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奇霖、張德禮

　　2008年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抬頭。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民粹主義夾持下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諸行動。2020年新冠疫情后，有關逆全球化的討論愈演愈烈，逆全球化可能是中長期里影響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關鍵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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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全球化與民粹主義  

　　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方法多樣。比較權威的是瑞士聯邦蘇黎世理工學院經濟研究所Jan Sturm教授及其團隊設計發布的KOF全球化指數，由經濟全球化、社會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個一級指標加權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KOF全球化指數開始于1970年，最新數據是2017年的。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全球化進程慢了下來，而經濟全球化基本停滯。

　　一些研究，如Peter A.G． Van Bergeijk（2017）認為，全球化的核心是經濟全球化，可以用進口占GDP之比來測量（逆）全球化的程度。法國智庫CEPII 將全球進口額占全球GDP之比，回溯到了1827年，利用這一研究成果，我們可以觀察更長時間范圍的全球化進程。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被動融入世界，全球化進程加速，全球進口額/全球GDP 從1842年的低點5.4%，一路上升到一戰前（1913年）的高點15.6%。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大蕭條，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時間出現了明顯的逆全球化，1945年全球進口額占GDP之比只有3.7%。

　　二戰結束后，在跨國企業推動下，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中國改革開放、冷戰結束是兩個重要時點。全球進口額/全球GDP，雖然有階段性的回落和震蕩，但從1946年開始整體是在上升的，2008年到達歷史高點26.3%，此后震蕩回落，2018年該比例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因此，從全球貿易額占GDP之比的角度來看，可以說2008年是全球化的頂峰。2009到2020這12年間，我們都處在逆全球化過程中。

　　根據Global Trade Alert的統計，2009年到2018年全球貿易干預次數持續上升，2019年短期有所好轉。由歐盟28國、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發起的貿易干預次數，趨勢和全球的基本一致。

　　Global Trade Alert的數據也顯示，2009年到2019年受貿易干預影響次數前10的國家，除中國和印度外均為發達國家。因此，可以認為發達國家是這一輪逆全球化的挑起者，也是主要受影響者。

　　這12年間除了經濟全球化倒退外，政治層面上的逆全球化呼聲也越來越洶涌，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體現得尤為明顯。2016年6月英國通過公投的方式決定退出歐盟，成為首個退歐的國家，這是歐洲經濟一體化乃至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重要的開倒車事件。歐盟內部除英國外，西班牙、希臘、匈牙利、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成員國，也相繼成立了反對歐洲一體化、反對歐元的政黨，有些還相當有影響力，比如勒龐此前領導的國民陣線黨。美國逆全球化的標志性事件則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隨后開啟退群模式、向多國挑起貿易爭端。

　　理解這一輪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質上是要弄清楚，為什么由發達國家主導推動的全球化，率先由它們自己來反對和逆轉。我們認為，這是因為美歐國家目前在經濟和政治層面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義，通過逆全球化行為來轉移國內矛盾。

　　經濟層面上看，歐美等發達經濟體毫無疑問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產業鏈中發達國家多扮演消費國的角色，進口低價消費品維持了低通脹。更為關鍵的是，發達國家憑借著資本和技術優勢，在海外投資設廠并將產品銷往全球，賺取海外利潤。

　　低通脹方面，張步曇（2015）的實證研究表明，進入21世紀后，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等9國）的超額供給，帶來發達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等9國）通脹的持續低位運行。同時，進口價格因素對工業化國家的通脹具有顯著的同向影響，新興市場國家廉價產品出口使得發達國家享受了溫和而平穩的通脹。

　　賺取海外利潤方面，在美國企業體現得尤為明顯。2019年美國企業來自于境外經存貨計價調整的利潤達到542.4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占美國企業總利潤的25.6%。

　　反觀美國企業經存貨計價調整后來自于本土的利潤，2019年為1580.9億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高點下滑了18.2%。1580.9億美元的利潤規模和2006年的水平接近，而2006年到2019年，美國企業來自于境外經存貨計價調整的利潤增長了1.1倍。

　　但經濟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均衡惠及每個全球化的參與者。在經濟精英享受跨國生產和跨國銷售所帶來的高利潤的同時，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產業外遷導致失業等原因。政治精英為拿到選票，迎合占社會多數的底層，選擇性忽視全球化帶來的實際經濟利益，將自身經濟出現的問題甩鍋給全球化，煽動民眾反對和逆轉全球化，民粹主義、貿易保護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強化。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超出主流預期的是特朗普最終獲勝。《華盛頓郵報》使用每個郡的人口普查數據，以及2012年和2016年的投票數據，分析后得出兩個結論：

　　一是對比2012年，看2016年哪些郡變紅（共和黨）、哪些郡變藍（民主黨）時，發現五大湖地區的銹州地帶明顯轉向特朗普。這些州的工業衰退，反全球化思潮相對更為洶涌。在制造業產值占比超過15%的州中，希拉里只贏得了俄勒岡州的支持。

　　二是各個郡“沒有大學文憑白人”的比例，和該郡2016年共和黨得票率的變化，有很明顯的正相關性。特朗普在低教育白人選民中更受歡迎，《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甚至稱，是“是美國鄉村白人族群把川普推向總統寶座”。

　　特朗普當選，被西方主流媒體稱為“民粹主義的卷土重來”，也被視作是逆全球化的標志性事件之一。2017年3月22日，知名投資機構橋水基金發表了一篇61頁的報告《Populism： The Phenomenon》，在這份報告中，橋水基金稱它們創建的衡量全球沖突的指標——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指數，當時處于二戰以來的最高點。

　　近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2018年美國向中國挑起貿易摩擦的同時，也在就貿易問題向歐盟、日本等國施壓。2020年新冠疫情后全球貿易接近停擺，逆全球化的聲音也多了起來，比如4月9日白宮經濟顧問Larry Kudlow稱“一種可能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的政策是，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等于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的成本買單。”

　　一些知名學者，比如全球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3月17日撰文表達了對全球化的擔憂。哈佛大學教授Stephen M． Walt稱，新冠將創造一個開放度、繁榮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而全球知名智庫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首席執行官Robin Niblett直言不諱地稱“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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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義的興起  

　　和以往一樣，我們所擔心的逆全球化，本質上是發達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層面出現難以調和的矛盾時，政治精英以犧牲經濟利益為代價，向民粹主義屈服。那為何民粹主義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近幾年廣為肆虐呢？

　　我們認為民粹主義的興起，主要因全球化后新興市場國家崛起，讓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認同感變差。加之全球化紅利并未平均惠及發達國家的每個參與者，在經濟增長放緩、收入差距擴大、資產價格泡沫后貧富進一步分化等壓力下，全球化成為這些問題的背鍋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思潮興起，而政治精英的有意曲解，讓反全球化思潮變成逆全球化行動。

　　第一，新興市場國家崛起，降低了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認同感。前面分析過，發達國家毫無疑問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由于所處發展階段不同，發展中國家通過引入技術、資本，整體獲得了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全球GDP中的份額提升。2000年到2018年，金磚國家GDP全球占比從7.7%躍升到23.1%，同期美國GDP占比從30.5%下降到23.9%，歐盟GDP占比26.6%下降到21.9%。

　　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崛起后，在全球政治中的參與度也在提升。2008年后要求改革現有全球治理框架，尤其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呼聲不斷，這讓全球化的主導者——歐美國家感到威脅，降低了對全球化的認同感。

　　第二，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由于產業變遷等原因一些行業所受影響也相對更大。但全球化只是導致這些問題的一個因素，不應該當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理由。

　　近20余年，多數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擴大。在美國體現得尤為明顯，其住戶收入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8年的0.49。

　　考察美國1967年到2018年的住戶收入分配數據，發現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將住戶按收入五等分，1967年到2018年只有最高收入的那20%的住戶收入占比提升，從43.6%到52.0%，其余四種收入水平的住戶收入占比都在下降，其中收入最低的20%住戶收入占比從4.0%降低到3.1%。

　　在稅前收入前1%的人群中，這種收入集聚效應更加明顯。1980年到2014年，美國稅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從10.7%提高到20.2%，占比接近翻番。在英國、法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稅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隨著時間推移也在提高。

　　全球化對各個行業的影響不一，對發達國家而言，部分制造業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這既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也是本土產業進一步升級的要求。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非農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從1980年的20.5%下降到2018年的8.5%，同期制造業GDP占比從20.0%下降到11.0%。

　　美國制造業的衰落，對部分州比如五大湖地區的沖擊更大，全球化更容易被當成替罪羊，2016年制造業占比高的州也更支持特朗普。

　　第三，債務泡沫和資產價格膨脹，導致貧富進一步分化，政治精英通過逆全球化來轉移國內矛盾的訴求更加強烈。

　　相比于收入分化，財富分化的速度更快。2009年到2018年主要國家中除法國外，成人人均財富基尼系數都在提高。而且這些國家的成人人均財富基尼系數都在60%以上，遠高于收入基尼系數，這意味著財富分化問題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嚴峻。

　　貧富分化擴大，除了收入分配不均外，更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整體維持了低利率環境，債務持續擴張。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2019年三季度全球債務上升到252.6萬億美元，和GDP的比率達到322%，創下歷史高點。顯然低利率環境和債務擴張，無論是從融資還是投資的角度看，對富人和有產階級都更為有利。

　　低利率環境下，資金進入金融市場，在今年大跌前，美股整體是在創新高。在美國10%的人持有了84%的股票，這部分人群財富增長遠快于其他居民，這導致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拉大。

　　從年齡結構上看，美國大多數的財富集中于出生于1946-1964年的老齡人口手中。對于年輕人而言，資本市場入場時機已晚，生存壓力越來越大，這加劇了美國民粹主義的盛行，這也是為什么低學歷白人更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之前，全球本身就面臨著缺乏一個新興的、能夠加杠桿的大型經濟體的問題，經濟和貿易處于增長停滯狀態。新冠疫情后，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的穩定市場和重啟經濟的措施，將會使債務擴張、資產泡沫和貧富差距等問題進一步積聚，可以預見民粹主義將更進一步盛行。對中國經濟和市場而言，需高度警惕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的風險。

　　(本文作者介紹：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