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01

　　我最近寫的幾篇文章（《生于憂患，死于傲慢》、《莫讓浮云遮望眼：從脫鉤說起》、中美關系，關關難過關關過），都是在探討，在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響后，作為全球化受益者和推動者的中國，該如何應對。

　　一個核心思路是，無論全球化怎樣變化，中國都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堅持和現代價值觀以及現代市場經濟秩序不脫鉤。

　　中國因開放而興，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出口占全球13.1%，進口占全球約11%），外貿部門直接或間接帶動的就業人口在1.8億以上。

　　中國越發達的地方，外貿依存度（進出口貿易總額/GDP）越高。據第一財經統計，內地有14個城市的外貿依存度超過50%，分別是：東莞、蘇州、深圳、廈門、金華、上海、珠海、北京、中山、寧波、大連、無錫、天津、青島，絕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區。佛山、廣州、紹興的外貿依存度也在40%以上。在中西部城市中，外貿依存度超過30%的有三個，鄭州、西安和成都，近年的經濟表現都很亮麗。

　　由于內需的作用越來越顯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在下降之中，從2007年的66%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不到32%。這和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對GDP占比的下降趨勢是一致的。

　　但和全球趨勢相比，中國外貿依存度的下降過快了一些。2008年全球貿易與GDP之比為51.86%，2018年為45.9%（39.342萬億美元/85.791萬億美元，數據來源：WTO和世界銀行），下降了6個百分點左右。而中國同期下降了27個百分點。

　　中國當下強調“六穩”，特別提到穩外貿、穩外資，應該不是偶然的。而且外向型經濟不僅關乎增長與就業，對一個區域的發展視野、開放度、國際化接軌程度、信息流通、管理與技術的先進性，乃至人的素質與社會文明，也有重要影響。

　　這篇文章的主題就是，中國為何要再開放，更開放。

　　02

　　在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阻斷下，越來越多人認為，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今后將不可避免地進入“逆全球化”“有限全球化”“雙軌全球化”等等情境。悲觀者更認為，世界將越來越分化、分離、摩擦、對抗，甚至出現戰爭。

　　我認為，今后的全球化，確實將是附加更多約束條件的全球化。對中國而言，未來將面臨四種新的壓力：

　　1、各國將更多地考慮供應鏈的安全與可控，因此會降低對進口產品的依賴度；

　　2、各國在國際貿易中會更加關注貿易公平；與此同時，在一國內部，將更多地實施國家干預，運用政府這只手，促進那些“關鍵到不能倒”的行業的發展； 

　　3、各國對貿易往來國在政治信任和價值觀信任方面的要求將會提高；

　　4、各國對外部資本、外國企業的合規要求將會更多、更嚴。美國證監會最近發布聲明，要求新興市場到美國上市的公司“應該以簡明扼要的英文提出風險，并具體闡述”。這就是新的合規要求。2018年的中興通訊事件也是如此。

　　全球化附加新的條件并不可怕，我們要做的，是積極應對，建設性調整，而不能讓這些附加條件產生“去中國化”的效果。

　　國內有一種聲音，中國內部市場足夠大，供應鏈足夠強，就算未來脫鉤，全球化變成“一個世界兩個系統”，也嚇不倒中國。純粹從底線思維講，這并不是錯，但卻是一種非常消極、被動、狹窄的思維，而且對世界的判斷也是以偏概全。如果這種聲音擴大化、一致化，很可能出現那種人群齊步走引起的橋梁物理反應，“誘致”脫鉤真的發生。

　　我們確實需要一些平常心，以及對自己的信心。

　　最近紅杉資本的沈南鵬和全球最大另類投資集團黑石的主席蘇世民對話，他問：“有一些國家正計劃將其生產和供應鏈搬回國內，這是否預示著世界正走向逆全球化？”

　　蘇世民回答：“我認為這并非就是關于全球化的表態。現在很多公司從中國獲得產品供應的能力經歷了嚴重的錯位，我認識一個時裝業的老總，他說‘我的貨源100%來自中國。我現在什么貨都拿不到——我的公司要倒閉了’，一旦遭遇過這種情況，普通的生意人就會說，我不能再讓自己的風險敞口全部集中在一處——不管是哪個國家——我必須讓自己的供應鏈更加多元化。世界各地都有人學到這樣的教訓，未必是要針對中國。至少他們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供應鏈現狀。我認為可能會發生的是，與其說是撤走現有業務，不如說是增量業務可能將回歸離本國更近的更多地方。各行各業的生意人都在說，我只是不想所有業務都集中在一個國家。”

　　沈南鵬又問：“無論是行業還是國家，顯然都應該努力優化其供應鏈，避免過度集中？這是對國家和行業最有利的？”

　　蘇世民回答：“是的。但即便如此，那些極具競爭力的國家，比如中國，還將處于優勢地位。在走出此次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之后，中國很可能會是全球范圍最強的增長型國家。”

　　我覺得他們所說，都是客觀的情況。我們不要把一些正常的調整，當作不正常的脫鉤，就如中國內部，因為要素價格的變化，也一直存在著區域間的產業轉移。

　　03

　　很多人接著會問，如果有些具有卡脖子能力的國家就是要和中國脫鉤怎么辦？

　　我的答案是，中國會受到打擊，但打擊是暫時的，中國不會被擊垮。中國是從“兩彈一星”年代走過來的，外部的高壓只會逼得中國人愈挫愈奮，自強不息。

　　更何況今天中國有上億市場主體，中國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在海外的直接投資規模從存量看居世界第三（截至2018年底為1.9萬億美元），從流量看居世界第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及對外經濟合作業務（如對外工程承包和對外勞務輸出）遍布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怎么可能脫得了鉤呢？

　　在經濟全球化下，很多產業高度融合，很難再分離。也許會調整，但不代表脫鉤，只是以新的方式掛鉤。

　　去年華為發布P30Pro手機后，日本一家研究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通過拆解發現，在1631個零部件中（總價值為363.83美元），中國大陸企業提供了80個（價值占比為38.1%，下同），日本企業提供了869個（23%），美國企業提供了15個（16.3%），中國臺灣企業提供了83個（7.9%），韓國企業提供了562個（7.7%）。

　　研究還表明，從價值占比看，美國蘋果的XS高端機型，對韓國零部件的依存度達到32.9%，對美國零部件的依存度達到30.7%，對日本零部件的依存度為13.5%，加在一起超過77%。但蘋果手機的生產加工，主要又是在中國大陸完成的。

　　這些研究表明，沒有哪一臺智能手機可以全憑一國之力做出，都是多國供應鏈合作的產物。區別在于，華為因受美國打壓在供應鏈上不斷“去美國化”，提升國產化程度，蘋果在供應鏈上則更加日韓化。

　　華為終端業務CEO余承東說，美國公司離不開中國供應鏈，中國公司也離不開美國供應鏈，互相反制對雙方都是巨大傷害。但美國的制裁，“會讓我們從沒有生態的硬件公司，成為有自己生態的偉大公司。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中國在國際貿易方面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如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政府補貼與公平采購等等，中國自身也在修正，而美國選擇的打壓與封堵的做法，事實上無助于解決美國的結構性問題。

　　曾任世界銀行行長的佐利克在今年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援引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查德·鮑恩的一項研究指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加征的關稅覆蓋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近三分之二，平均稅率為19.3%，而加征之前為3%；中國的報復性關稅覆蓋美國對華出口的57%，平均稅率為20.5%，加征之前為8%。

　　顯然，目前中美雙方的平均關稅水平已非常接近，而這是在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只有另一個國家的1/6的情況下達成的。同時，“與美國不同，中國一直在下調對除美國之外的其他貿易伙伴的關稅并致力于降低貿易壁壘”。

　　佐利克說，美國需要挽救、升級乃至擴大以開放精神、對規則的遵守和糾紛的公平解決為特征的國際貿易體系；美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展現美國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和貿易機會的提供者的形象；美國需要在與中國展開互利合作的同時管控好兩國之間的分歧。美中兩國作為“利益攸關方”展開合作并不意味著他們之間沒有分歧，“利益攸關方”之間也存在競爭關系。對分歧的管控應該在一個能夠產生共同利益的更大的框架內進行。

　　以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融入的廣度和深度來看，我認為中美之間接下來大概率不會走向“新冷戰”，而會走向“新競合”。即競爭與合作并存，在競爭激烈的敏感地帶可能會產生一定疏離，但總體上脫不了鉤。當然，摩擦、談判和不斷磨合，會是長期性的。

　　04

　　事實上，在過去的若干年，全球已經有不少國家對中國供應鏈進行了抑制，主要是通過“雙反”（反傾銷、反補貼）加征關稅的方式。但中國企業并沒有因此而衰退，而是運用全球視野，在全球進行資源布局，以消化“雙反”的影響。

　　中國企業家面對外部挑戰的精神和能力，是超乎尋常的。

　　我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總部位于桐鄉的全球最大玻璃纖維企業——中國巨石。2008年的金融危機令世界玻纖巨頭紛紛虧損裁員，他們以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對企業有很多補貼，向國際市場傾銷為由，策動相關國家對巨石提起“雙反”調查。2009年12月，歐盟發布公告，對中國輸歐長絲玻璃纖維發起反傾銷調查，2010年9月初裁反傾銷稅率為8.5%~43.6%。如果是國企，直接封頂到最高稅率。巨石是混合所有制企業，一開始稅率也有31.8%。同年，印度和土耳其也先后發起針對中國玻纖的反傾銷調查。

　　“巨石對歐盟的出口，原來關稅是7%，反傾銷之后是38.8%，而我們的利潤率只有百分之十幾。我們這才意識到，巨石雖然產能是世界第一，但還不是世界級公司，因為產地太單一，都在中國。巨石走出去搞國際化，是被逼上梁山。”中國巨石總裁張毓強說。

　　他們第一時間成立了反傾銷應對領導小組，聘請了中國、布魯塞爾、印度在公平貿易方面的著名律師事務所，填寫問卷、提出抗辯、參加聽證，還積極尋求商務部、工商協會、地方政府的幫助和支持，并通過舉行聽證會、積極游說等方式，發動下游玻纖用戶向反傾銷調查當局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通過一年積極應訴和化解，2010年12月歐盟對巨石最終加征的“雙反”稅率為13.8%。土耳其一開始的臨時反傾銷稅率為38%，終裁稅率為23.75%，印度最后的反傾銷稅率為18.67%。

　　盡管歐盟等地對巨石的反傾銷稅率降低了，但張毓強下了決心，要真正解決問題，就要到不受反傾銷影響的地方進行直接投資、生產和銷售。他們選擇了埃及。埃及基本可以就地解決生產玻纖的原料問題，勞動力便宜，產品運到歐盟比國內的運費低，最重要的是，埃及不涉及歐盟的反傾銷，而且為了積累外匯，埃及還對出口創匯企業實行100%退稅。

　　從2012年至今，歷經努力，巨石埃及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在非洲的一顆明珠，年產玻纖20萬噸，近2000名員工中98%都是埃方員工，機器設備和技術都是最先進的，在環保方面做到了“零污染”，得到了埃方的信任和好評。

　　但問題并不會一勞永逸地解決。2019年2月，歐盟針對埃及和中國的玻纖織物和玻纖紗又開始進行新一輪反傾銷調查。重點對象之一就是巨石埃及。根據巨石內部的評估，巨石做的光明正大，沒有什么把柄好抓，只要奉行公平交易原則，不會被加征比較高的稅率，可能只是幾個百分點。即使真要加征，埃及工廠可以向美國發貨，巨石的美國工廠向歐盟發貨，雖然多了一些運費，但能夠避免關稅變化的影響。

　　張毓強說：“巨石在國際市場的新常態，就是要將全球各生產基地的產品交叉互補。但我們只能進攻，未來在歐洲、東南亞、美國，再布局，再加強，再有三四年，競爭對手可能就完全沒有辦法了，只能讓市場進行終裁，承認我們才是老大。”

　　有人或許會說，走出去那么麻煩，風險又大，好好把國內市場做好就行了嘛！

　　答案是：如果中國企業不走出去，會被憋死，因為我們的產能太大了。當全球化的外部約束增大，中國企業無法再走“以內供外”的路子，必須“以外供外”，未來甚至可能“以外供內”。

　　張毓強說，國外有些地方的政策非常利于投資，比如馬其頓、斯洛伐克，“在自貿區建設工廠是零關稅，企業賺多少錢都可以拿走，企業的投資額在5到10年內最多可以拿走90%”。

　　05

　　我想舉的第二個例子，是總部位于寧波的全球最大縱向一體化服裝制造商——申洲國際。它的四大客戶優衣庫、耐克、阿迪達斯和彪馬去年為其貢獻了大約83%的收入。

　　在過去差不多十年時間里，申洲國際在柬埔寨和越南建起了規模宏大的一系列成衣工廠和面料工廠。

　　在柬埔寨，目前員工有1.2萬人，成衣產能為25萬件/天，是柬埔寨最大的外資服裝企業，享受柬埔寨對歐盟出口的免稅政策，年產值占柬埔寨GDP的1.5%（柬埔寨有大量旅游等收入未計入GDP）。

　　在越南，目前有2.4萬員工，產能為面料400噸/天，成衣25萬件/天，鞋面2.5萬雙/天，完全達產后產值將占越南GDP的0.5%，越南給予的所得稅優惠政策為4免9減半（即4年全免9年減半）。

　　但申洲國際打動我的并不是這些數據，而是下面這樣的故事：

　　有一次，越南的一位領導人見到申洲國際董事長馬建榮，一臉冷淡。第一句話問的是環保。馬建榮回答：“越南的廢水排放標準，COD（化學需氧量）是100（每公升100毫克），我們是20以下。”第二個問題是員工待遇。馬建榮說：“我們員工的待遇比本地水平高15%。”第三個問題是稅收。馬建榮向他試算了稅收優惠期結束后每年的貢獻。結果，這位越南領導人立即滿面春風。

　　“我們走出去，是要代表中國的軟實力，我們也是在做民間外交。”馬建榮說。申洲國際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工業園，無論是自動化的織造染整設備、恒溫恒濕實驗室、監測中心、立體貨架倉庫，還是數據與政府共享的污水處理廠，以及條件良好的員工食堂、宿舍和操場、籃球場、游泳池、咖啡廳、臺球室等等，無不映射出，今天走出去的中國龍頭企業，完全是按照世界級企業的要求在運營。

　　中國民營企業家有著最敏感的嗅覺，他們為了走向世界，可以跑遍一切可能的投資地。最終找到比較中性化的、政策又很優惠的國家投資。有人或許也會問，為什么不好好待在自己的國土上呢？

　　答案是，第一，無論要素成本還是出口的關稅條件，在中國已經不經濟。第二，你可以縮在國內，但你的國外競爭對手會到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投資，并在那里建立起由他們主導的供應鏈網絡，最后在市場上打敗你。所以，千難萬險，千山萬水，還是要走出去。

　　我想舉的第三個例子，是湖州安吉的一家上市公司——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市值只有27億元左右，遠不能和申洲國際、中國巨石這樣的“世界冠軍”相比，但也很有特點。99%的產品出口，一半出口美國。

　　中源家居的董事長曹勇指著一臺辦公桌問我：“你猜猜多少錢？使勁往下猜。”我說：“800塊吧。”他說：“25美元。”我驚訝怎么能做出來，他說：“就在我們安吉這一個縣，就有兩三千家和家居相配套的各種各樣的中小企業，高度分工和專業化，把每一種配套的性價比都做得極致。全世界的辦公家居，每三把椅子就有一把來自安吉。我只要現在打個電話，20分鐘之內，所有配套的東西都會運到我這里，然后組裝，這樣的網絡優勢舉世無雙。”

　　疫情的沖擊讓曹勇加快了通過跨境電商、打造自有品牌的速度，雖然這部分業務目前的規模還很小。原來基本做代工，代工的問題不是利潤低，而是中間渠道習慣于做成熟產品，對創新不感興趣。如果通過跨境電商打造自有品牌，就可以直接接觸C端的消費者，在C端數據的牽引下，可以更好地進行創新。創新才有真正的未來。

　　曹勇說：“做品牌挺不容易，但如果能做出來，附加值就會提高，零售價加幾個百分點很容易，就比做代工、還要被加征關稅好做的多。”

　　06

　　已經有好幾年時間，每當我對中國經濟和環境感到壓抑、不知出路何在時，我就會到一線的企業里，呼吸一些新的空氣。

　　其實每個成功企業走過的路都不平坦，很多都是九死一生，中國企業家和無數勞動者所受的壓力和委屈要是能倒出來，估計可以溢滿若干條河流。但是，他們更多看到的是，他們生逢幾千年、幾百年難得的國運之中，他們是世界上最不怕吃苦和最有商業頭腦的民族之一，因此他們有巨大的空間和機會，用奮斗和創新，綻放自己，造福企業，貢獻社會。

　　如我之前曾經寫過的，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遠不止是成本競爭力，還包括效率競爭力，管理競爭力，以及正在噴薄而出的創新競爭力。

　　根在中國的新跨國公司時代，剛剛開始。中國經濟不只是中國之內的經濟，它還包括在全球展開的所有中國人、所有中國資本創造的經濟。

　　之前有段時間，我也非常擔心，全球化會變成“半全球化”，中國的發展空間會被堵住。而最近這些調研，讓我意識到：只要把眼光從中國境內移向全世界，就會發現，在一個更大的賽場上，很多中國企業早已走了出去，在全球精心布局，以創造更大價值。我突然覺得，萬重山外，還有無限江山。

　　中國企業，特別是在市場化、國際化環境中打拼出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如果他們今天才去考慮“逆全球化”的問題，那已經太晚了。事實上，他們早已出發，雖然默默無聞，卻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牢牢扎根。他們是中國人的經濟，也為投資國創造了就業、稅收和經濟成長。

　　所以，只要我們自己不阻塞自己的想象力和生命力，誰也堵不住中國人的競爭力。

　　我們的確面對著更多的全球化約束條件，這也是客觀存在，但如果我們能夠真正意識到，全球各地對于安全、環保、本地化利益、公平貿易的重視，并不是束縛中國走出去的屏障，而可能給中國企業帶來新的機會、激發、超越和升華，那么我們就能化被動為主動，以建設性的態度推動更大范圍和更高水平的開放，推動中國的再出發。

　　1、利用中國的市場優勢，向外資進一步打開大門，讓它們分享中國大市場；

　　2、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積極走出去，造福投資地，做投資標兵，樹中國形象；

　　3、利用《外商投資法》，更好保護和吸引外商投資，擴大外資便利化；凡在中國投資、遵守中國法律的外企都是中國企業，我們要一視同仁；

　　4、繼續推動中美貿易談判、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致力于在開放、非歧視、公平競爭、透明和互利基礎上打造更平衡、更和諧的雙邊經貿關系。

　　5、團結一切力量致力于WTO改革合作，堅定支持以規則為基礎、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致力于遵守WTO規則，按照競爭中性原則推動內部改革，同時不斷提高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的合規水平。

　　6、繼續推動更高水平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東盟和中日韓（10+3）進一步減免關稅、取消壁壘、暢通貿易、促進投資，相互開放市場，力爭如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7、從制度建設、社會治理、輿論氛圍、國家形象建構與傳播等方面，營造更好的改革開放的氛圍，不是把全球化的調整理解為“與中國脫鉤”，而是把全球化的調整與壓力，化為促進對內對外更加開放、實現更具吸引力的全球化的新動力、新契機。

　　……

　　世界并不盡如人意，但未來掌握在我們每個人手里。看長遠，信自己，愛世界，中國才會有更遠大的未來。中國是上一輪全球化的贏家，也應該成為下一輪全球化的負責任的推動者和建設者。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