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大師級的思想家和十幾歲的小姑娘，有著相似的理念，這再次說明了人性的共同之處，共通之處。人是有可能擺脫心魔的沉淪，超拔而出的。如果沒有這種意愿，人類的命運就是萬劫不復。

　　上周的秦朔：我不知道走向哪里，只知道不能走向沉淪的最后，提出了人性到底是什么，人類能不能走出沉淪的問題。

　　問題提的有些悲觀，但卻是這幾年和不少朋友交流時的共同憂慮，即感到社會的分化、分立、分裂越來越嚴重，能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越來越少。從我的觀察看，分化確實是一種現實，但社會中有如此強的鴻溝感、斷裂感，社交媒體是放大與加強人與人沖撞的重要推手。

　　在社交媒體上，懟、滾、拉黑、污名化等情緒隨處可見。很多的爭論，不是為了就事論事，論事究理，真理越辯越明，而是借事對（懟）人，有爭無論，有論無據，有據無實，所以不可能求同存異，最后都是分道揚鑣。

　　其實沒有勝利者，勝利者不過是堅持到最后的最能發泄者。

　　我有時想，如果人類有下一次大戰，一定會先在社交媒體上醞釀與升騰。

　　這樣的問題，是現實的折射，還是人性本就如此，社交媒體只不過提供了一個讓真實的人性自由表現的空間？為什么社交媒體上有那么多不友善、猜忌、嘲諷、仇視的蹬踏動作，似乎只要“制造”出“敵人”并把他們罵得狼狽無語，就贏了，就興高采烈。

　　這樣的“贏”，贏的越多，內心越不安定，越嘈雜，越雜亂。

　　真正的快樂是什么？孟子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王陽明說“明善是誠身的工夫”，意思都是人要自我反省，通過反省與合乎天道的道德觀念相一致，這是最大的快樂。“樂”來自誠，來自自省后發現所思所為沒有偏離良心。“樂”是一種合乎良心要求的滿足。

　　《孟子·離婁下》舉了顏淵的例子。“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別人都覺得顏淵太窮太苦，但他自己很滿足，很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把憤怒發泄在別人身上，也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這是我們古老文化中所認可的人格和快樂之道。

　　今天，國學熱隔一段就來一波，國貨潮更是方興未艾，但捫心自問，我們能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踐行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嗎？

　　將心比心，這是“恕”，就是一條基本的價值觀。《論語》里有這樣的對話：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性到底是什么？是善是惡，還是“無善無不善”的白板，抑或動物性和社會性的二重奏？人性是天定的還是后天習得的？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貫穿著一部中國思想史。這里僅舉三個思想家——孟子、荀子和王夫之的例子。

　　一是孟子，“性善論”的代表，他將人所含有的善的潛質視為人性。“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者”的“四端”，惻隱之心導向仁，羞惡之心導向義，辭讓之心導向禮，是非之心導向智，所謂“四德”。

　　二是荀子，“性惡論”的代表，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之生也固小人”。他的觀點是，人的本性是“好利”，所以只會爭奪，不會辭讓；本性是“疾惡”（嫉妒憎恨），所以殘殺陷害，讓忠誠守信消失；本性是“耳目之欲”，“好聲色”，所以淫蕩混亂，讓禮義法度不見。因為人性如此，所以“從人之性，順人之情”，那是一定要出事的。

　　孟子和荀子的理解看似截然不同，其實也有相通之處，就是強調無論揚善還是棄惡，個人都要付出努力。孟子好學，荀子勸學。孟子講修身，反求諸己，“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人總是要有一點理想的，有人問：“士何事？”孟子答：“尚志。”再問：“何謂尚志？”答：“仁義而已矣。”孟子講仁義，荀子講禮義，荀子強調“今人之性惡”必須以“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去約束。

　　個人努力是重要的，外部環境也很重要。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的是后天的學習環境。《孟子》提出“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說的是外部環境的引導性。

　　在人性善惡方面，我很喜歡王夫之的思想。

　　首先，他對人性的認識是“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則此與生俱有之理，未嘗或異”。大家一樣是人，所以仁義禮智的道理，“下愚”（下等愚笨之人）也不會湮滅；聲色臭味這樣的欲望，“上智”（上等智慧之人）也不會缺少。人就是理與欲的統一，二者可以結合而“不相悖害”。

　　其次，他提出“習與性成”、“日生日成”、“繼善成性”，這是動態的人性觀。人性不是先天命定、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先天之性”是“天成之”，“后天之性”是“習成之”，習行成習慣，習慣變習性。王夫之認為，陰陽二氣流行于天地之間，人在和天地的互動中，“始以為胎孕，后以為長養”，“性者生也，日生一日成之也”。人性是一天一天長養起來的，不是一受成型的，人性是“未成可成，已成可革”。

　　王夫之還認為，人性源于善，善不可能通過別的途徑獲得，只有堅持“繼”，方能成“性”。“繼善”就是人把從天道獲得的善保存鞏固起來，凝結為自己的本質，有了這種內化的“善”，就“成”了。

　　我之所以喜歡王夫之，是因為他揭示了人性的“成與不成”，關鍵在于是否充分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繼天之善，繼之成之，以成己性。“不成未有性，不繼不能成”，這是需要一生的磨礪的。

　　在簡單梳理了思想史上的善惡論之后，我們重點談談惡。

　　在歷史上，惡往往被認為是和個人不加節制的貪欲相關聯的東西。近現代以來，由于人的價值被肯定和高揚，欲望的正當性隨之被肯定，這構成了近現代商業文明的倫理基礎。

　　與此同時，人類對惡的認識，開始更多和人與人的關系聯系在一起。從人人平等這一近現代社會政治文明基石的角度看，惡，就是非人化，就是不把人當人，剝奪人的權利、自由與尊嚴，就是施害于人。而歧視、騷擾、欺凌、欺騙、壓榨、暴力，以及制度性的資源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等，則是惡的手段。

　　談到惡，不少人都覺得自己是惡的受害者，經常被欺負，遭受不公。其實，惡之源埋在每個人心里。這有大量研究可作證明。

　　1963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米爾格倫主持了一個關于“權力服從”的實驗，以測試人們的行為是更加遵從自己內心的道德，還是更服從權力。當時，實驗組有償招募志愿者，說要進行一項“懲罰是否對增強記憶力有幫助”的實驗。

　　兩組人分別扮演老師和學生，學生被綁在椅子上，手臂上用電線連著按鈕，如果答錯了，老師就給對方實行電擊。電擊按鈕從15伏開始依次增大，分30檔，最高電壓為450伏（實際沒有電流通過，經過表演培訓的學生根據電壓大小做出各種痛苦反應，展示給老師一方）。

　　整個實驗的參與者超過1000人，從20歲到50歲，各種職業都有。但不管實驗細節怎樣變化，結果基本都是：近2/3以上的人選擇對別人進行了最高電擊。而在實驗之前，在實驗組承諾不披露結果的情況下，被采訪的“老師”絕大多數都回答，不會對對方進行電擊，“絕不會做出這種不人道的行為”。

　　雖然這一實驗主要是為了揭示人們不敢違背權威（即實驗組織者）的要求，但也反映出，人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實驗組織者保證“老師”不承擔責任），往往傾向于以非人道的方式，甚至是更強的力度，打擊別人。

　　1971年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菲利普·金巴多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也證明，在強有力的系統及情景的支配下，好人也會作惡。參加實驗的24名大學生被隨機分為兩組，進入到真實的監獄中，一組扮演獄卒，一組扮演囚犯。

　　獄卒配上警服、電棍、太陽鏡，囚犯則脫光衣服，噴防虱粉，換上囚服。獄卒有權體罰不聽話的囚犯。一開始沒有什么問題，但很快兩組人都進入狀態。獄卒不斷加大對囚犯的體罰力度，囚犯反抗被制止、被懲罰后，逐漸放棄反抗，越來越像真正的囚犯。

　　在這個過程中，殘暴的獄卒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理所當然。只有極少數人抵抗住了壓力，寧可放棄實驗，也不作惡。

　　菲利普·金巴多教授后來寫了一本書，《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路西法是《圣經》中惡魔撒旦的別名，他原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后來過度驕傲，帶領1/3的天使叛變，戰敗后被鎖入地獄，變成了撒旦。

　　沒有隨隨便便的善惡，它們都潛伏在那里，就看外面是什么環境，有什么力量，把它們誘導出來。

　　最近我在思考人性善惡時，從中獲得教益最多的是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斯蒂芬·平克所寫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么會減少》。

　　這本書會讓那些對人性感到失望甚至絕望的人，能呼吸到一些新鮮空氣。比爾·蓋茨曾評價，這是他“這一生讀過的最重要的書……它不只是一項歷史學術貢獻，還是一項對世界的貢獻”。

　　平克將“暴力呈現下降趨勢”作為人類歷史最重大之事，因為“一個人如果時刻憂慮自己會被劫持、強暴和殺害，如果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設施可能在落成之際即被洗劫和焚毀，他就很難在生活中發展精美的藝術，很難學習和經營自己的事業”。他說，“如果這不叫進步，我不知道還有什么算是進步”。

　　今天依然存在很多暴力。“這些不長毛的猿猴到底給自己的同類制造了多少苦難啊！一旦想到這一點，內心就充滿無法言說的痛苦。”平克說。

　　但是，“過去的世界更加糟糕”，“我們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時代”。平克指出，部落間戰事的死亡率比20世紀的戰爭和大屠殺要高出9倍，中世紀歐洲的兇殺率比今天要高出30倍；奴隸制、殘酷刑罰和濫用死刑曾經是人們生活中的常態，如今被廢除了；發達國家之間已經不再發生戰爭，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死亡也只是幾十年前的一個零頭；強奸、家暴、仇恨犯罪、嚴重騷亂、虐待兒童、虐待動物——都發生了實質性的減少。

　　20世紀被認為是“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但平克強調，雖然20世紀死于戰火的絕對人數是歷史最高，但考慮到世界人口的總數，它還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紀嗎？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造成400萬人死亡，中葉的清朝農民起義造成2000萬人死亡，稍后的美國內戰造成65萬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魯王國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萬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國聯盟之戰消滅了巴拉圭6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獵捕奴隸、販賣到美洲的過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納粹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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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克把暴力降低作為人類進步的宏觀尺度，但他的出發點不是把歷史演繹成“正義反抗邪惡”的道德傳奇，而是試圖說明在每一個歷史階段暴力降低的原因。比如近代的“人道主義革命”促進了暴力降低，原因在于印刷技術發達、書籍報刊的普及流通以及書報讀者的大幅度增加。閱讀使人可以設想他人的經驗與感受，理解“他者”不一定是邪惡的威脅，從而減少殘酷虐殺的意愿。

　　關于人性的善惡，平克并不假定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也不假定人性本身在歷史上有過明顯的變化、改善。他認為，人性中間有一些動機促使人向惡（“心魔”），也有幾種動機促使人為善（“善良的天使”）。至于哪些動機會發揮作用，使人傾向于暴力或傾向于利他與合作，往往取決于環境因素的觸發。

　　平克所說的人類“心魔”包括：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復仇心、虐待狂、意識形態。人類的“善良天使”則包括：移情（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制、道德感、理性。

　　究竟是哪些力量有利于人類的和平動機并驅使暴力成倍下降呢？

　　1、利維坦：即國家和司法壟斷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奪性的攻擊，抑制復仇的沖動，避免各方自以為是的自利式偏見；

　　2、商業：商業是各方都可以是贏家的正和游戲，技術進步使產品交換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離越來越遠，參與的人群越來越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價值；

　　3、女性化：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婦女賦權的文化總是更少鼓吹暴力；

　　4、世界主義：包含識字率、流動性和大眾媒體，都有助于人們換位思考，擴大同情的范圍；

　　5、知識和理性：理性的滾梯使人們認識到暴力循環的有害無益，克制將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權，并且重新審視暴力，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場爭奪勝負的競賽。

　　平克的上下兩卷巨著證明，人類在進步，進步源于暴力降低。

　　但是，暴力導致的苦難的減少，并不意味著人類已擺脫了所有苦難。饑餓、貧窮、疾病與營養不良、缺乏教育、天災疫病、失業、制度性暴力（族群沖突、性別歧視、宗教斗爭、勞動剝削、環境破壞等等），依然在不同的社會之間以及許多社會內部造成苦難。惡的表現形式沒有歷史上那么極端和血腥了，但非人化、不把人當人、不尊重人的情景可能更加日常化、普遍化了，從官場、商場、工廠、職場甚至到校園，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

　　惡和暴力依然存在，平克在書的最后說：“但是，當我們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則繼續運行的時候，人類也在想法設法降低暴力的死傷數量，讓越來越多的同胞能夠在和平中生活。面對我們生活中的無數憂患，面對這個世界上繼續存在的重重災難，暴力的下降是一個我們可以仔細品味的成就，它讓我們更加珍惜文明和啟蒙的力量，因為是它們，讓暴力的下降成為可能。”

　　最終，揚善抑惡靠的是文明和啟蒙的力量。

　　這本書的譯者安雯在《譯后記》中講了一個小故事，她女兒在美國高中十年級的英文課上，領到了B組的作文題“人類永遠無法擺脫戰爭的夢魘”，A組的題目則是“人類可以消除戰爭，實現永久和平”。她在作文中寫道：“最后的真相是，作為人類在進化中形成的本能、動機和多樣性所產生的不可逆轉的結果，戰爭畢竟是人類生活無法避免的事實。但是，盡管這一假設意味著（消除戰爭）無解，我們卻絕不能停止探求。人類從這一掙扎脫身之刻，即是陷入萬劫不復之時。戰爭永遠無法徹底消除，但我們為消除戰爭所做的努力，卻仍然能夠為人類自己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

　　大師級的思想家和十幾歲的小姑娘，有著相似的理念，這再次說明了人性的共同之處，共通之處。人是有可能擺脫心魔的沉淪，超拔而出的。如果沒有這種意愿，人類的命運就是萬劫不復。

　　世界正在大迷局之中，沉淪與超越有時只是一念之間。

　　一位年輕的企業家說：“人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污染的，當你對一件事做判斷的時候，你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實，了解之后你需要的不是睿智，而是面對事實時是否還有勇氣用理性、用常識來判斷。常識是顯而易見、容易理解的，但我們各種形成的偏見和個人利益的訴求蒙蔽了我們。”

　　從這一念到那一念，雖是一線之隔，卻需要用一生去努力和維護。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