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王永利　　

　　與此同時，應致力于準確把握貨幣的本質、演變的邏輯、發展的規律，認真反思現有信用貨幣體系，特別是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根本問題，加快數字貨幣的研發和實施，不是簡單模仿美元的國際化運行中美國的獨斷專行，而是要建設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國際貨幣體系。

　　當運行11年的人民幣國際化“遇見”新形勢——被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深刻改變的國際局勢下，人民幣國際化會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二者孰重孰輕？

　　擺在眼前的這個問題似乎“刺激”了市場之敏感神經，各種觀點與言論甚囂塵上。

　　客觀而言，“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與第五大支付貨幣”曾被視為人民幣國際化十年之成果。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5月，在基于金額統計的全球支付貨幣排名中，人民幣繼續保持全球第六大最活躍貨幣的位置，占比1.79%。環比4月，人民幣支付金額總體減少了3.40%，同時所有貨幣支付金額總體減少了10.32%。

　　同期，以歐元區以外的國際支付作為統計口徑，人民幣位列第八，占比1.22%。這與中國在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比，現實并不容樂觀。

　　為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美歐日英等國家紛紛推出大幅降息、無限量寬松貨幣政策，以及規模空前的社會救助行動，政府債務急速擴張，中央銀行大幅擴表，但疫情蔓延、經濟衰退、社會不穩的壓力仍然相當沉重。相對而言，疫情在中國先發并被率先控制住，且中國在防范外部輸入、鞏固抗疫成果、促進復工復產的同時，積極支持其他國家抗擊疫情。

　　中國在宏觀政策調整方面遠不及美歐日英等國家那么猛烈，但卻又可能成為今年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人民幣及中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吸引力，從而迎來難得的發展契機。

　　一國貨幣國際化是市場驅動，水到渠道的過程，也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鏡像；本質上，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是整個國家國際化的一個部分、一種表現，離開國家的貨幣國際化不切實際。它至少需要具備“國際影響力、國際收支逆差、高效安全的國際收付清算體系及金融市場”等三大重要條件。

　　因此，新形勢下，我們在實際操作中切忌盲目沖動，不能急于挑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妨少說多做，宜以強化內功，深化金融體制（特別是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為重。

　　“三大”重要條件

　　現實中，一國貨幣要實現國際化，就需要提高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交易的計價與支付結算，以及國際儲備中所占比重。比如，美元是當今世界的國際中心貨幣，目前，其作為國際貿易和投資計價貨幣的比重在40%以上，在國際金融交易中占比在85%左右，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保持在60%以上。

　　要推動一國貨幣增強國際化，需要具備很多重要條件。其中至少包括：

　　其一，國際領先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一國主權貨幣要成為國際中心貨幣，最重要的條件和基礎，就是該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要世界領先。

　　首先，綜合國力不僅體現在經濟實力上，更不是僅僅體現在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國際排名上，還包括公民教育水平、科技研發能力、經濟發展活力、社會法制環境、持續發展潛力、軍事力量對比等多種因素。僅僅GDP排名領先，并不代表其綜合國力就一定領先，并不代表其貨幣就一定能夠成為國際中心貨幣，甚至其貨幣的國際排名還會大大低于其GDP的國際排名。

　　此外，即使綜合國力強大，但如果閉關鎖國，不能充分對外開放，其國際影響力并不一定同樣強大，所以，還需要擴大對外開放，擁有廣泛而雄厚的世界投資和貿易往來基礎，以及嚴格規范的貨幣自由兌換與金融交易監管體系作為保障，擁有被世界廣泛接受的語言和法律以及可以對外輸出的強大軍事力量等作為支撐。這樣，其貨幣才能得到世界范圍內的廣泛認可、接受、流通并成為國際中心貨幣。

　　正因如此，美國GDP在1890年已經超過英國，但美元并沒有同時取代英鎊的國際中心貨幣地位，而是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英美兩國國際影響力發生根本變化，直到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才確立了美元作為新的國際中心貨幣的地位；中國自2010年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GDP排名），但10年后的今天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還是很弱，與世界排名第二的歐元還相差甚遠。

　　其二，保持很大的貨幣凈流出（國際收支逆差）。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中心貨幣，還需要有合法途徑實現該貨幣對外凈流出，從而更多地為境外所擁有。這主要包括：

　　諸如“擴大本幣支付結算的凈進口；擴大本幣對外凈投資；以本幣對外援助或貸款；央行與外國央行進行貨幣互換；境外籌資者在該國發行當地貨幣債券”等等。

　　由此可見，一國貨幣要大量被境外所擁有，就需要擴大對外開放，保持對外貿易、服務和資本的充分發展，并保持其貨幣凈流出（國際收支大額逆差，而不是順差）。否則，其貨幣就難以更多地被境外所擁有，并在國際儲備中占據最主要的地位。

　　這樣，就需要該國充分對外開放，并具有足夠大的國際收支規模與逆差。這就需要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經濟金融全球化與國際分工合作越發達，對國際中心貨幣的需求和支持就會越強。如果沒有國際經貿往來與全球分工合作，也就不需要國際中心貨幣了。

　　其三，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穩定的國際收付清算體系與金融交易市場。

　　為便于貨幣的跨境流動，就需要國際中心貨幣的發行國必須建立起與世界各國廣泛連接高效便捷的國際收付清算體系（如SWIFT），并要建立起貨幣流動嚴密的監管體系，確保貨幣流動過程中的安全，防止其被盜竊、挪用、無故扣押或被用于非法途徑。

　　同時，記賬清算方式的運用，又使得貨幣的境外所有者不得不將貨幣存放在發行國，從而大大增強貨幣發行國的資金實力，為該國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條件。而發展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等在內的、主要以本國貨幣計價清算的各種金融交易市場，并允許境外貨幣所有者平等地參與市場交易，不僅有利于保護境外貨幣所有者的利益，增強其所持貨幣的流動性和盈利性，而且又反過來能夠更好地促進本國貨幣的國際化（金融交易市場的交易規模遠遠大于國際貿易與投資的規模，不能成為金融交易市場最主要的計價清算貨幣，其國際化就會受到很大束縛）。

　　當然，一國貨幣成為國際中心貨幣并大量為境外所擁有，一國金融市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并吸引大量國際投資者參與，既有利于增強其貨幣金融的國際影響力，同時也為其貨幣金融管理帶來更大挑戰，需要該國中央銀行和貨幣金融監管部門能夠更好地堅持國際準則，更好地保護境外貨幣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很好地控制貨幣投放與流動性調節，滿足貨幣的國際需求，確保金融市場流動性的合理充裕與健康穩定，增強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乃至金融危機的能力。

　　所以，從根本上講，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本質上是整個國家國際化的一個部分、一種表現，離開國家的國際化，單獨講貨幣的國際化是不切實際的。

　　重大機遇來了

　　怎么辦？新形勢下人民幣國際化既要積極，又當穩妥。

　　的確，人民幣國際化迎來了重大機遇。首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發，給全球經濟和社會運行帶來巨大沖擊，也成為世界各國應對重大事件沖擊、國家綜合管理能力，以及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與對待“人類命運共同體”態度的“試金石”。

　　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疫情嚴重程度、經濟衰退與社會狀況，可能也會讓世界對美國的社會制度與社會管理能力產生疑問？這也許會削弱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包括削弱美元的國際影響力，推動美國一枝獨大的世界格局加快向多極化的轉化。

　　其次，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深刻融入全球化大潮，形成全世界最完善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和貨物貿易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國家外匯儲備，擁有強大的科研施工力量，在5G領域已經具備國際競爭能力，而且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方面依然擁有巨大改革和發展潛力。

　　這樣的改革發展推進過程中，中國會繼續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穩定發展，致力于推動新型全球化發展，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比較優勢會進一步增強。很顯然，這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重大良機。

　　不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既積極又穩妥。

　　首先，對人民幣國際化并成為重要國際貨幣所需要的條件和相應的權利義務要有充分了解，不可盲目沖動。

　　如前所述，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中心貨幣，是需要很多重要條件的，目前，中國GDP規模尚與美國存在很大差距，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差距就更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急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急于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是不現實的。而且必須清楚，成為國際貨幣，特別是國際中心貨幣，并不是只有好處，還必須承擔起維持該貨幣國際流動性的基本穩定，有效抗擊各種突發事件的沖擊，維持國際金融體系和秩序的基本穩定等更多的國際義務。

　　其次，需要對國際貨幣體系有準確把握，能夠準確判斷和有效處理國際關系。

　　今年3月份以來，對美聯儲大幅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并宣布實施無上限量化寬松等貨幣政策舉措，不少人嚴厲指責其不負責任“瘋狂大放水”、是“運用貨幣霸權掠奪國際財富”，甚至認為美聯儲這種無限量寬的實施，必然導致美元極端貶值，終將會摧毀美元體系，因此，中國應該盡快將美元儲備（包括所投美國國債等）轉換成黃金并搬回國內。同時，要加快建設人民幣國際支付清算體系，加快數字貨幣的研發推廣，爭取數字貨幣的國際領先地位，做好美國封鎖中國使用由其主導的國際支付清算體系（SWIFT）的準備。

　　上述這些看法很有影響力，但卻存在很多誤解和偏差。

　　實際上，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美國金融市場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美聯儲就成為隱形的世界中央銀行，要維持美元流動性和金融市場穩定，會受到全球范圍更廣泛的沖擊，也會對全球貨幣金融穩定產生影響。目前情況下，如果美元流動性和美國金融市場出現重大問題乃至爆發危機，全球貨幣金融都將遭受重大影響。所以，面對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帶來的巨大沖擊，美聯儲迅速采取超乎想象的強力舉措，是非常必要的，事實證明，效果也是明顯的。而且，在危機過去、市場穩定下來之后，美聯儲還可以降息逆向調節，收回多余的流動性。

　　同時，必須看到，美國的融資結構通常是以直接融資為主，這與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存在很大不同，所以，美國M2與GDP之比，2019年末也就剛剛突破70%。即使近期美聯儲大量投放流動性，M2與GDP之比明顯上升，但也只是達到76%左右，這與中國目前M2與GDP之比達到210%左右相差甚遠。所以，美國央行大幅擴表，并不代表美國貨幣總量就會按照固定倍數擴張，就必然會造成美元大幅貶值甚至摧毀美元體系。相反，面對重大危機挑戰和市場流動性急速萎縮，美聯儲及時行動大量投放流動性，有效遏制危機爆發和市場動蕩，充分發揮其宏觀調控作用，可能更有利于美元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所以，對于美國3月以來快速推出一系列強力宏觀調控舉措，需要客觀理性看待，特別是要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地考慮，如果人民幣成為國際中心貨幣，中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遇到這種重大疫情沖擊，我們又該怎么辦？

　　也正是基于上述判斷，現在既無急于拋售美國國債或將美元儲備兌換成黃金并搬回的必要，也不存在短時間內高達上萬億美元的買賣市場（最后，只能由美聯儲兜底），此時如果采取這樣的行動，不僅將激化中美矛盾，而且將帶來巨大經濟損失。

　　長時間以來，很多人對中國持有巨額外匯儲備加以指責，認為中國依靠優惠政策（高回報率）吸引投資以及廉價出口賺得外匯，卻又不得把外匯不存放境外或購買境外債券，獲取非常低的收益。同時，在境內又不得不在商品出口的同時，由銀行把外匯換成人民幣，造成人民幣被動投放以及貨幣總量遠超可交易財富規模，引發通貨膨脹，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權，純屬“賠本賺吆喝”、“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一直有人強烈呼吁應該壓縮國家外匯儲備。但這種看法漠視了擴大開放、招商引資、擴大進出口對促進改革和經濟發展發揮的巨大作用，根本沒有看到我國能夠積累超過三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是中國充分融入國際社會形成的巨大通貨積累，成為中國密切國際關系、增強國際影響力、抵御國際資本沖擊、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巨大力量（國力），所以，只要不是通過擴大外債形成的，非常時期下，外匯儲備未必多了就不好，不可急于花掉。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時期，中國必須保持定力，高舉“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注重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保持高質量健康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

　　其中，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要納入國家戰略高度重視、認真研究，但仍要堅持少說多做，扎實推進，而不能盲目沖動，認為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就應該同時成為第二大國際貨幣，不能急于公開挑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具體行動上，不應再把重點放在離岸中心建設或者急于讓人民幣加入SDR等國際組織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強化內功，切實深化金融體制（特別是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注重消除社會不良債務損失，努力提升貨幣內在質量；切實加強對外援助、政府優惠貸款以及投資等方面的人民幣使用，減少外匯使用；切實加強人民幣在岸交易與清算中心及相應的國際清算體系（如CIPS）建設；切實加強規則完善、監管嚴格、公平公正的國際化金融交易中心建設，包括股市、債市、外匯、貴金屬、大宗商品等市場；切實增強國家駕馭國際金融體系、防范和解系統性金融危機的能力。

　　與此同時，應致力于準確把握貨幣的本質、演變的邏輯、發展的規律，認真反思現有信用貨幣體系，特別是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根本問題，加快數字貨幣的研發和實施，不是簡單模仿美元的國際化運行中美國的獨斷專行，而是要建設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國際貨幣體系。

　　本文原發于《經濟觀察報》

　　(本文作者介紹：前中國銀行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