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毛振華

　　關于經濟形勢的判斷，我目前的看法與3月份分析會的發言基本一致：一季度負增長，上半年零增長，全年可能同比小幅增長。上半年要實現零增長，意味著二季度要把一季度的負增長追平，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下半年依然面臨許多問題，所以全年想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是很難的。盡管如此，中國仍然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難得的可以實現正增長的國家。但因為又過了一個月的時間，我對形勢的判斷有以下新的內容：

　　第一，關于疫情的最新判斷。這一輪影響經濟增長的雖然有一些中長期因素，但主要還是疫情的沖擊。

　　中國當前的疫情可控，但疫情防控時間將拉長，并呈現常態化，這是我對中國的判斷。

　　目前重點防控的是境外輸入型病例，這一點中國有把握做好。如果說早期武漢疫情暴發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混亂，那是因為當時的決策體系對社區暴發的考慮不夠，但武漢和湖北省之外的地方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這就說明我們的體系對于防控輸入型病例是有足夠能力的。目前來看，境外輸入型病例對全國整體影響可控，說明中國在防止疫情境外輸入方面效果是全球最好的，當然我們也可能是全球防控成本較高的國家。

　　近日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應檢盡檢，愿檢盡檢”。這是非常好的政策，能夠挖出具備傳染性的無癥狀感染者，進一步打破傳播鏈，同時檢測后對一些隔離人員可以盡快得到結論，便于解除大面積的隔離，對整個疫情防控是有好處的。“應檢盡檢、愿檢盡檢”也是我最早提出的建議（相關鏈接：毛振華：武漢開城和防范疫情二次暴發）。

　　盡管如此，這并不能改變防控常態化的趨勢。一方面，今年之內肯定無法研制出疫苗，因為疫苗研發需要足夠長的周期，這個是由客觀規律所決定的；另一方面，現在也沒有找到靶向特效藥，基本上還是靠人體自身的免疫力對抗病毒，在這種背景下疫情防控不能掉以輕心。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經濟工作恢復面臨很大的制約。

　　第二，關于需求問題的判斷。關于需求我主要關注兩點：

　　一是疫情全球蔓延導致的國際需求的走弱。現在需求的情況比一個月前差一些，主要是因為國際需求的減少，因為這一個月剛好是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時期。有人問為什么我們還有相當規模的貿易順差？出現順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進口的下降。進口下降除了受原油價格下降因素影響之外，還和國內需求下降有關，國內投資需求、消費需求下降引發進口下降，導致貿易出現順差，我們稱之為“衰退性的順差”，過去在經濟下行時就出現過。

　　二是疫情可能引發的消費傾向和消費偏好的下移。疫情沖擊全球經濟面臨衰退壓力背景下，很多非剛性需求和或有需求會大大減少，特別是發達國家消費者減少對國外產品的需求。很多國家不再買那么多東西，這樣對我國這樣的出口大國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國內消費需求的變化也類似，大家在家里待的時間長了，發現把十幾年前的衣服拿出來也可以穿。很多人說，大概十年不買衣服鞋子也可以。在消費偏好和消費傾向下移的情況下，需求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可能需要一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并不會疫情結束后馬上就恢復，這個影響是中長期的。根據一季度統計數據，我們可以看到需求直線下降，社零額同比下降近20%，投資下降超過16%。綜合來看，疫情全球蔓延、持續時間延長導致外部需求走弱，同時還帶來消費傾向和消費偏好的下移。

　　這兩個判斷是比較重要的。防疫常態化和消費需求的下降都不可避免地對整個復產復工帶來負面影響。這雙重因素拖累下，復工復產的壓力、就業的壓力、出口的壓力都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鑒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疫情對GDP的影響我們不妨悲觀一點，用更困難的心態來應對，全年不必對過高的GDP增長目標抱太大希望。GDP增長目標作為努力的方向與愿景是可以的，但是要從實際出發，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疫情是全球性的問題，是人類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沒有遇到過的，它未來帶來的損失可能比我們現在預期的還要大，這種情況不是我們公布一個指標就能改變的，沒有必要將GDP的增長作為衡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證明體制優勢的指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建議還是要淡化對今年GDP增長目標的考量，因為如果指標過高，容易造成基層壓力過大，導致出現數據造假等問題。公布一個明知達不到的指標出來，是搞宣傳，不是搞分析，搞研究、搞預測和搞宣傳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關于政策的四點建議

　　今年穩增長工作重點應該從當前救急和中長期應對兩方面來著手，重點應放在對付疫情、疏緩民生上，并做好應對疫情之下可能的全球性危機的安排，尤其需要警惕新一輪去全球化中去中國化的問題，這是中長期貿易保護主義背景下的貿易脫鉤和短期疫情影響帶來的疊加沖擊。

　　我認為中央在“六穩”的基礎上提出“六保”更為精準，特別是“保就業”是要害之要害，因為一旦就業出現問題，社會消費心理和消費傾向就會出現巨大變化，經濟景氣預期就會出現扭轉。“六保”需要哪些具體政策？大家的發言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我就不多說了，主要提以下四點，總結起來就是“提高對疫情的容忍度、精準施策中小企業、保民生、補公共衛生短板”。

　　一是堅持把防疫作為重中之重，堅持底線思維，同時提高對疫情的容忍度，加大復工復產力度。過去在一段時間內，特別是利用春節假期開展防疫工作的成本比較低。現在提出“應檢盡檢，愿檢盡檢”政策，各個地方政府可以研究結合這個政策，加大復工復產力度。因為復工復產是軟指標，疫情是硬指標，出了疫情的問題會追責，出了復工復產的問題不追責，這樣大家就傾向于選擇容忍度比較低的政策。所以從這方面來看，政策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每個人需要精準把握政策的“度”，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我的建議是要提高對疫情容忍度。

　　二是精準施策保中小企業，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對他們進行救助。中小企業是一個焦點，牽一發而動全身，“六保”中有4-5個“保”和它有關，保市場主體、基層運轉、民生和就業都和它有關，特別是和就業的關系最密切。所以，對于企業的紓困不是簡單地彌補疫情造成的損失，因為這個損失對全社會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承受不同的損失，而是要精準幫扶負重前行的中小企業。對已經宣告破產和死亡的企業進行救助沒有那么大的價值，核心是要給已經復工的企業，特別是要對已經開工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給予精準幫扶。這方面的成本相對比較低，花的錢并不多。而如果搞一個大基建工程，有可能這個大基建工程未來很多年后才發揮效用，并且由于大基建項目的資本有機構成偏高，也拉動不了太多的就業，應急效率很低。

　　三是救民生之急，建議對全國貧困地區的人口都發一筆特別補助。疫情長時間影響下，民生會有很大的壓力。我們調查了各種人群后發現，有人抱怨現在的物價高，吃不起豬肉，吃不起雞蛋，雖然這件事情不那么普遍，但的確發生了。對我們來說，解民生之急是很重要的。發消費券是比較好的辦法，因為它能夠推動市場的運行，恢復市場的功能，保護市場主體。因此要堅持給困難地區特別是像武漢等進行了非常嚴格封城措施的地區進行救助。我曾建議，給武漢地區居民每人發一萬元，給湖北的貧困人口每人發一萬元，現在我覺得還可以把范圍擴大，對全國貧困地區的人口都發一筆特別補助。因為貧困地區很多人地處邊遠地帶，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打工收入，現在不能復工了，這時候就會遇到問題。發消費券既能疏解他們的困難，又能推動經濟。目前來看，最好的救助方案是對全國/全省/全市人口發放統一標準的消費券，但是鼓勵富裕人群或者自己認為自己有能力的人群把這些錢捐出來建立一個公益基金，再來支持低收入人群，這樣比由政府來甄別誰需要救助效果更好，一萬元對一個富人而言價值并不大，但是對窮人而言意義非凡。另外，由政府甄別誰更應得到補助更容易在基層產生很多次生問題，是一個比將補助向居民平均發放成本更高的方法，并不可取。

　　四是補好公共衛生短板。中國公共衛生的短板現在看來還是比較大的。過去我們在其他領域做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超前的高鐵建設，但是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卻一直比較匱乏，比如公共衛生物資儲備就沒有。對我們來說，公共衛生的短板需要加大力度補齊，各種符合標準的全國發熱門診的建設可以大力推進。如果當時武漢地區有兩三百個可以同時接納病人的發熱門診，整個武漢地區的醫療體系就不會被透支和擠兌。所以，公共衛生要補齊短板，做好公共衛生物資儲備，建立國家級的公共衛生長期儲備中心，我建議國家醫護物資儲備基地就建在武漢，這樣也可以帶動一部分經濟發展。當前和疫情之后的這段時期正是推動中國在醫藥醫療防護體系、大健康領域投資和建設的窗口期。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0年4月）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