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陳輝　

　　后疫情時代，人們應該如何面對不確定性？當巨災不期而至的時候，人們應該做出什么樣的反應？不用說，當我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踏進了“全球風險觀”的領地。

　　全球風險觀

　　全球風險觀（Global Risk Prospects），是指人類需要明白所處的社會是風險社會，更需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全球風險社會治理。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是指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由于人類實踐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里，各種全球性風險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威脅。

　　究竟什么是風險社會？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為代表，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

　　究竟什么是全球風險觀？

　　我們面對的絕不是COVID-19，而是‘灰犀牛’和‘黑天鵝’”是一種“全球風險觀；

　　世界連接力的風險管理”是一種“全球風險觀；

　　疫情讓世界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緊迫性”是一種“全球風險觀。

　　除了疫情，自然災害、戰爭等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都是不確定性的，但它們對人類的生活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嚴重后果。它們迫使我們去深思：人們應該如何面對不確定性？當巨災不期而至的時候，人們應該做出什么樣的反應？不用說，當我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踏進了“全球風險觀”的領地。

　　全球風險觀的必然

　　長期以來，人們都生活在“必然性/確定性”的神話中，人們不自覺的選擇了漠視“偶然性/不確定性”。正如加拿大學者伊恩·哈金在《馴服偶然》一書中所指出的：“貫穿整個理性時代，偶然一直被稱為平庸之輩的迷信。偶然、迷信、庸俗、愚蠢是一回事。有理性的人對這些東西是不屑一顧的，因為他們有能力用各種無情的定律將混亂掩蓋起來。他們堅稱，世界或許常常是偶然的和隨意的，但那只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其內部工作的必然機制。”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哲學思想的豐富，“必然性/確定性”的神話開始崩潰。耗散結構理論的創建者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在其《確定性的終結》一書中指出：“人類正處于一個轉折點上，正處于一種新理性的開端。在這種新理性中，科學不再等同于確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無知。”他認為，伽利略和牛頓通過傳統物理學理論展示出來的那個“時間可逆的確定性宇宙圖景”已經千瘡百孔，偶然性、不確定性、時間的不可逆性才是宇宙的本質。

　　再有，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和加爾布雷斯（Galbraith John Kenneth），他們二人相隔半個世紀，分別從量子力學原理、經濟思想史及其背后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了“不確定性”問題，啟發人們用“不確定性”的思維方式去思考自然界和經濟社會。

　　所有這些啟示我們，世界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日常生活是充滿意外和風險的。如果人們對哲學和科學發展中所昭示的這一重大的真理缺乏足夠認識，他們就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遭受巨大挫折。

　　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種意義上，再一次讓我們認知到“超級不確定時代”的到來，再一次讓我們開始思考“人類命運共同體”背后的“全球風險觀”。

　　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必然性/確定性”神話已經崩塌，而應對“偶然性/不確定性”世界的“全球風險觀”需要構想。

　　全球風險觀的構想

　　“全球風險觀的必然”說明既然風險已經成為全球社會的重要特征，相應的全球風險社會成為人類無法回避的境遇。如此，全球風險觀也就順其自然的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理念。

　　全球風險觀如何構想？我們不妨借鑒漢斯·昆（Hans Kung）在《世界倫理構想》一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

　　漢斯·昆從責任和對話出發構建的全球倫理可以看作是對風險社會的另外一種詮釋模式。在他看來，解決全球性風險問題，現代性的范式已經失效，需要“范式的轉換”。如果不從價值層面上取得共識，問題和沖突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漢斯·昆試圖從價值共識方面來解答全球性風險問題。全球風險問題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為關鍵的是它還是一個倫理問題，因為風險的出現自然會產生責任問題。

　　漢斯·昆認為可以通過強化責任意識對風險進行有限的控制。風險治理既需要普遍的責任原則，又需要各方面的積極的參與，既要顧及公共利益，又能兼容個體利益，既能包容多元，又能化解沖突，這就需要有效的對話機制。

　　漢斯·昆基于責任和對話的全球倫理觀的意義在于為理解全球風險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全球倫理所體現出的整體意識、責任觀念和對話思維對世界由“偶然性/不確定性”走向“必然性/確定性”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全球風險觀如何構想？我們不妨再次回到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的觀點。

　　貝克在其《風險社會》一書中寫道：“我說風險，道德是指完全逃脫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它們引致系統的、常常是不可逆的傷害，而且這些傷害一般是不可見的。”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是一個災難性的社會，在其中，異常的情況有成為屢見不鮮的情況的危險。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從總體上考慮，風險社會指的是世界風險社會。”因為生態上的破壞是不受國界限制的，如橫貫數個國家的河流污染、核泄漏對大氣的污染、農藥的普遍使用甚至使南極企鵝的身上也出現了過量的DDT等。

　　貝克指出，風險并不是一種突然降臨到人類社會中的災難，它是人類自己決策和行為的結果。尤其是化學（改變分子結構）、核物理（改變原子結構）、生物工程（改變基因結構）這樣的科學的出現，以及人類在追求現代化進程中對外部世界的征服和改造，使人類社會面臨著許多無法預知的風險。世界被拋入到偶然性的鍋中，它將來會變成什么模樣，甚至它是否還能存在下去，人們都很難預測了。

　　可見，無論是漢斯·昆的“基于人類責任和對話的全球倫理觀”，還是貝克的“基于人類決策和行為的全球因果觀”，人類命運共同體都需要有全球風險觀，如此我們才能深入的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

　　綜上，我們要坦然的面對“偶然性/不確定性”，正確的樹立“全球風險觀”，如此方能認知“必然性/確定性”。

　　(本文作者介紹：央財國際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