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世錦

　　我剛剛參加了兩會，這次會議時間比較短，但是內容沒有減，而且要求進一步提高。時間是精縮了，但是會議要開成精華版。就兩會的經濟政策，我想簡短談幾個問題，跟大家做個交流。

　　第一，大家都很關心刺激政策的規模。這次公布的宏觀經濟刺激規模，特別是財政規模，應該說還是比較適度的，沒有搞過量措施。另外，我感到一些短期做法具有長期意義。

　　刺激政策的規模是兩個一萬億，即財政赤字一萬億，抗疫特別國債一萬億。此外，中央擬安排地方專項債3.75萬億，其中用于項目資本金的比例可以提高到25%。基建項目的資本金率通常是20%，如果按這個計算，3.75萬億專項債可以融資3萬億以上。把這幾項合起來實際可以達到9萬億左右，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這個數字比正常年份要大一點，但是比起西方國家10%甚至20%以上的畢生，總的來講算比較克制。

　　從正面來講，我們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還是有空間的，比如財政赤字和國債都有提升的空間，貨幣政策還是正利率，沒有搞量化寬松等等，這也符合有些同志提出的“子彈不要一次打完”的主張。疫情到底怎么往前走？目前看起來中國國內率先已經控制住了疫情，中國經濟恢復的情況還算正常。海外的情況不太一樣，歐洲已經出現拐點，美國的拐點還不太明顯。巴西和印度等國家的發展走向還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有一種說法是，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不是取決于最早控制住疫情的那個國家，而是取決于最晚控制住疫情的那個國家。這個地球上只要一個國家還存在疫情，就要面臨疫情防控的問題，所以我們財政和貨幣政策要留有一定余地，留一點子彈。看起來這次子彈沒有打完。

　　第二，大家討論最多的是經濟增長的具體指標。這次兩會沒有提出經濟增長指標，而是提出一個就業指標，新增就業900萬人，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登記失業率為5.5%，同時提出一些反映經濟結構和質量的指標。

　　我們到底應該怎么看待這種宏觀經濟增長指標？我認為它們代表著積極的變化。今年沒有提經濟增長的具體指標，給出的理由是今年情況特殊，不確定性太強，而且今年已經過去半年了，所以現在不太好提具體指標。但是反過來說，之前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是否一定要設定一個GDP增長速度指標？這個問題本身存在爭議，一直有很強烈的聲音建議不再設GDP增長指標。這次兩會實際上把就業指標推到前臺。為什么說推到前臺？因為我們以前重視經濟增長速度指標的理由是，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GDP增長的背后是就業，而這次把就業直接推到前臺。反過來說，如果就業達到比較滿意的水平，如充分就業，那么這就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意味著全社會資源利用水平是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就達到了適宜的水平。

　　我建議今年嘗試不再直接提經濟增長速度指標，明年正式開始執行。我知道這個問題很有爭議，不是說經濟增長不重要，經濟增長仍然很重要，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及其它經濟指標相互關聯的，為什么把就業放在第一位？其一，設定經濟增長指標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就業，這次把目的直接推到前臺。其二，過度強調增長速度指標可能有一定副作用。反過來說，明確就業指標包含著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要求。建議以后中央政府只提就業指標，同時也提出有關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具體要求。在省級層面，可以提出各自的增長速度指標，當然也可有其它指標。中央提就業指標和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要求，省級提增速指標。這么做的好處在于各省可以從實際出發定指標，不要搞一刀切。中國這么多年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點或者機制是地區競爭，這個機制也可以繼續起作用。

　　此外，建議國家評估各省的發展狀況，根據評估結果匹配中央的政策，特別是區域政策。發展好的省份，政策力度大一點，反之政策力度小一點。這樣是否能形成一個新的機制，就是中央提就業和經濟發展的要求，各省定增長速度指標，然后中央評估經濟發展的成果，再采取相應政策。

　　第三，這次還講了兩萬億國債怎么用。它們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而且主要用于救助。中央要建立特殊的轉移支付機制，使資金直達市縣基層，主要是保就業和保基本民生。我認為這個機制也可以常態化。以往部分中央政策落到最基層時，都有一定程度的變形，中間環節會扭曲政策的本意。這次建立的機制直達政策需要救助的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數字技術加快發展的背景下，這種機制在技術上是切實可行的。財政部發一筆錢，直接進入貧困戶的個人賬戶。這和精準扶貧息息相關。下一步要大力發展數字政務，重要特點是減少中間環節。過去中間環節太多，既有行政上的原因，也有技術上的原因。現在完全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直達式政務系統。最近很多人在討論能不能直接給低收入階層發放貨幣或者消費券來援助他們，但操作起來有困難，因為尚未形成直達低收入階層的數據系統。兩萬億國債用于救助并直達基層，應以此為契機，加快建立起一套直達式的政務數字體系。

　　另外，我再講兩個具體的問題。現在大家關注兩會時非常關注宏觀政策，討論最多的是貨幣和財政政策到底能給出多大的空間，似乎中國經濟恢復和長期增長主要靠宏觀刺激政策。我認為這種傾向是有問題的。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長，最近幾年保持中高速增長，將來維持中速增長，最重要的還是依托于結構性潛能。無論是此次經濟恢復還是以后的持續增長都要依靠結構性潛能，這是一個基本的立足點。當下采取的宏觀政策，是在短期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并停頓情況之下提供救助，使之盡快轉入正常增長軌道。中國經濟的主要增長動力還得依托結構性潛能，簡單來說，就是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城市化進程所蘊含的發展動能。具體地說，中國人均收入才一萬美元，發達國家一般四萬美元以上，美國六萬多美元。中國和他們的人均收入差距超過3萬美元，差距就是潛能。這種追趕的潛能可使中國的增長速度高于發達國家。與此同時，技術進步和綠色發展等新的潛力也可以為中國所用。我最近倡導的觀點是，今后五至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蘊含的結構性潛能最大。關鍵是要要深化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能把這個潛能釋放出來，保守估計，那么今后十年每年可給中國經濟提供0.5至1個百分點的增長空間。

　　還有一個問題和疫情有點關系，主要是涉及美國跟中國的脫鉤問題，包括在技術上對中國卡脖子。在這種背景下，不僅中國可能采取所謂備胎戰略，歐洲等其他較大的經濟體也會如此。中國已經開始這個過程了，譬如芯片、軟件、重要的裝備和飛機發動機等。中國的優勢在于國內市場比較大，可以分攤成本。如果一定要搞備胎戰略的話，中國一定比韓國強，某種意義上比美國也要強。從市場競爭角度來講，過去只有一兩個供應者，在全球市場上處于壟斷地位，備胎有了以后可以打破壟斷，從市場競爭角度，也可以給出積極評價。當然，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有代價的。中國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搞開放了，現在對付卡脖子的最好辦法就是進一步擴大開放。美國當然很重要，因為過去很多年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是美國。現在如果美國不對你開放，那么我們要對其他地方進一步擴大開放。美國也不是鐵板一塊。在備胎戰略中，我們的最大短板在哪里？是高水平的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發。美國最近要卡中國大學和研究單位，中國下一步怎么辦？在這些領域要推動改革，建議像當年搞經濟特區一樣，在深圳或杭州等地設立一些發展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的特區，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營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學發現的機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國特色、與國際一流水準接軌的新型大學教育和研發機構。如果不補上這個短板，那么中國的創新搞到一定時間就可能沒有后續動力了，很難成為真正的創新型大國。這項改革很難，但是不搞不行，需要各方面的關注和支持。謝謝各位！

　　沈建光：謝謝劉世錦老師，我想問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把主要資金投入到都市圈和城鎮化建設。它的重心是傳統基建、新基建、還是舊城改造？

　　劉世錦：這個問題問的很好。我覺得這2萬億主要是用于救助。那我為什么要講都市圈呢？我覺得都市圈投資不需要特殊政策，主要靠激發民間投資。核心城區里有不少人想到城鄉結合部，也就是都市圈的小鎮去買房子。解決了小產權房、宅基地流轉和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入市等問題后，需求一定會出來，出來后就有人愿意投資。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中的投資與上面提到的兩萬億沒有什么關系。大力發展都市圈和城鎮化需要的資金量級比這大得多，大量社會資金將轉化為可投資的資金。這里面的投資會涉及很多領域，如新基建，但重心還是老基建。譬如在核心城市周邊1小時通勤圈范圍內建立起幾十個到上百個小城鎮，用軌道交通把它們連接起來，可以想象這個投資量有多大。

　　另外，從投資角度來講，中國經濟到了現在這個發展階段，對基建等領域進行投資時很容易出現失誤。前段時間發了地方專項債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積極性不太高，因為沒有太好的投資項目。目前投資都市圈的出錯概率較低，有利于調動起投資的積極性。

　　本文為作者在京東數科研究院于5月30日舉辦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