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玉書

　　截至北京時間3月29日下午14：00，根據霍普金斯大學匯編數據，全球已有超664924人感染新冠肺炎，30848人喪生，新冠肺炎大流行正以指數級速度增長。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以人們意料之外的方式在展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人與病毒的戰爭。病毒無影無形、悄無聲息但威脅卻無處不在。病毒跨種族、跨國界，這次戰爭的敵人不是某一個具體國家，但卻讓每一個國家陷入了戰時的緊張。

　　一、新冠病毒“轟炸”全球，除中國外，世界已陷入恐慌

　　截至美國西部時間3月29日，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匯編的數據顯示，美國感染新冠病毒的總人數已達124665人。美國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超過意大利和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病毒爆發國。

　　除美國外，目前歐洲的形勢也不容樂觀，這場人類與病毒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全球傷亡較重的國家按可查公開的新聞數據，除中國外，主要有意大利、美國、西班牙、伊朗、德國、法國等，大部分都是醫療能力較強的國家。這意味著人類遇到了全所未有的敵人。以意大利為例，3月1日為1049例，3月10日封城時，病例已達7985人，截至3月29日，已查出的感染人數增加了88.15倍，達到了92472人，死亡人數10023人，確診者死亡率10.8%。即使封城后，確診病例也在17天內增加了11.6倍。按3月29日數據，意大利平均每10萬人有153人染病，是中國的25倍。最近，有部分西方媒體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由指責和批判中國向開始關注和介紹中國抗疫經驗轉變。在意大利政府封城的早期，互聯網上流傳著意大利人民在陽臺高歌，樂觀而浪漫，但病毒還是沒放過他們。

　　這次世界大戰是不對稱的戰爭，病毒比細菌還要小得多，傳統主流的消殺方式對細菌有效但卻對病毒無能為力。面對看不見摸不著的敵人，人類與病毒的決戰注定是充滿挑戰的。目前全球醫學專家們正和時間賽跑，最現實的希望是盡快硏發疫苗，但沒有人知道疫苗何時能夠進入市場，產量會是怎樣？和二戰早期類似，在此次戰爭的最初階段，歐洲一些發達國家采取的都是綏靖政策。其中英國最為典型，早期采取所謂“群體免疫”的防疫政策惡果已經不斷展現出來。到3月29日，除英國衛生及社會保障大臣漢考克、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本人均已經宣傳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根據《財經》雜志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影響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有近80名各國政要名人感染新冠肺炎，世界性恐慌已經全面蔓延。

　　二、全球戰時經濟形態已現雛形，但疫情只是壓在危機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全球經濟早已呈現疲態。西班牙《公眾報》網站17日刊文稱，2019年最后一個季度，全球債務總和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總和之比增至322%。只需要中等程度的衰退，就將導致超過19萬億美元的資本主義企業債務出現大面積違約。如圖1所示，從PMI指數看，全球經濟在2015年有一次共同的下跌，雖然隨后兩年有所回升，但到2018年整體下滑的趨勢至今沒變，主要表現出全球貿易萎縮、投資增長滯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性創新不足等。考慮到2019貿易戰和美國反全球化趨勢的加劇，全球經濟衰退早已趨勢明顯。

　　資料來源：Wind，招商銀行研究院、招商國際證券

　　（二）疫情加劇了全球的經濟危機預期，各國已現戰時經濟管制端倪。

　　3月17日在接受CNBC采訪時，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經濟學家家阿赫亞（Chetan Ahya）認為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已經成為既定的事實。圖2是美國3月最新的失業救濟人數，已經接近330萬。疫情對歐洲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嚴重，目前西班牙已有數家大型跨國公司裁員數萬人。德國IFO經濟研究所所長菲斯特今日在接受德國媒體專訪時也指出，冠狀病毒引發的經濟危機可造成數千億歐元的損失，并有可能導致上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那樣的大蕭條。

　　對經濟的恐慌，促使越來多的國家開始采用戰時的經濟管制措施，其中糧食問題首當其沖。綜合國際新聞媒體報道，俄羅斯暫停出口去殼谷物；哈薩克斯坦則是禁止小麥粉、糖、葵花籽油的出口；越南停止了大米出口；塞爾維亞已停止葵花籽油等貨品出口等，民間的搶購囤積、國家間的糧食出口限制和政府出于戰備加大采購，都存在不斷推高國際糧價、加大擾動原有糧食供應鏈的風險。甚至可以預見，如果疫情終結繼續遙遙無期，部分國家將不得不采用戰爭時期的口糧配給制來保證國民渡過難關。

　　（三）金融危機的陰影從未走遠，疫情之下再難平抑。

　　根據萬聯證券研究所（表1）所整理的各國央行疫情期間重要政策來看，各國中央銀行“大開水龍頭”的傾向已經比較明顯。雖然近期的國際金融風險與疫情的爆發速度超出全球大部分國家預期、國際原油價格跌幅過大和美國股市頻繁熔斷有關。但是，回看2008年以來全球央行普遍采取的量化寬松政策持續推高了資產價格，再加上之前所提及的全球債務泡沫的迅速擴張以及貿易戰等逆全球化行為增加對國際市場預期的破壞等，即使沒有新冠疫情，之前的全球經濟問題也已經逐步將全球市場信心推向了崩潰的臨界點。

　　以美國為例，根據CEIC的數據統計，2008年至2019年，美國基礎貨幣M2已經從8.2萬億增長至15.4萬億美元，增長了87.8%。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金融體系其實是處于一種“飲鴆止渴”的狀態，并沒有考慮將來全球的發展和系統金融風險。疫情只是加速暴露了這一游戲的未來結局。在3月27日的G20會議上公布了將啟動總價值5萬億美元的經濟計劃，以應對疫情對全球社會、經濟和金融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支持各國中央銀行采取措施促進金融穩定和增強全球市場的流動性。這一會議決策也驗證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金融發展的慣性，實際效果有待觀望。

　　總的來看，單純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是不會有大面積的人員傷亡的，至少不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造成重大傷亡。單純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更不可能會迫使各國采取封鎖城市、控制交通等措施，更不會強制人員隔離。經濟和金融危機本身也不會人為地讓大量服務行業強制停業。這一切的現象都表明全球抗疫更符合戰爭的特征。因此我們目前的全球性經濟困境是因為這次戰爭而引起的，所以只靠傳統解決經濟危機的方式，難以湊效。

　　三、疫情之下，美國的衰落出現系統性坍塌跡象，急需戰爭轉嫁矛盾

　　2020年3月17日，彭博轉發了特朗普的一條推特，特朗普正在發表講話：“我們將會贏，而且會贏得比人們預期的要快。”而推特的配圖是正在直播的股票行情，麥當勞等股票正在暴跌。美國的股票市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風暴肆虐著美國本土，特朗普作為總統所強調的“贏”已經與美國的經濟、美國人民無關。帝國余輝與荒誕的鬧劇交相呼應，喧囂終會隨著歷史的車輪逝去，而且這種系統性、無法阻擋的衰退局勢正在全面暴露出來。

　　做出這種判斷，并不是因為美國特朗普總統的各種荒誕行為。特朗普代表不了美國，頂多只能算是暴露出來問題的一個膿包。從最近美聯儲的政策行為和美國股市的反應來看，美國正在逐步失去自我調節的能力。這種自我調節能力是國家新陳代謝能力的衰退，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以個人化、私有化為核心的美國經濟模式正在喪失競爭優勢。高關稅保護下也未見美國實業的迅速振興，反而是以中國模式為內核的《美國工廠》給了美國實業發展新的希望。

　　二是美國民主制度遭遇了大數據消解的全面挑戰。我們并不需要去證實俄羅斯是否操控了美國選舉，美國的民主選舉體系能把特朗普送上總統寶座，就已經令足夠多的美國人對他們當前的選舉制度產生了困惑。美國一人一票的民選體系正在逐步被大數據和流量綁架，程序正義正在被黑箱化的算法扭曲，這是美國的國父們所難以料到的“大變局。”目前看，美國民主的技術性破壞近乎無解。

　　三是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對美國的自由主義制度與文化價值觀正在產生不可逆的破壞。總統帶頭大搞種族主義的大環境下，美國極端化的群體、民意和文化土壤都在發生著質變。特朗普對中國的造謠猶如一把雙刃劍，在刺向東方的同時，也割斷了美國的歷史價值觀傳承，動搖了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立國之基石。

　　基于以上三個方面，美國目前面臨的危機并不僅僅是疫情的挑戰，而是結構性、根本性和致命性的萎縮衰退。新冠疫情所展現出來的實際問題，只是這些深層次危機的爆發點。美國所展現出來的不合作，存在其制度性的因素，制度理性與民眾利益已相背離，未來美國社會的分裂也將進一步加大。美國一方面已經是全球第一大新冠感染人數國家，另一方面總統大選在即，同時病毒這個敵人又難以把控，因此，美國急需轉移戰爭矛盾，找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敵人轉移國內矛盾。

　　美國衰落得越快、仇恨中國的需求就會越強烈。國家只有在面臨強大敵人時，政客們才能夠擁有更多的特權以維系其利益集團和自身的利益。因此未來美國對我國在東北亞、臺灣問題、香港問題以及“一帶一路”的挑釁只會不斷增加。疫情和其他任何美國本土的問題，都會成為制造美中矛盾的理由。我國在這方面，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四、中國經驗能打勝仗，這正是西方最抵觸的原因

　　面對戰爭，自然有戰爭的規律。事實證明中國的經驗和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就連比爾·蓋茨也高度評價。根據《環球時報》網的報道，比爾·蓋茨3月26日接受CNN采訪時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如同一場噩夢，相比一些在病例數還非常少時就采取行動的亞洲國家，美國的反應緩慢而混亂。他同時警告稱，美國的疫情尚未達到頂峰，為避免進一步的感染和死亡需要更大規模的封鎖措施，基本上，整個美國都需要像中國部分地區那樣做。

　　但是，在比爾·蓋茨呼吁向中國學習的同時，西方相當一部分媒體并不賣賬。圖3是英國《經濟學人》3月28日刊的封面圖片，直觀的表明了西方媒體對政府主導抗疫會影響個人自由的宣傳基調，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但是自由和人的生存權那個最重要？3月以來發生在歐洲，特別是英國反對消極抗疫的游行已經表明了答案。而對于西方的統治階層而言，中國的抗疫經驗雖然有效，但因為存在被西方國家底層民眾高度認同的可能性，所以基本上是保持著高度的警覺，甚至在早期是非常排斥的。

　　比起拯救本國國民，對于大部分西方國家而言，中國經驗對其國民民心的感召力令其有歷史的恐懼感，因為共產主義的“幽靈”從未在西方大地上走遠。并且，二戰末期，美國主導的雅爾塔協定重構了戰后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對于眼看著“一帶一路”不斷壯大的西方國家而言，除了害怕中國經驗贏取本國民心，對中國在抗疫勝利后潛在改寫國際規則和秩序的能力和實力也深表恐懼。不少西方學者認為，這是難以阻止的霸權崛起，也將會對西方世界造成根本性的沖擊。因此，與救人相比，西方統治階層在這次戰爭結束后能否維系他們固有的位置，才是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

　　圖 3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3月28日封面圖片

　　五、中國的領銜不是重復霸權之路，而是創新的國際領導力

　　瘟疫是人類從誕生至今都難以抹去的問題，與人類的進化相伴相隨。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中提到一個史實：“1520年，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歷史中，科特斯只帶了不到600名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其中一個比較關鍵的原因在于當時的美洲大陸從未接觸過而西班牙人卻有了免疫力、習以為常的致命殺手——天花。”書中描述了一個細節：在阿茲特克人把科特爾斯及其手下逐步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市肆虐，連那個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首領也死于那個“悲傷之夜”。天花這個對于當時歐洲已經司空見慣的傳染病，卻輕而易舉地擊垮了印度安人的軀體、還摧垮了他們的意志和信念。瘟疫，在西方的語系里，始終伴隨著征服、命運、宗教，折射著危機和悲情。黑死病的各種傳說、古跡至今如幽靈般回蕩在各個歐洲小鎮、記錄在各種典籍、陳列在各大世界著名博物館里。鑒于西方世界征服史與瘟疫、病毒的密切關系，對于中國戰勝新冠疫情的“教科書”式操作，西方在驚嘆之余，更多的是恐懼。因為這喚醒了他們曾經因為瘟疫而經歷的歷史災難，更讓他們想起了曾經因為傳染病的幫助而在征服“新大陸”的過程中的所向披靡。因此，中國有必要向世界澄清，中國作為東方古老的大國，一開始與西方哲學就不同，中國領銜的不是重復霸權之路，而是在探索國際領導力的創新與協同發展。

　　（一）在病毒的無差別攻擊下，各國政府經歷了“同一考題”的執政能力檢驗。《紐約時報》近日刊文，把矛頭直接指向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該報認為，盡管西雅圖的研究人員較早已經發現了美國新冠疫情的跡象，但卻沒有合法檢測的資質，而能夠合法檢測的機構卻又沒有試劑，并且在信息發布方面也缺乏合法公布的話語權，美國疾病防治中心此次對新冠疫情的反應很慢，最后是在美國各方壓力下才開始作為。《華盛頓郵報》3月10日發表社論，言辭激烈地批評了美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的反應。該社論指出“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全新版本的民主領導力的失靈。特朗普總統耗費了三年時間來削弱和貶低美國政府，現在美國歇斯底里地需要一個運行正常的政府（來應對疫情）。我們付出的代價正在驟然陡升！”社論直接報矛頭指向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尖銳地批評了回避和不作為將會孕育更大的危機，美國將付出慘重代價。在同一張“考題”的答卷上，各國政府的領導力正在經歷著統一標準的考量。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格局下，去比較國家間領導力強弱是沒有必要的，而是要看到在遭受病毒無差別攻擊的時候，不同國家、民族、地域不同膚色的人民所遭受的共同挑戰。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國際大變局，我們需要正視共同的危機，攜手探討變局之下的未來創新領導力模式。

　　（二）“抄作業”背后的數字時代社會規律需要引起國際重視。“抄作業”這個詞是中國國內網絡自媒體在疫情期間使用的關鍵詞，指的是對好的疫情防控方式方法的借鑒。3月10日，根據哈佛大學官網新聞，哈佛大學將在近期將所有課程改為線上授課，并要求學生在今年春假周后不得返校。麻省理工也通過郵件等方式通知學生開始轉為線上授課。除中國疫情期間已廣泛使用的全民網絡教學外，隔離措施、大數據疾控、醫療社區等工作下沉、抗疫物資征用方式方法等也被歐洲、日、韓、中南亞等地區廣泛借鑒。雖然在西方媒體上不難見到“雙標”的批評，但具體措施的借鑒與采用已表明了中國抗疫模式的可取之處。行動勝千言，正是中國的古老價值觀，強調自身優先的霸權理念在古老東方是沒有繁殖的土壤的，中國的創新領導模式專注的是解決問題。

　　對于西方社會而言，抗疫能否盡快結束，關鍵在于調和一個重要矛盾：一方面近期起伏過大的金融市場需要強調新冠疫疫情的風險來掩蓋長期的資本市場衰退跡象；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又需要人們能減少恐慌、降低面對新冠疫情的風險感知預期。在資本面前，對利益與人權的取舍，在數字時代首次被全息不間斷地呈現出來，暴露于全球各國人民的眼前。

　　病毒給西方的治理模式帶來了一個急需直面的問題：“基于天賦人權的資本主義體系，怎樣在數字時代得以延續和保證？”目前西方并沒有給出答案，只有質疑。中國有答案，但正如之前所論述的，西方對此卻顧慮重重。數字中國是全球率先進入數字化時代的國家之一，疫情以來中國表現出的快速反應能力、動態治理能力和全民動員能力全球有目共睹，在中國已經逐步恢復正常社會秩序，復工復產之時，中國也愿意與全球各國分享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治理經驗，共同探尋未來的全球國際創新領導力模式。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AI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