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黃益平
政府應對這次疫情的政策,簡單來講大概有三大類:第一類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風險。目前為止措施比較有效,但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第二類是紓困,即幫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業活下去,支持經濟復蘇。第三類是經濟重建,過去四萬億財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資產投資,都是這一類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
關于疫情之下的中國經濟前景,我分享三個方面的觀察。
一、要重點關注中小微企業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是一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各國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等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受到最嚴重沖擊的可能在中小微企業。
從全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以美聯儲為例,上一輪全球金融危機時,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主要支持金融機構,并提供了很多流動性以支持整個市場和系統,重點是防止發生系統性崩盤。這次美聯儲的政策力度同樣非常大,包括很快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幾乎不限量的流動性支持,但非常明顯的變化在于,上次重點支持的機構是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而這次的重點是中小微企業,當然實際效果還有待觀察。
中國也有類似的反映。這次中國各部門和機構都遭到大沖擊,其中,中小微企業所受沖擊最大,過去幾個月我也一直呼吁將政策的重點放在支持中小微企業上。因為我國的中小微企業數量非常多,也很重要,貢獻了60%以上的 GDP、80%以上的城鎮就業率,如果中小微企業出問題,可能演變成系統性問題。
中國中小微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5年左右,即每年約20%的中小微企業倒閉是正常現象。我比較擔心的是,大批中小微企業在經濟復蘇之前一起倒閉,造成大量員工失業,甚至出現大量不良金融資產,如果這三者之間再共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后很可能變成一個系統性問題。所以,如今看我國中小微企業的問題,并不是關注每一家企業會怎么樣,更多是關注系統性的問題。
疫情之初,我們對疫情最嚴重的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并在全國大范圍施行隔離政策。期間很多中小微企業有幾周甚至幾個月沒有營業收入,以至于業務基本停滯,但開支卻沒有停止,對現金流造成很大沖擊。過去,企業退出主要是由于資不抵債而破產,如今大型的公共衛生危機突然而至,導致的不僅是資不抵債,還有流動性現金流斷裂的風險。這也正是我們要關注的地方,因為它很可能是系統性風險的一個源頭。
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背后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含義。
一方面,中小微企業貢獻了80%以上的中國城鎮就業率,支持中小微企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為了社會穩定。
在過去這段時間,央行、財政部也確實采取了很多措施,流動性方面的力度相比歐美要節制,其他方面與發展中國家和很多發達國家對比,也有差異。其他國家第一是直接支持企業保留就業,比如為了讓工人繼續有工作,保證不解雇工人的企業可以獲得政府補貼;第二是提供失業救濟;第三是直接支付現金。這三大政策既關注老百姓的生活,同時也是讓小微企業生存下去。
中國的所有政策目標也是如此。在財政方面主要是三大類政策措施,一是固定資產投資,二是減稅,三是提供公共衛生開支,還包括減免租金、減緩繳納社保基金,以及財政部對小微企業提供貸款利率、利息開支等補貼,都非常重要。這樣的政策應該成為現在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最重要的措施,因為先要讓他們活下去。
幫助中小微企業、老百姓先活下去,是經濟政策的一個首要目標。
另一方面,當疫情控制住開始復工復產,這些企業還存活著,老百姓還有現金,經濟復蘇才有條件。如果老百姓日子都過不下去,即便疫情控制住也沒有消費需求。如果企業都已經倒閉,工人都被解雇,再談經濟復蘇會很困難。
二、經濟復蘇的驅動力會有新變化
這一次經濟復蘇的過程可能相對緩慢,而且充滿不確定性,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會發生一些變化。
過去二十年我們也受到過幾次大的沖擊,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都受到很大沖擊。我們過去的做法,基本是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增加需求、穩定經濟和就業,而且兩次都比較成功。
這次沖擊與以往相比不同,這次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不是系統性金融危機。
政府應對這次疫情的政策,簡單來講大概有三大類:第一類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風險。目前為止措施比較有效,但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第二類是紓困,即幫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業活下去,支持經濟復蘇。第三類是經濟重建,過去四萬億財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資產投資,都是這一類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這次危機也有新基建、都市圈的提議。
個人判斷,下一輪經濟復蘇會有一些較大的結構性變化。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這次出口恢復更困難,不像以前經濟一復蘇出口就恢復。前段時間,東南沿海地區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設法把內地民工接回來,目的是希望制造業開工,但開工后發現一些出口訂單被取消。這就是如今面臨全球性危機的重要體現。
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意味著全球經濟能否很快回到沖擊前的狀態,并不取決于做得最好的國家,而是取決于做得最糟糕的國家。我們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并恢復經濟。
二是這次即便做固定資產投資,力度也不可能像之前四萬億那樣大。如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空間,相比十幾年前有很大變化。很多學者和官員也在反思我們在2008年的政策,當時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對的,但有沒有過度、退出太慢的問題?這些是否導致經濟復蘇更加緩慢一些,目前不好確定。
當然,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下降了,但底子也厚了。面對未來的發展,可能也有不同的亮點。
亮點一,消費也許會成為下一輪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創造過兩個全球性的經濟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中國出口了大量勞動密集型制造品,國際市場上很多產品都是中國制造的,中國出口狀況決定國際市場狀況,在所謂的勞動密集型、相對比較低端的制造業市場,中國曾經一度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二個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場,由于中國的投資力度非常大,對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強,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一度經歷了所謂的超經濟周期發展,即十年、二十年沒有經濟衰退。
今后可能會有不同的故事,消費可能就是中國經濟下一個故事的主角之一。
不過短期看,消費也有不少困難,特別是很多缺乏良好社會保障的普通老百姓,幾個月收入明顯下降,即便疫情控制住了,消費復蘇也會比較困難。
亮點二,這次危機過程中,數字經濟發揮了很大作用。受疫情影響,封城后很多活動都被迫停下來,但是線上經濟活動變得越來越活躍,比如網購、在線會議、線上教學。很多餐館在疫情期間開始做外賣,很多制造公司的線下店關門后把業務轉到線上。沒有數字技術,這些都不可能發生。
數字經濟我稱之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器。在宏觀經濟受到沖擊的時候,數字經濟至少減緩了部分沖擊,這在數字金融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很多網絡貸款在疫情期間依然線上進行,而實體銀行門店基本上都關門。經過這次疫情,個人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會迎來新的高峰。尤其是新基建的實施,投資數字技術發展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將帶來數字經濟發展的新高潮。
三、疫情后兩大風險預測
疫情過后,個人猜測,世界經濟格局也許會發生結構性變化,其中隱含的風險值得每個企業、每個人關注。
第一個風險是疫情過后逆全球化的政策找到新動力。
比如,疫情沖擊將過去供應鏈存在的風險一下子暴露出來,一些政府和企業家覺得把口罩供應鏈放在本國內才更加放心。我并不認為由此我們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在這次公共衛生沖擊之前,我們就一直談論中美經濟會出現所謂的局部脫鉤。我現在仍然認為是局部脫鉤,但會不會比疫情沖擊以前脫鉤程度更高?盡管這并不屬于經濟問題,更多是出于風險管理甚至政治需要,但是對于這類風險要足夠重視。
第二個風險是如今很多國家都在采取所謂不惜一切代價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美國、日本、歐洲都采取了幾乎是無限度的量化寬松政策,財政政策也在加大力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疫情過后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很可能從105%上升到122%。
個人認為,大危機來臨時,采取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無可厚非,因為要防范系統性崩盤,但我同時也比較擔心,危機過后退出這些政策很難。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很多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至今沒有退出,經濟也沒有明顯復蘇。
太寬松的貨幣或財政政策推出時容易得人心,但退出就會在政治上遭遇比較大阻力,因為緊縮一般不太受歡迎。所以,如果未來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退出時步履維艱,甚至永遠不退出,意味著全世界流動性持續泛濫,要么造成通貨膨脹壓力,要么造成金融市場的壓力,總歸是有風險,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機級別的巨大沖擊。我們需要對此類國際經濟政治環境做充分估計,預先準備應對舉措。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責任編輯:張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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