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增長經濟學之謎猜想

　　一、周天勇：為什么改革開放后初期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較高？

　　在學習發展經濟學二元結構轉型時，農村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流動，一般來說新轉移到城市和工業勞動力的工資水平要比他們在農村和農業就業的工資水平高，而城市市民正式單位就業的工資水平要比新轉移進入城市和現代工業部門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高。當農業現代化，農村農業勞動力收入水平接近于農村進城新市民工資水平，而農村進城新市民工資水平接近城市原住市民單位就業工資水平。此時，農村剩余勞動力趨零，農村農業和城市工業之間勞動生產率水平也相互接近，結構轉型完畢，工業化基本完成。動態來看，新進城市農民工工資水平線與城市市民單位就業工資水平線之間，形成一個尖向右上方的倒V型。

　　最近細讀盧鋒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的“中國農民工工資走勢：1979-2010”一文對農民工工資增長的研究，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農民工名義月平均工資分別約為80元、180元、617元、1690元。如果以務工10個月計，年務工工資收入分別在800元、2160元、6170元和16900元。他還發現，20世紀80年代，農民工工資是城市市民正式職工的150%左右；再從90年代初的 150%下降到1995年前后的100%，又下降到20世紀末的53%左右；最后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中，下降徘徊在城市市民正式職工工資的50%上下。也就是說，從中國改革開放到2010年，進城農民工工資與城市市民工資水平的動態變動，并不呈現為尖向右上的倒V型，而是農民工工資水平先相對高于城市職工工資水平，后又低于城市職工工資水平的倒X型。這是對經典理論城鄉兩種不同勞動力要素價格變動描述的悖論，是一個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一般二元結構分析無法解釋的經濟學之謎。

　　從劉易期二元結構轉型看，如果城鎮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則80到90年代中期，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比城鎮正式工工資水平高的情況下，不可能向城鎮轉移。然而，1987年開始，剩余勞動力從農村開始向城市非農業，特別是向城鎮工業流動。1987~2010年間，城鎮人口從27674萬人增加到了66978萬人，凈增了39304萬人；從事工業的勞動力從11726萬人增加到了21842萬人，凈增了10116萬人。

　　若假定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結構轉型，構建的模型肯定無法解釋這種奇異的格局和趨勢。只有引入二元體制分析方法，才能合理解開其謎底。從深層講，勞動力要素配置體制二元性配置是其形成的原因，一是勞動力的計劃配置體制還存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城鎮國有和集體企業，還是計劃招收職工；已經從業的職工，也是固定職業和計劃工資；除非調動，職工一般無法在不同單位之間流動；從觀念上，城鎮職工絕大部分也不愿意到建筑、餐飲、保姆等這些似乎與其身份不配的行業中就業，但這些行業擴張較快，勞動力短缺，工資水平當時相對較高。二是勞動力要素的市場配置體制在發育和擴張。由于生產和服務的一部分放開由市場調節，私營和外資等企業，成了經濟自負盈虧的競爭主體，他們愿意招收工作效率更高的勞動力，而農民工則愿意到這些企業就業，而且市場確定勞動力要素的工資水平。個體私營經濟快速增長，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其又追求比當時國有和集體單位職工相對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高，原因在于城鎮國有和集體企業中職工流動性較差，又實行多就業、低工資、低效率的體制。90年代中期進行城鎮國有和集體企業下崗分流，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及勞動力和企業雙向選擇的機制，在總體上改變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向城鎮轉移過程中，城鎮職工工資水平還要比農村進城農民工工資水平低的“倒掛”狀況。

　　由于農村農民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農民少了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高房價又擠出了城市居民的消費，使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的市場需求不足，農民不能以市場經濟的方式退出農村農業的承包地和宅地，使得城市和非農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和容量下降，造成近多年農民工工資水平上漲緩慢，又造成了農民工工資為城市市民正式工工資水平低于城市市民正式職工工資的格局和趨勢。

　　因此，需要用結構和體制雙二元轉型的分析邏輯，可能會解釋中國農民工工資水平與城市市民正式職工工資水平的倒X型變動趨勢。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