握更多的經濟發展主動權，這是順應國內經濟發展趨勢、符合當前全球經濟變化規律的戰略舉措。

　　（二）經濟向雙循環體系轉變需要直面的幾個問題

　　當前從原有的經濟循環體系向雙循環體系轉變過程中，不可避免也會出現一些問題，甚至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挑戰。

　　第一是經濟下滑環境下外需收縮造成的需求缺口問題。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相對去年同比回落7.5個百分點，其中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回落6.5個百分點，投資和外需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分別回落0.1和1.3個百分點。可見國內消費受到疫情影響對經濟造成的負面沖擊更大，外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撐作用。在構建雙循環體系的過程中，雖然最終外需會逐漸轉化為內需，但短期內外需收縮會進一步擴大需求缺口，拉低經濟增長速度。更為嚴重的是，對外出口的市場主體主要是吸收就業能力比較強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外需向內需的轉化過程中如何妥善推動中小民企轉型，是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

　　第二是對外依賴較高的糧食、能源和重要產業鏈安全問題。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世界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2019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2300.7億美元，同比增5.7%。自2008年起，我國人均糧食需求量和產量間的差距逐步擴大，糧食貿易逆差不斷上升。尤其是大豆的對外依存度超過85%，過度依賴美國和巴西這兩個國家。能源對外依存度最近十幾年也逐年增大，2019年天然氣進口9660萬噸，對外依存度達43%；原油凈進口量首次突破5億噸大關，成品油凈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萬噸，對外依存度雙破70%。另外，中國經濟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一直存在產業鏈兩頭在外的現象，在重構產業鏈循環體系中，如何保障供應鏈不斷裂和解決核心上游產品及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第三是當前中國經濟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前所未有的復雜，制約雙循環體系運行的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多。當前疫情沖擊引發的經濟下滑仍然還在修復過程中，雖然反彈和恢復勢頭比較強勁，但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去全球化浪潮洶涌，中美摩擦已經從經濟貿易層面向其它層面升級，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惡劣。國際治理體系也出現了碎片化傾向，極端重商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等非理性情緒越來越濃厚，對正常的國際經貿環境已經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在這種局勢下構建國際、國內相互促進的雙循環體系，顯然很可能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和挑戰。

　　三、如何構建高質量的雙循環經濟體系：總體思路與關鍵環節

　　在高質量發展的視域內構建雙循環體系，需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理念，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統籌調動“國內、國外兩個積極性”。通過加快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解決國內循環體系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以實現更加健康、更加平衡的高質量發展。

　　（一）構建雙循環體系的總體思路

　　第一是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打通內循環體系運轉的制度性障礙。內循環體系的推進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整體方案為指南，加快推進要素市場體制機制改革工作。現只有解決了內循環體系運轉的制度問題，才能為雙循環體系的轉變提供強大的制度支撐，否則內循環將會遭遇很多的障礙。從現實來看，國內的內循環體系在制度層面還存在很多的短板，首要的問題就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抓住雙循環體系轉變的主要矛盾，圍繞內循環建立統一的內需市場，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主義，暢通各要素流動機制，鼓勵和支持產業、資本、人才的良性循環。同時，要積極發揮財政、貨幣、稅收和產業政策優勢，解決的產能過剩問題，通過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淘汰落后產能，發展新經濟、新產業，培育新動能。而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則勢在必行，以三年行動規劃和路線圖為主要方向，激活國有企業創新動能，支持有科技創新實力和廣闊市場前景的民營企業、民營資本參與到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促進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

　　第二是加快推進區域協同戰略和城鄉融合戰略落地，搭建統一開放的內需市場。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西部陸海新通道為代表的區域協同發展戰略是搭建統一開放市場的重要戰略舉措。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區域不平衡發展格局，政策、市場和資本等區域分化嚴重，未能建立起比較統一開放的內需市場。內循環為主體的經濟模式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認為，打通內循環的重要路徑是促進區域協同和城鄉融合，應加快資本、金融和產業的協同效應，實現各地區生產力優勢互補，以空間結構優化彌補周期性因素的持續困擾，激發區域板塊內生性增長的巨大潛力。改善廣大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生產投資環境，構建城鄉一體化的農產品市場、消費市場，釋放農村地區的消費潛力，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是加速推進對外開放政策的完善和落實，推動實現內循環與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格局。以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搞“閉關鎖國”，而是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歡迎國外投資者和跨國企業進駐中國市場，落實各項對外開放措施，真正塑造一個自由、開放和潛力無限的市場經濟環境。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外循環的體制機制存在很多的束縛，對外開放的領域并不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規則。毫無疑問，中國是全球化的貢獻者、建設者和受益者。目前的外部環境逐步惡化，貿易保護主義泛濫，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左右了全球經濟。加速推動對外開放，就是為了打破外部勢力“逆全球化”的風潮，以維護全球化的利益格局，真正實現內外循環互動的運行。未來需要在資本市場、金融業開放、外商投資環境、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給予高度重視，吸引更多的外資，加大對中國市場的布局。

　　（二）從供需兩側看當前構建雙循環體系中的關鍵環節

　　從供給側來看，在構建雙循環體系的過程中，首先要保證經濟運行中的糧食、能源等重要物資的供給保障問題。將擴大糧食生產，提高重要農產品自給率與鄉村振興戰略相結合，加快推進現代農業體系建設，鼓勵發展新興農業科技企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加強國家糧食儲備管理，健全科學有效的糧食庫存管理體制。強化能源安全意識，推動能源體制改革，加快新能源技術研發，穩固能源貿易通道，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逐步降低重要能源的對外依賴度。

　　其次，提高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力度，從產業鏈安全的角度解決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在基礎研發方面，利用新型舉國體制從過去的引進、模仿轉變到自主尋求突破與創新。當前引領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信息產業的關鍵技術和材料，仍然由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掌握。在構建雙循環體系過程中，需要認真謀劃對國內產業鏈產生關鍵影響的核心技術中國該如何參與，是否掌控前端研究資源并掌握話語權，科技工作者能否從以模仿式科研為主轉向以敢于試錯的原創性科研為主，中國的“孵化器”體系是否更支持核心技術的產業化，這些都將影響雙循環體系中的產業鏈安全問題。

　　第三，在雙循環體系的框架內重新審視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從供給側推動更加有利于匹配新型工業化需求的城市化。改革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體制性因素，降低要素循環體系的摩擦和阻力。尋找區域發展新增長極和動力源，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發展帶來區域增長新熱點，優化區域布局并拉動內循環。

　　第四，增強市場主體和基層經濟的活力，提高雙循環經濟的韌性。更好的運用定向和專項刺激方案，及時紓困中小企業。鼓勵中小企業加快技術升級和模式創新，通過改善供應鏈體系，提高現金流管理能力，加快存貨和資金周轉率，提高基層經濟生態的活躍度，推動內循環體系良性運轉。

　　第五，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通過技術升級擴大中高端供給，改變中低端生產過剩，中高端供給不足的局面。著重補芯片和軟件產業的短板，實現自主可控并形成比較優勢。同時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總體上形成有利于雙循環體系的彈性供給結構。

　　從需求側來看，為了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先需要積極應對短期內由于外部環境變化造成的外需低迷問題。由于國際環境的不穩定，地緣政治經濟矛盾加深疊加海外疫情的擾動，外需收縮且短期恢復壓力很大。從短期應對舉措看，出口轉內銷和外需轉內需相輔相成，既是幫扶外貿企業破解內銷難題，也是促進外貿就業基本穩定的應急之舉，長期將有助于靈活性融通內外貿和促進雙循環。其次為了形成國際國內相互促進的循環體系，需要采取相應的舉措將外需轉化為內需，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中國旅客海外消費特征，有序引導國內相關行業提供的與之匹配的高質量商品。中國出境游滲透率雖然僅有11%，但卻貢獻了1800億免稅消費額，包括醫療、留學在內的整體消費甚至超過了1萬億元，占全球比例超過50%。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中國消費者對品牌、品類和質量的要求都逐漸提高。在促消費政策的鼓勵下，中國免稅行業的大力推進將成為促進內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海南離島免稅市場為代表的刺激消費回流機制，引導并激發了市場活躍度和需求熱情。三亞國際免稅城自6月1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和7月1日《海南離島免稅購物政策》頒布后，免稅銷售金額和購物旅客分別較去年增長234.19%和42.71%，分別達到22.19億元和28.10萬人次，不僅成功引領了千億海外消費回流，而且推動了相關投融資體系開啟新一輪局部內循環，同時刺激了旅游消費相關的產品制造。

　　第二，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經濟，推動消費潛力釋放，形成國內大循環下的需求新格局。在電商蓬勃發展和數字化滲透全行業的背景下，全渠道消費已成為趨勢。今年1—6月份，全國網上零售額51501億元，同比增長7.3%。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14.3%，成為當前穩定消費進而穩定經濟的重要力量。而非實物商品中，健康教育文娛類消費成為新熱點。2019年，中國醫療保健支出占比增速達到16.1%，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占比增速為6.7%，其中旅游和電影票房收入增速顯著。通過數據可以發現，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在疫情期間通過線上線下融合的方式顯著增加，尤其是對服務類需求的增加顯著。因此，加速完善內循環的方式之一就是構建全渠道市場空間，滿足消費者不斷迭代的購物體驗。

　　第三，深耕消費新模式，滿足消費結構的升級。在日常生活消費中，促進便利化和品質化，同時提升智能化滲透率。比如O2O平臺由于無接觸配送的特點和及時到貨的便利性，深受消費者追捧，消費者更愿意為速度和便利性買單。另外，抖音、直播平臺等的興起也暗示了消費者更加注重消費內容和消費方式背后的社交意義，消費從個人行為向社群傳播。消費方式的轉變、消費結構的升級，其意義不僅在于自身從弱到強的提質增效，更在于它的價值是為“百業賦能”，能夠對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發揮“乘數效應”，促進更多從有到優的升級，形成良性循環、穩步推進。

　　第四，正確處理好房地產與內部需求之間的關系，沿著消費升級的思路發展“新剛需”。家庭結構的變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線上教育和社交娛樂的興起激發了電子產品的需求，商住兩用空間增加了家電和家具的多樣化需求，生活品質和審美標準的提高增加了寵物市場和美容護理的需求等等，這些需求都是在房地產存量市場上激發的“新剛需”。同時堅持“房主不炒”的政策主基調，防止房地產價格的過度上漲，將居民可支配收入從住房支付負擔中解放出來增加日常和其它耐用品及文娛消費。

　　最后，要引導高質量的國內投資需求，重點在新基建和技術密集型的資本支出投資層面發力，為雙循環體系的高效運行提供基礎支撐。在雙循環體系中，投資依然是推動經濟循環和增長的重要力量，但投資的領域和方向應該有很大的不同，從過去以地方政府主導的傳統城市基礎設施，向5G基站、特高壓、城際高鐵和新型城市軌道交通等新型基礎設施轉變。新基建投資一方面創造激發了國內需求，另一方面也為數字經濟時代貫徹高質量發展理念提供了基礎設施保障。而在企業投資層面，通過減稅、補貼等措施引導企業加速傳統設備折舊，擴大技術和設備升級改造方面的資本支出，通過企業微觀層面的技術密集型資本投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為雙循環體系的運行提供更有效率的新動能。

　　綜上，堅持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基本理念不動搖，通過供給側的創新創造新需求，需求側的升級帶動新供給，供需兩側在雙循環體系下形成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閉環。伴隨完善的基礎設施在推動經濟循環中的基礎支撐和科技革命的溢出效應，中國經濟依靠龐大、多元、富有縱深和廣度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將逐步建立起具有充足的條件構建高質量、可持續的雙循環經濟體系。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