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洪偌馨、伊蕾

整治借貸市場的措施主要有兩點，一是推動其費率透明化，二是下調利率‘紅線’。監管的初心或許并沒有錯，但這樣利率管制的結果，借款人/企業真的是受益者么？恐怕答案并沒有那么簡單。

　　互聯網貸款新規落地帶來的喜悅還沒有持續多久，借貸行業就再次被陰影籠罩。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下發（下簡稱‘意見’》。

　　其中引發市場熱議的一條便是：‘抓緊修改完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大幅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

　　根據財新報道，此次調整后，民間借貸利率的保護上限很可能參考央行LPR（市場基準利率）報價的4倍，不到16%，甚至低于信用卡分期18%的年化利率。

　　設置利率紅線一直是規范借貸市場的重要的手段，今年早些時候出臺的‘民法典’也強調了，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

　　再往前看，在2015年互聯網金融開始活躍時，當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就劃定了兩條利率紅線——24%和36%。

　　即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時，本息受到法律保護；約定利率超過年利率36%的，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而在24%到36%之間的，則為屬于可協商范疇。

　　但有需求就有市場，盡管監管三聲五令，依然有很多公司以不同的方式花式加價，比如：服務費、砍頭息、手續費、搭售保險等等。

　　而為了整治這種現象，監管部門接連出臺了一系列的嚴苛而具體的規則。為什么要強調‘具體’？

　　其實，利率‘紅線’早已有了，但算法和口徑卻有個比較模糊的地帶，也給不少非法機構留下了鉆空子的空間。

　　到了2017年，《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的下發，明確將各類機構向借款人收取的綜合資金成本應統一折算為年化形式。

　　這樣一來便切斷了平臺以保險、手續費等其他方式變相提高利率的空間，將借貸平臺的計息方式進一步規范。

　　再往后，到2019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在定罪量刑時以單次實際年利率超過36%為非法放貸的基準。

　　不難發現，整治借貸市場的措施主要有兩點，一是推動其費率透明化，二是下調利率‘紅線’。

　　監管的初心或許并沒有錯，但這樣利率管制的結果，借款人/企業真的是受益者么？恐怕答案并沒有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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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這個話題，我們可以進行一次倒推。

　　如果利率上限的設置是為了更多長尾用戶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借款，那么這種手段到底能否達到最初的目標？

　　尤其是《意見》強調，其初衷是為了促進民間資本為實體經濟服務，降低交易成本。

　　早在2004年，世界銀行就曾發布過一份討論利率上限與小額信貸行業發展之間關系的報告，它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強制規定利率上限讓正規和半正規的小額信貸機構很難甚至是無法覆蓋成本，最終被擠出市場。貧困客戶要么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無法獲得金融服務，要么就只能去非正規的信貸市場借錢，支付更高的費用。

　　現實也確實如此，即便是普惠金融，其在根本上與慈善行為不同，作為商業機構它的基礎是遵循商業邏輯。一旦利率上限設置無法保證機構運營，勢必將迫使他們離場。

　　世行對比了小額信貸在23個有利率上限的國家和7個沒有利率上限（或利率上限影響極小）的國家市場占有率后發現，前者的市場占有率只有4.6%，而后者則達到20.2%，是前者的4倍有余。

　　比如，在西非地區，地區中央銀行對非銀行類貸款機構強制實行27%的利率上限，一些大型機構也迅速從偏遠和貧窮地區撤出，而把業務重心轉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城市地區。與此同時，平均貸款額度提升，貸款對象轉變為收入相對較高的客群。

　　尼加拉瓜在2001年專門針對某些特殊類型的貸款機構（包括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規定了利率上限，結果這些小額信貸機構的年貸款增長率從30%下降到了2%，部分機構從風險和操作成本更高的農村地區離開。

　　落到今天的中國市場，我們需要考慮的可能是不到16%的IRR年化利率，還有多少機構能夠生存下來，還有多少市場需求能夠被滿足？

　　來自《中國消費金融次貸報告——次貸危機的中國鏡鑒》里的數據顯示，基于2018年央行統計及行業公開數據，國內市場廣義的次級貸款規模約為6.52萬億（包括P2P網貸、小貸公司、消費金融公司、信托公司、居民經營性次級貸款、銀行次貸余額），其在中國居民貸款中的占比只有10%左右，相較于占比超過40%的次貸人群，滲透率并不算高。

　　這里所謂的‘次貸人群’是泛指具有信貸需求且具備一定還款能力，但在現有的市場貸款利率條件下，較難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直接獲得貸款服務的成年人，也是世行報告里提到的風險相對較高的一類貸款群體。

　　按照世行的調研結果，能夠持續地獲得信貸服務比為獲得信貸服務而支付較高的成本更為重要，而機構收取足夠高的利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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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不設置利率上限，信貸市場就會變成高利貸的狂歡嗎？

　　香港曾在2001年開始放松利率上限管制，后來為了打擊過高的貸款利率和敲詐性貸款行為，又重新設定了利率上限，但是以年息超過60%為標準，且在適用范圍上盡可能小，僅限于特定對象。

　　而美國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設定利率上限的話題被學者頻頻提起，但最終并未落實。究其根源，還是在于它試圖選擇一種更公平、更商業、更能夠自我糾偏的方式來進行借貸市場的管理。

　　就像美國的《誠實信貸法》所體現的核心精神，要求貸款人以有效利率指標向借款人披露貸款的真實成本，同時還要求在所有貸款文件和其他公眾可以獲得的材料中解釋其他重要貸款事項。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開放的市場競爭保證了市場利率的自動糾偏。

　　因為在信貸市場中，一家機構的風險定價能力、運營能力、資金成本等最終都體現在了利率上，而在透明的利率之下，借貸者必然會做出成本最低的選擇。

　　反過來，這也會倒逼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構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從這個角度看，利率的透明化、標準化，毫無疑問是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根本，但利率‘紅線’的高低問題或許可以留出一些空間，交給市場去判斷。

　　(本文作者介紹：洪偌馨，資深財經記者、主持人，自媒體“馨金融”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