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在國內疫情和國際金融動蕩、市場低迷的雙重沖擊之下，2020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超乎尋常。特殊之年的非常之時，需要有非常舉措，應當客觀全面理解各方矚目的“新基建”作為當務之急的重大意義；同時，新基建又是為我國引領經濟新常態、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發展后勁，形成長久支撐的中長期戰略選項。

　　在我國穩中求進、奮戰新冠肺炎疫情并力求實現高質量升級版發展的過程之中，新基建的重要意義正在不斷凸顯。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促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簡稱“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導，與5G商用、人工智能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被定為新基建的具體內容。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穩定制造業投資，在實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城市停車場、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等補短板工程建設的同時，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基建。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形成嚴重沖擊的局面下，為克服困難，開創新局面，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3月的政治局常委會，在進一步強調加快新基建時，又明確地增加了其中“數據中心”的建設內容，而且特別指出“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p>

　　“新基建”不是“4萬億”等投資舉措的重復，這次的“新基建”強調的是與新經濟、新技術發展前沿——數字化信息技術的開發與運用緊密結合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會吸取上兩輪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期間的投資經驗；在資金來源上，政府債務資金、產業引導基金等會跟ppp等機制創新相結合，注重新的投融資模式。

　　“新基建”支持“戰疫情”、打造“新經濟”，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局

　　新基建的特點和與傳統基建的差別主要在何處？一言以蔽之，在于其與新技術革命前沿——科技生態升級之中數字化信息技術的開發和運用緊密結合在一起，是在高科技端發力而支撐“數字經濟”發展和國民經濟全局。從經濟理論視角解讀這種“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其是從經濟發展的條件建設切入，形成新技術革命時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發展形勢下由相關硬件、軟件合成的有效供給能力，支持諸多的創新機制與科技成果應用的結合，為新制造、新服務、新消費打開廣闊的空間，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

　　發力于科技端的“新基建”，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特定背景下，對于穩增長、穩就業、優結構、挖潛力的現實意義，更是十分明顯。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還在觀察中。目前全球都出現了嚴重疫情，這是原預想中最壞的一種情況，一定會影響到各主要經濟體，也必然在全球產業鏈互動互制中沖擊中國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在二季度召開的“兩會”，要給出年度的引導性經濟增長目標，目前對于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如何設定的研討，必須緊密地跟蹤經濟態勢，全面考量。 

　　我認為，為了提出一個全盤考慮的適當增長目標，應該做好經濟態勢出現急劇變化后的全局應對方案，借鑒1998年朱镕基總理下決心推出的非常舉措，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特別國債，啟動大規模由政府牽頭的投資項目，有力度地擴大有效投融資。除了現在提出的“新基建”和配套的政府投資外，關鍵是要有好的投資機制，其實前幾年推進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公共基礎設施中的一種項目建設與運營的創新模式）就是很好的嘗試和創新發展的基礎，雖然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決不代表這種模式自身有問題而要被“叫停”。政府的資金是有限的，財政已在過緊日子，但是可調動的社會資金還是相當可觀的，以PPP創新而“四兩撥千斤”地、績效升級地擴大有效投資和擴大內需，勢在必行。

　　如果投資績效可以被較充分地激發出來，今年全年的GDP增長目標仍然能夠保持在5%以上的增速。今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5%以上的增速也可以配合基本實現這一目標。

　　如果立足當下加快新基礎建，將助力穩投資、擴內需，解疫情沖擊下的燃眉之急，不但要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并且要形成發展后勁，助力2020年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基建在一方面，有助于擴大有效投融資，在形成網絡建設投資的同時，吸引國民經濟各行業加大信息通信技術項目的資本投入。以5G為例，預計2020-2025年可直接拉動電信運營商網絡投資1.1萬億元，拉動垂直行業網絡和設備投資0.47萬億元。在另一方面，有助于擴大和升級信息消費。同樣以5G為例，預計2020-2025年，5G商用將帶動1.8萬億元的移動數據流量消費、2萬億元的信息服務消費和4.3萬億元的終端消費。

　　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在2019年已達到一萬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銀行可比口徑，這已是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上半區。如我國未來5年至8年仍可保持經濟增長的中高速，人均國民收入有望沖過1.3-1.4萬美元的門檻而坐穩高收入經濟體的交椅。但這個“沖關”從全球統計現象來看，前面70年左右時間段上，成功率僅有十分之一，是絕大多數經濟體未能成功跨越的一道大坎，對于追求現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國，這也將成為一個歷史性的考驗。為使我國在已成為“世界工廠”的發展基礎上，避免出現情況變化中低端競爭不過發展中經濟體的低勞動成本，高端競爭不過發達經濟體的高科技、高附加值比較優勢的“夾心”窘境，必須力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新舊動力轉換、增長方式轉型的高質量發展。

　　著眼長遠，加快新基建將以構建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基礎設施，支撐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實現高質量升級發展。一是為萬物互聯奠定新基礎。信息網絡高速移動互聯正在發展并向傳統基礎設施滲透延伸，形成萬物互聯、數據智能的新型基礎設施，實現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在更大范圍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效率。二是融合引領拓展新空間。新型基礎設施支撐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蘊涵巨大的發展潛力。測算表明，部分發達國家數字經濟比重已經超過50%；我國數字經濟2018年名義增長20.9%，遠超同期GDP增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7.9%。三是創新驅動打造新動能。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載體，新一代信息技術將加快與先進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交叉融合，引發群體性、顛覆性技術突破，為經濟增長持續注入強勁動能。四是轉型升級實現新變革。回顧歷史，鐵路、公路、電網等基礎設施支撐了分別以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為特征的三次工業革命，新型基礎設施則將助力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推動產業結構高端化和產業體系現代化，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關鍵依托。

　　所以，新基建是以“新經濟”推動和引領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局、形成發展后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達成“新的兩步走”現代化目標的極為重大的戰略舉措。 

　　新基建在中國具備大有作為的空間

　　中國總體而言經過改革開放時期，已從一個經濟總量排在世界十余位、人均國民收入排在世界一百多位的落后大國，迅速發展成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等收入經濟體上半區（2019年升高至1萬美元以上）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但客觀地評價，幾十年高歌猛進的發展過程中已成“世界工廠”的中國，還未能具備引領科技創新世界潮流的高端能力和前沿水平，要想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智造”的新境界接近，必須義無反顧地告別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奮力打開“科技第一生產力”發揮乘數效應的空間，使信息革命前沿的數字科技的開發和運用，逐步上升到世界領先狀態。這也是中國進一步“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以新基建支持這種發展，我國具備大有作為的空間：

　　——如對中國的工業化作總體評價，還只是走到了從中期向中后期與后期轉變的階段；工業化進程必然推進和伴隨的城鎮化，考慮到無欠賬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才僅為44%左右，那么真實城鎮化水平充其量在50%上下，未來還有20個百分點左右的城鎮化快速上升空間，一年上升一個百分點，也要走二十年才達到國際經驗表明的告別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的拐點70%以上。

　　——與工業化、城鎮化必須緊密結合為一體的市場化、國際化，將強有力地繼續解放生產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潛力空間的不斷釋放，表現為中今后數十年內國不斷追趕、志在趕超的經濟成長性。

　　——現今時代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還必須插上高科技化（即人們所說“信息化”）的翅膀，那么在急起直追的超常規發展中，中國再也不可錯失新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在建成現代化的未來“新的兩步走”戰略推進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地必須使高科技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輔相成，融為一體，使整個國民經濟提質增效。

　　——千年之交前已啟動、在21世紀前20年得到強勁發展的中國高科技產業，以數字化企業平臺為代表，已形成令全球矚目的強勢產業集群，如依托數字化平臺的BAT+京東、蘇寧、美團、順豐、拼多多等，還出現了華為這樣沖到世界同行業最前線、已走向全球的科技開發型大規模標桿企業。以騰訊公司為例，其作為全球（云計算服務模式之一的laaS）市場增長最快的云計算廠商之一，目前全網服務器總量已經超過110萬臺，是中國首家服務器總量超過百萬的公司，也是全球五家服務器數量過百萬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在天津、上海、深圳、貴陽等地擁有數座大型自建或合建數據中心；在過去的一年里，騰訊AI Lab通過[Ai+游戲]與[數字人]探索了人工智能領域兩大重要難題：通過人工智能和多模態研究，并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醫療、農業、工業、內容、社交等領域都形成了頗有價值的應用成果。但我們也需承認，比照世界上發達經濟體的“新經濟”發達水平和原創能力，中國絕大多數企業還處于以學習、模仿為主的“跟上潮流”的階段，比起“硅谷”的“引領潮流”，我們亟需奮起直追。而這一追趕過程中，新經濟所應匹配的大量基礎設施，就亟需以新基建投資來形成。中國幾十年間已形成的較完整的產業鏈、相當雄厚的原材料和各類設備的供給能力、與全球各經濟體十分廣泛的合作關系，都將為新基建在本土的大有作為，提供各類必要的配套因素。 

　　新基建必須緊密結合改革攻堅、機制創新，與“制度基建”一體化 

　　已有論者強調：制度建設是中國最需要的“新基建”，應緊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機制的優化，重點放在“放水養魚”的改革初心與“一百年不動搖”的中國特色契約精神之上，通過法治的可置信承諾，讓民間投資更有信心，讓企業家成為“新基建”的主導（西澤研究院趙建教授網文）。這是很有道理的。

　　全面地看新基建與“制度基建”，絕非“二選一”的排斥關系，但二者又明顯是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問題。新基建是物質生產領域里與生產力直接相關、打造經濟社會發展中科技引領力、支撐力的投資事項，“制度基建”是制度規則領域里與生產關系直接相關、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區攻堅克難的改革任務。按照新供給經濟學達成的認知，后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給，形成以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與管理創新潛力空間的生產力解放，所以與投資建設活動相比較，其更為深刻和更為具有決定性意義，是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還不是目的，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超常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從這種“抓改革，促發展”的基本邏輯關系來說，在改革解放生產力進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構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奮斗的歸宿。

　　認清這種關系，現階段大力促進新基建，當然要充分注重緊密結合改革與機制創新“啃硬骨頭”，克服現實中的阻力構建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切實保護產權，培育契約誠信文化，降低市場準入，鼓勵公平競爭，實質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導和推進企業混合所有制的共贏發展和企業家精神的充分弘揚，也要大力推進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機制創新。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應有的“一體化”推進。 

　　新基建中，民營企業和PPP頗有用武之地 

　　應當指出，“新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中，民營企業是沖鋒陷陣而戰績最為卓越的領軍者。我們需要承認，在“互聯網+”式的信息技術應用創新中，BAT+京東、蘇寧、順豐等以數字化平臺公司定位而在中國土地上脫穎而出、異軍突起并影響世界，并不是偶然的。在這類有“顛覆性創新”使命的高新數字科技公司為沖過其發展“瓶頸期”而“燒錢”的艱難過程中，成功率極低，但一旦沖關成功，便可能“一飛沖天”。民企的機制特點，使它們在耐受力、決策特點、市場考驗下的可持續性等方面，一般都優于國企，所以在這一領域，終于有幾家企業成為“風口上的豬”而扶搖直上成長為巨頭，而它們幾乎清一色均為民企。這一方面，促使我們進一步深化認識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對優勢和發展潛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們看清“新基建”與民企、特別是數字化平臺型民企進一步發展的天然聯系：信息化新經濟在中國，已客觀地形成以民企為主要市場巨頭而蓬勃發展的局面，新基建將極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經濟的升級發展，那么由此而打開的潛力、活力釋放空間，自然會為BAT三巨頭和京東、蘇寧、順豐、美團……等民企而更顯著地展開，并助益于它們所聯系的上、下游廣大的企業（既包括國企和包括民企），特別是為數眾多的小微企業（其中基本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發展。民企的這種獲益前景不是單方的，與民企已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產權紐帶聯系，也包括業務合作聯系）的國企，也一定會從“新基建”中獲益。

　　還應看到，新基建的實施，更為民企、國企以投資者身份進入項目建設領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視的用武之地：為數不少、規模浩大的新基建項目，從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開發中心、物聯網等，要一直對接“產業互聯網”、“智慧城市”、“食物冷鏈”等大型、長周期項目，以及與它們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設，投融資要求巨大，那么在應對全球疫情沖擊、國家各級財政吃緊（必須“過緊日子”）因而政府財力十分有限的制約情況之下，新基建一定是會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財力“四兩撥千斤”地借助PPP等創新機制，形成政府體外資金的拉動、放大的“乘數效應”，吸引國內外社會資本、廣大企業的資金力量，形成伙伴關系來共同建設，其中蘊含著難得的企業投資發展機遇。無庸諱言，在中國國情條件下，當地方轄區內的新基建以PPP方式進行時，政府方一般首選的是國企，但中國之大，項目之多，周期之長，決定了國企肯定對這些項目是“吃不完”的，許多有實力的民企，一定會像前些年PPP項目40%以上會落于民企那樣，得到做PPP開發主體的機會——這一大塊“用武之地”其實就在眼前。而且，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拿下了某個PPP項目的SPV（特定項目公司）主導權之后，該項目展開中的不少子項目、合作開發項目、業務對接項目，都會既對國企也對廣大民企打開合作之門。

　　總之，不僅新基建的成果會使許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還從項目建設開端，就提供了國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業界關注。 

　　地方政府必須“守正出奇”：力求轄區供給側改革形成高水平定制化方案 

　　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轄區發力“新基建”，既要掌握貫徹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又要充分考慮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差異性，力求在共性與特性正確結合的處理中，“守正出奇”地有所作為。其實，這正是中央所強調的實現現代化治理和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真諦。在原來強調總量為主的“反周期”需求管理的階段上，各地決策更多是跟著流動性（銀根、財力）松或緊的宏觀調控走，本地結構性問題的處理雖然不容回避，但并未清晰地總結到綱領性的調控理念上，而現今作為主線的供給側改革，更多正面展開而要形成高水平定制化解決方案的，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既包括當地深化改革要“啃硬骨頭”的制度結構問題，也包括當地生產力布局、產業集群培育等產業結構問題，以及一系列涉及民生、社會管理的收入分配的結構等問題，客觀上要求“一城一策”、“一地一策”地形成高水平定制化的通盤解決方案。這一套系統工程式、“頂層規劃”式要一覽無遺覆蓋本轄區所有改革、發展、穩定事項的定制化解決方案（發展戰略規劃）水平如何，能否在歷史性檢驗過程中交出高分答卷，是必然延續的中國“地方政府競爭”中無法回避的重大事項，其中的基本要領，我認為是把“有效市場”與“有為、有限政府”成功結合的“守正出奇”，以實現超常規高質量“追趕——趕超”現代化發展戰略。

　　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不可能找到一個“通用模式”來套用。制定本地的高水平定制化解決方案，應積極吸引專門人才的智力貢獻，“引入頭腦支援”，即以課題研究、國內國際專家論證等方式“購買智力服務”為我所用。

　　同時還應提到，在各地注重以新基建為重要內容的“定制化解決方案”中，新基建、老基建的關系需處理好。在不少場景下，概念上可區分的這兩類基建必然發生重疊和協調呼應的問題。試想，已在加快發行進度的地方專項債和今年將發行的特別國債可用資金，對應的項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等等，但如說這些公共工程、基礎設施里，完全是舊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區、增長極區域，已經在原專項強項目上就包含著新基建的內容了。那么在特別國債籌集資金以后，更多的重點，會放在主打新基建這個支持我們高質量發展、升級發展的投資事項上，但也不能說它一點就不涉及到旁邊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為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態上跟旁邊的傳統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們設想，中央強調的支持5G的這樣一套硬件設施的建設，它集中在一個新的開發區，這里面還有數據中心，還有其他的人工智能開發中心等等，這都叫新基建，但是這個開發區它一旦成了氣候，周邊的房地產是不是會順應著進入一個跟著發展的向上的發展過程？這個一般配套的這些房地產，以及架橋、修路等等，被人認為是老基建，卻不能否定它們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資金上不可能截然劃開說，我們要做的這些發展事項一刀兩斷，專項地方債就只做老基建，特別國債就只做新基建，做不到這樣截然分明。新基建投資可能會帶動著周邊的一些項目跟進，跟進的時候也不排除調劑使用、結合使用，有的時候是拼盤項目，有的時候是打包項目，這些事情總體來說是形成一定的重點，在各個具體的場景下需要有它們一定的協調配合，甚至是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這將是實際生活中間要發生的具體情況。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