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傳送門|楊偉民：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重大潛力是什么？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楊偉民

　　加快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無論是對我國的短期增長，還是對我國的長期發展，都是一個需要高度重視、值得關注的領域。

　　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這里的“人”，包括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現在很多城市放寬了落戶限制，包括實行積分落戶等，但執行中還存在只要白領、不要藍領，只要大學生、不要農民工等問題。所以，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主要是讓農民工落戶，就是農民工市民化。

　　一、農民工市民化，怎么看

　　經濟增長，包括但不限于擁有以下四個相互關聯的條件：一是有干活的人，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二是有吸收勞動就業的產業，能保障勞動力就業；三是有消費這些產業的市場，消費力與生產力大體均衡；四是有支撐消費力的群體，消費旺盛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高。農民工市民化，可以釋放上述四個增長條件。

　　第一，有利于再獲人口紅利。

　　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8年減少，累計減少了2763萬人。從數字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似乎消失了。但對人口紅利要多角度分析。只有勞動力，但不工作、不創造財富，是不會帶來增長的。中國的勞動參與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方面的人口紅利依然存在。而只有參與率，但勞動時間太少也不行。從勞動者個體來看，中國的平均勞動時間長，沒有多大潛力了。但勞動時間不僅要看個體，也要看總體，也就是全體勞動者一生的勞動時間，這方面中國還有很大的潛力，主要就在農民工。

　　由于農民工不能落戶，很多人40多歲就回老家去了。因此，和城市勞動者相比，農民工一生相當于少工作了20年，雖然回到農村也可以干活，但主要從事的是相對效率低、收入低的農業。如果全國2.9億農民工，每人在非農產業多干20年，60歲退休，相當于增加1.5億勞動力，這是多大的人口紅利！

　　第二，有利于保障產業鏈的安全性。

　　我國是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產業最齊全，產業配套能力最強，這主要也是靠農民工。目前農民工從事制造業的約8000萬，占整個制造業從業人員的80%。

　　美國發起貿易摩擦后，包括這次疫情后，大家對我國產業鏈的安全性討論較多。高科技產業的產業鏈安全，主要取決于科技。而傳統產業的產業鏈安全，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農民工能不能市民化。

　　每年春節前后的1個月，都是全球供應鏈中最具沖擊性的年度大事件，因為中國的農民工都回家過年了。這次疫情恰好發生在春節前后，國內疫情初步控制住后，開始復工復產。但復工復產面臨很多難點，其中之一是農民工到崗率低。員工不到崗，可以復產，但難以達產。而復工率和達產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工回城的規模和速度。如果農民工都在就業地的城市落戶了，就不存在這個困難了。

　　最近幾年，我國傳統產業的企業有些轉移了，原因之一是我國制造業的工資成本上升太快，這與農民工不能市民化也有很大關系。因為勞動力總量減少了，不提高工資就會轉崗到其他城市。而如果農民工在城市落戶了，跳槽的頻繁就會相對降低，就不會輕易從一個城市轉到另一個城市。

　　農民工不能市民化，頻繁跳槽，結果很多農民工一生難以形成一個固定職業。農民工是制造業的主力軍，農民工不能落戶，不能穩定地發展成為“大國工匠”，就會帶來高級技工嚴重短缺，制約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第三，有利于形成龐大市場。

　　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建立在內需基礎上的。我國擁有14億人口支撐的龐大市場，但近幾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放緩，有一個因素，就是近3億農民工的消費一直難以激發出來。農民工外出打拼20年，攢下的錢，多用于在老家蓋了房子，沒有多少余錢用于其他消費。

　　如果農民工得以市民化，會迅速壯大國內消費市場。如果我們的住房制度，不僅面向城市的戶籍人口，也面向進城的農民工，多建設些農民工買得起、租得起的住房，城市住房就有很大潛力。這樣，相關產品的消費和產量就會拉動起來，很多傳統產業就不會過剩，經濟增長也就拉動起來了。

　　第四，有利于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真正富起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口不過4億人。2.9億農民工，很少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這是他們從事的行業決定的，農民工在居民服務、批發零售、交通運輸、住宿餐飲等服務業的有1.48億，從事制造業的8000萬、建筑業的5000萬，這些行業的平均收入都不高。很多農民工，工作20年就走了，少工作20年，減少了農民工一生的總收入，也就很難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農民工在外打拼掙的錢用在老家蓋了房子，但這些房子不能進入市場，不能升值、不可變現。所以，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很少，總體上只相當于城鎮居民的8.5%。缺少財產性收入，光靠打工收入，難以富起來。

　　總之，如果農民工能夠在城市自由落戶，他們就會相對固定自己的終生職業，有利于增加收入；可以多干20年，可以增加一生的收入；可以把多余的收入用于購買可增值的財產，增加財產性收入，從而有利于他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了，不僅有利于擴大市場，解決中國消費增長問題，促進經濟增長，而且有利于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圖片來源：央視財經4月24日“中國經濟大講堂”直播

　　二、農民工市民化，怎么干

　　農民工市民化是一項涉及面很廣的重大改革，黨中央已經做出了總體部署。這里就落實這項改革，提幾點想法。

　　第一，城鎮化改為城市化。

　　城市化與城鎮化，一字之差，政策涵義不同。20年前提出城鎮化時，有當時的時代背景，現在這些背景已經變了。20年來的實踐證明，小城鎮難以作為農業人口轉移就業的主體空間形態，有些地區的小城鎮可以發展起來，但在全國不具有普遍意義。

　　建議適時將城鎮化改為城市化，這符合中央財經委第五次會議提出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的重要判斷，符合絕大多數農民工事實上已經在城市及城市群工作生活的實際情況。

　　第二，改革身份證制度。

　　通過身份證制度改革，可以推動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建議在即將開展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與換發新的身份證結合起來，使每一個普查到的人口都與其身份證吻合。

　　最近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要求，“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這既是對戶口制度的改革，也是對身份證制度的改革。原來的身份證，是按戶籍所在地登記的。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意味著身份證可以按常住地的住址登記，不必再按戶口所在地的住址登記。

　　這樣，可以根據經常居住地劃分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農民工的經常居住地已經不是農村而是城市，持有在城市住址登記身份證的人口，就是城市人口，就應該享有常住地城市的權利和待遇。農民工登記的住址，可以是產權房，也可以是租賃房，這是租售同權的重要體現。

　　戶籍在農村、身份證登記在城市的人口，可以保留其承包地的承包權，也可以鼓勵其一次性賣斷承包權，而不是賣經營權。這樣，買斷承包權的種田大戶，可以不再每年繳納土地流轉費，可以大大減少種糧成本，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增加真正種地農民的收入，也可以增強中國農業的競爭力。

　　通過上述改革，可以徹底解決城市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的三個不同口徑，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兩個不同口徑。

　　第三，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要使農民工在城市扎根，還要幫助他們解決在城市的住有所居問題。目前農民工在城市只是有地方住，但條件較差、功能不全，多住在“城中村”、集體宿舍、合租房甚至相鄰的省份。高房價、高房租使他們在一二線城市根本買不起甚至租不起功能比較齊備的住房。中央提出要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理應包括近3億農民工，這是遲早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住房結構性矛盾中最大的問題是城鄉居住失衡，城市缺，農村多。2010年，城鄉人口大體相當，都是6.7億人；2019年，城鎮人口增加到8.5億，農村人口減少到5.5億，城鎮比農村多了3億人。這10年，城市和農村都蓋了不少的房子。但據有關方面按用電量估算的住房總量，農村住房的空置率大大高于城市，城市規模越大、空置率越低。

　　應該按照黨的十九大的要求，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住房制度，既要面向老市民的改善性需求，更要面向新市民的無房需求。要從供需雙向發力，在需求側，堅持“房住不炒”，嚴格控制首付比例，控制多房戶購房。在供給側，支持住房短缺城市增加低價商品房、租賃房供給，通過擴大供給來抑制房價上漲。

　　在疫情沖擊下，應該啟動主要面向農民工的安居工程建設，支持人口流入多、住房短缺城市，特別是在一二線城市，以及跨區域購買建設用地的辦法，建設或改造成租賃房、人才公寓、共有產權房等。這對短期拉動經濟增長，效果是最大的。面向農民工的安居工程，有市場、有商業模式、有土地、有勞動力，短期即可迅速拉動鋼材、水泥和農民工就業，促進大量資金轉為為工資，是短期拉動增長最有效的辦法，也是長期保護產業鏈安全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第四，加快用地結構調整。

　　高房價對實體經濟、對科技創新的傷害極大。控制房價，要控制居住用地價格。控制居住用地價格，要擴大城市居住用地比例。

　　在長期形成的先生產、后生活的思維慣性下，我國對居住用地供給少，對工業商業等產業用地供給多。我國僅有0.3%的土地用作城市住宅（2.88萬平方公里），美國的同一比例是1.4%（13.5萬平方公里），日本是3%（1.1萬平方公里）。

　　擴大居住用地，不是要占用耕地和生態用地，主要來源可以是現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小，但主要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占地過多，如果拿出一部分來用于建設住宅，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決大量外地人的居住用地問題。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試點，范圍應該擴大到所有住房短缺的一二線城市，并允許用于租賃房、商品房、共有產權房的建設。住宅用地的多主體供給，可以拉低房價，是解決農民工住有所居的關鍵所在。

　　（本文根據楊偉民在央視財經4月24日“中國經濟大講堂”上的講話文稿整理形成，經本人審定后全文刊發，原發于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本文作者介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