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連一席、馬家進、謝嘉琪、郭雙桃、范城愷

　　截至3月12日，疫情蔓延至全球121個國家和地區，全球超過10萬多人次。全球金融海嘯，2月下旬以來油價最大下跌超過30%，美股兩次觸發熔斷，歐美股市進入技術性熊市。

　　我們正站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邊緣，疫情全球大流行只是導火索，根源是全球經濟、金融、社會的脆弱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12年過去了，美國歐洲主要靠量化寬松和超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債務杠桿上升、居民財富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政治觀點激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從金融周期的角度，這可能是一次總的清算，該來的遲早會來。

　　非常之時，必待非常之舉，就像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滯脹與里根經濟學，計劃經濟與鄧小平改革一樣。要充分估計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性，化危為機，我們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調節收入分配、擴大中產、提振消費”。

　　1  全球大流行

　　1.1  中國戰疫初步遏制，為長期勝利付出較大的短期代價

　　中國疫情在1月下旬開始迅速蔓延，目前在武漢封城、全國延遲開工等政府強有力的措施、一線工作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1.2  海外疫情加速擴散，亞洲及歐洲為重災區

　　海外確診指數級增長，亞洲及歐洲為重災區。2月中旬以來，海外疫情進入快速擴散期。截至3月12日，新冠病毒擴散至121個國家和地區， 累計感染5.3萬人次，感染人次超過1000的國家達到7個，分別為意大利、伊朗、韓國、法國、西班牙、德國和美國。

　　意大利成為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實施全國封鎖。韓國疫情因宗教活動失控。日本疫情因“鉆石公主號”擴散，出現小規模聚集性感染。美國疫情3月份之后開始爆發，美國政府對新冠肺炎不夠重視、各州自治無統一規劃，直到3月14日才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1.3  中國和新加坡快速遏制疫情的成功經驗為全球燃起了希望

　　3月份日本、意大利、韓國、美國等國家的疫情更像中國1月底的情況，還在擴散和恐慌的狀態，國家從不重視到重視，并開始采取強力措施。早期疫情失控主要是因為政府不夠重視，存在“超級感染者”，沒有持續采取強制性隔離措施，政府在資源協調、社會動員方面能力不足，口罩、檢測試劑等醫療物資存在嚴重缺口，各州縣各自為政，應對散漫。

　　反觀新加坡和中國則能夠快速控制疫情。縱觀新加坡應對新冠疫情的各種措施，主要包括：按流行病學標準，全力追逐每一個病例的傳播鏈條；應收盡收，以財政補貼、鼓勵疑似者盡快看病，政府掏錢鼓勵人們看病；用一切可能方法，確保本地醫療資源平穩運行；全力推動充分的診斷，保障臨床醫療資源充足；收緊簽證政策，嚴格防控外來輸入；鐵腕管理、強制居家隔離制度；鼓勵勤洗手，使用戴口罩，保持個人衛生；避免大型聚集公眾活動；及時的信息披露和充分的公眾溝通解釋，緩解公眾緊張。

　　可以看出，新加坡采取的這些措施有賴于強大的政府、雄厚的經濟實力、高效的民眾執行力、科學的防疫體系、以及愿意付出較大的短期代價換取長期的勝利——這些和中國的“戰疫成功”，有頗多相似。

　　中國和新加坡快速遏制疫情的成功經驗為全球燃起了希望，如果疫情嚴重的世界各國政府采取上述有效措施，也有望能有效戰勝疫情。

　　2  站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邊緣：全球金融市場雪崩，疫情只是導火索，根源是全球經濟金融社會的脆弱性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府和央行主要以超低利率和量化寬松應對，而實質性改革和創新進展遲緩。這帶來了一系列風險和脆弱性，比如美國面臨股市泡沫、債務杠桿、金融機構風險、社會撕裂四大危機。歐洲、亞洲等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2.1  股市泡沫：長期寬松、股票回購、估值過高、同質化交易

　　美聯儲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催生了美國股市延續近11年的史上最長牛市。疫情終結美股牛市，兩次熔斷，跌入技術性熊市。股市大跌將通過居民部門的財富效應、企業部門的托賓Q效應、信貸市場的資產負債表和抵押品等渠道沖擊實體經濟。

　　2.1.1  美股大跌，技術性熊市

　　在經歷11年牛市后，2020年2月下旬以來美股大跌，兩次熔斷。3月9日和12日，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均超過2000點，美股猛烈下跌觸及7%的一級市場熔斷線，是1997年以來首次引發熔斷機制。2月20日至3月12日，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標普500指數分別下跌27.76%、26.64%、26.74%，美股已進入技術性熊市。

　　全球股市重挫。3月12日全球有11國股市因大跌而觸發熔斷。亞洲方面，泰國、菲律賓、韓國、巴基斯坦、印尼等6個國家股市均發生熔斷。美股開盤后，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股市也觸發熔斷，其中，巴西股指大跌15%，一日內兩次熔斷。

　　2.1.2  貨幣超發、同質化交易、股票回購等推高股市泡沫，醞釀風險

　　貨幣超發、投資者同質化交易行為、上市公司發債股票回購是美股長牛的重要原因，在市場下跌時泡沫被刺破蘊藏著巨大風險。

　　市場的同質化交易行為不斷增加。長期低利率壓低了養老基金、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的資產收益率，促使其將資金投向股市。量化交易、指數基金等被動投資逐漸盛行，增大了市場交易的同質性。蘋果、微軟、亞馬遜等龍頭藍籌科技股市值占比持續上升，對指數影響顯著。處于牛市時，同質化的交易行為快速推升股價，轉入熊市時，則會造成大規模拋售，市場流動性枯竭，陷入下跌螺旋。

　　部分上市公司通過發債加大杠桿進行股票回購和分紅，推升股價和估值。股票回購和分紅是美股持續走牛的重要原因，除了擁有大量現金的公司外，部分公司出于市值管理或投機套利的目的，通過發債的方式籌集資金回購股票，做大每股收益，推高股價。但是，一旦股價下跌，發債的企業將面臨巨大虧損和流動性短缺，企業財務狀況惡化，債務違約風險上升，進一步壓低股價。

　　2.2  債務危機：杠桿率上升、高風險債券占比上升、償債能力下降

　　美國正處于金融周期的高位，企業部門面臨巨大的債務風險：杠桿率快速上升、償債能力持續下降、高風險債券占比上升、信用利差擴大。企業部門債務有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策源地。

　　2.2.1  企業債務和杠桿率快速上升，償債能力持續下降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居民部門修復破損的資產負債表，杠桿率（債務/GDP）持續下降；政府部門加強宏觀逆周期調節、承接私人部門杠桿轉移，杠桿率快速攀升，但2014年后基本平穩；非金融企業部門受危機沖擊去杠桿，但杠桿率快速反彈，超過危機前水平，目前更是超過居民部門。

　　美國企業債務和杠桿率快速上升，但償債能力卻持續下降。美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償債比率（當期應付本息/當期收入）遠高于居民部門和整體非金融私人部門，且持續上升，位于歷史相對高位。

　　2.2.2  高風險企業債占比擴大，債務違約風險上升

　　美國高風險企業債占比持續擴大。美國非金融企業債券余額從2008年的2.2萬億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5.7萬億美元，其中風險較高的BBB級企業債增加了近2萬億美元，占比從2008年的36.4%上升至2018年的47.4%。同時，杠桿貸款以及BB和B級企業債也大幅增長，加劇美國債市風險。2020年1月標普下調676家美國企業債發行人的評級，上調352家，上調與下調發債企業之比為0.52，創2009年以來新低，被下調評級的企業中86%都與發行高收益債有關。

　　美國高風險企業債信用利差擴大，違約風險上升。BBB及以下評級企業債信用利差快速上升，表明市場風險偏好下降。利差擴大增加了企業再融資的成本與難度，一旦無法順利再融資，債券大規模違約，風險將傳染至整個金融體系。

　　2.3  金融機構危機：金融監管放松、資產泡沫、明斯基時刻、債務-通縮循環

　　股市、債市等資本市場如果持續動蕩，可能引發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危機，導致金融體系流動性枯竭，明斯基時刻降臨，最終傳導并放大至實體經濟，經濟陷入嚴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和債務-通縮循環。

　　2.3.1  長期低利率、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監管放松等加劇了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大教訓就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防范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和大而不能倒，避免金融體系內部風險積聚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美國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嚴格監管，填補對沖基金等監管空白，對資產證券化及場外衍生品市場進行約束，嚴格銀行資本金監管和業務監管等。

　　但是，由于美聯儲實行長期低利率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大量資金涌入資本市場，快速推高資產價格，尤其是美國股市一路上漲。同時，在華爾街的推動下，特朗普政府放松金融監管，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放松監管要求、保護消費者權益法案》，修訂《多德-弗蘭克法案》和沃爾克規則，對抵押貸款、社區銀行、大型銀行和證券市場的監管均進行了放松。

　　長期低利率、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監管放松等加劇了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上升，投資決策更加激進，信貸市場未償債務同比持續上升。金融機構低估持有資產的隱含風險，謀求短期收益率最大化，即便未來風險爆發，也有美聯儲和政府提供救助。

　　2.3.2  資產價格暴跌可能引發市場恐慌、流動性枯竭、金融機構破產倒閉、資產負債表衰退

　　若應對不當，資本市場動蕩可能引發經濟金融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肇始于美國房價下跌、次級貸款違約、衍生品價格暴跌、金融機構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破產倒閉、全球金融市場恐慌。當金融機構持有的資產質量快速惡化，金融機構被迫拋售資產以減輕損失，當整個市場都在追求流動性時，擠兌發生，流動性枯竭。為了獲取流動性，不僅風險資產被拋售，流動性更強的安全資產也被快速拋售變現，導致資產價格全面下跌。

　　資產價格暴跌導致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快速惡化，資不抵債，破產倒閉。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破產，第三的美林和第五的貝爾斯登被收購，房地美和房利美受政府托管，還有大量商業銀行倒閉或接受救助。

　　金融體系的巨大沖擊將傳導并放大至實體經濟，經過資產負債表衰退和債務-通縮循環等機制，金融危機最終演變為經濟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美國陷入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美國實際GDP直到2010年底才重新回到危機之前的水平，且直到2018年初才回到潛在GDP的水平。

　　2.4  社會危機：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政治激進

　　美國存在嚴峻的社會危機，特朗普和桑德斯等政治激進人士快速崛起，反映了美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嚴重撕裂、貧富分化問題日益嚴重、鐵銹地帶快速衰落、逆全球化思潮涌動、民粹主義興起、貿易摩擦不斷等嚴重問題。這都與過去長期貨幣超發和低利率推高資產價格泡沫有關。

　　2.4.1  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加劇，社會主義思潮涌動

　　美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1968-2018年基尼系數從0.386升至0.486。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20.2%的總收入，前10%的人口擁有47.0%的總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的占比分別為10.7%和34.2%。2014年，后50%的人口僅擁有12.5%的總收入，中間40%的人口擁有40.4%的總收入；并且后50%人口收入份額的下降速度顯著快于中間的40%人口。OECD的36個成員國中，美國的基尼系數僅次于墨西哥、智利和土耳其，顯著高于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

　　美國財富分配差距持續擴大。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38.6%的總財富，前10%的人口擁有73.0%的總財富；而前者在1980年的占比為22.5%，后者在1985年的占比為60.8%。2014年，后50%的人口僅擁有-0.1%的總財富，中間40%的人口擁有27.1%的總財富；后50%的人口受次貸危機沖擊陷入負資產，中間40%人口的財富份額亦快速下降。

　　2.4.2  制造業外流與鐵銹地帶衰落，逆全球化與貿易摩擦

　　美國制造業持續外流。2001年中國加入WTO，依靠物美價廉的產品迅速搶占國際市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8.3%快速下滑至2017年的16.7%，中國則從2004年的8.7%快速上升至2017年的27.1%。中國于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制造業崗位流失沖擊藍領工人就業。美國中產階級的崛起依賴于制造業大發展，制造業提供了大量相對高薪且穩定的工作崗位，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的流水線工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受制造業萎縮沖擊最大的就是這些藍領中產工人。2018年美國薪資最高的是計算機、法律、金融和醫療等高端服務業，接下來是制造業，最低的則是餐飲等低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的就業崗位有限、職業技能要求較高，因此制造業工人往往只能向低端服務業轉移，收入下降且崗位不穩定。

　　中產階級收入增長停滯。美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占比持續下降，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化帶來收入分配上的變化。美國人均實際GDP平穩上升，1953-2017年間增長了238.9%；但是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卻只增長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顯著放緩。經濟增長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階層，而未惠及廣大的中產階級。

　　鐵銹地帶助力特朗普贏得大選。美國五大湖區的工業重鎮隨著產業變遷而快速衰落，被稱為“鐵銹地帶”。當地的藍領工人經歷失業、收入下降、社區衰敗、夢想破滅，正是這些未被精英階層關注的沉默的大多數，幫助特朗普爆冷贏得大選。比較2008年和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果，最大的變化便是五大湖區周邊的六個州發生了倒戈。

　　2.4.3  上升通道堵塞與階層固化，美國夢褪色

　　美國夢的核心是：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收入更高、生活更好，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實現階層躍升，躋身中產階級。上升通道是否順暢、階層是否固化可用“絕對流動性”這一指標來衡量：全社會子女30歲時收入超過其父母30歲時收入的比例。比例越高，說明下一代人實現階層躍升的希望越大。

　　美國的絕對流動性在持續下滑，從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這意味著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們30歲時的收入基本都能超過其父母年輕時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如果你出生于1940年，若想要達到父母一輩80分位的水平，只需超過14%的同齡人即可；如果出生于1980年，則需要超過74%的同齡人，競爭更加激烈，階層躍升愈發困難。

　　絕對流動性的下降意味著年輕一代幸福感和希望的逐步喪失。美國嬰兒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是最幸福的一代，戰后經濟高速增長，無需過多的個人選擇，只需按部就班就能乘著時代東風過上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有房有車、定期家庭旅行、足額的子女教育經費、充分的醫療和養老保障等。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往往要背負巨額教育貸款、遭遇次貸危機引發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貸、只能繼續和父母住在一起。因此千禧一代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和支持者。

　　接受高等教育是實現階層躍升的最有效途徑，教育機會的不公平正在加劇階層固化。在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常春藤聯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學）中，只有13.5%的學生來自底層50%的家庭，3.8%的學生來自底層20%的家庭，而來自頂層1%家庭的學生卻高達14.5%，甚至超過了底層50%的家庭。頂層1%家庭的孩子就讀頂尖私立大學的概率是底層20%家庭的76倍多。

　　美國大學學費快速上漲，助學貸款負擔沉重。1984-2019年，美國CPI漲了1.5倍，住房租金漲了2.2倍，醫療服務漲了2.7倍，大學學費卻漲了7.3倍。高額的學費對應著高額的助學貸款。美國有近4500萬人背負助學貸款債務，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多。三分之二的大學畢業生背負助學貸款債務，平均高達35000美元。因此桑德斯提議立法，對華爾街征新稅，以免除1.6萬億美元的學生債務。

　　3  全球大流行和經濟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疫情全球大流行和經濟金融危機，將從產業鏈、貿易、外需、金融市場、大宗商品等渠道對中國進行傳導。

　　3.1  產業鏈和貿易傳導渠道：供應鏈受阻

　　企業大面積推遲復工時間、工廠關停、物流受阻，對全球制造業的生產、運輸、用工都將造成負面影響，且通過全球供應鏈網絡層層放大，造成全球貿易萎縮、企業訂單和現金流壓力上升。

　　從產業鏈看，全球疫情蔓延或引發生產停滯及貿易管制，暫時阻斷全球供應鏈。全球化時代各國產業高度依賴、密切關聯，疫情對各國產業鏈影響取決于該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依賴程度以及該國對疫情的管控程度。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全球大流行”，全球產業鏈將受到更大沖擊。

　　當前疫情較為嚴重的海外國家為日本、韓國、歐盟（意大利）、美國，均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國，日韓疫情對我國中間件、零部件影響較大，主要體現在生產材料、設備等方面；歐美疫情對我國中間件、零部件影響較大外，還影響最終消費與資本供給，因此，目前四大疫情受災地區對我國生產要素、資本供給、最終消費均產生沖擊。

　　日韓方面，2018年日本和韓國貿易總額在全球占比分別為3.8%、2.9%，中國是日韓第一大出口國。從產品大類來看，中國對日韓出口最多的產品有機電產品（電機電器、機械器具）、勞動密集型產品（服裝、家具、塑料、玩具）、醫療設備和化學品等，中國向日韓進口最多的產品為機電產品、醫療設備、化學品和塑料，其中，來自日、韓進口機電產品分別占自日、韓進口總額的45.5%和60.3%。從細分來看，我國對日本工業機器人、點蓄電池、汽車（帶有火花點火式）、車輛齒輪箱等高度依賴，從日本進口占該零部件總進口額的62.9%、72.2%、88.9%、42.4%。我國對韓國電子集成電路和微裝置高度依賴，從韓國進口占該零部件進口總額40%。日韓疫情惡化將造成全球半導體原材料短缺、核心零部件短缺、制造成本上升等主要沖擊，中國作為全球半導體材料和設備重要采購國，將受到直接影響。

　　歐盟方面，2018年歐盟貿易總額在全球占比為11.7%，前三出口產品大類為機械設備（包括核反應堆）、車輛及零部件、機電產品，前三大出口國和地區為美國、中國和瑞士，分別占歐盟出口份額的20%、10.6%和8%。2018年歐盟對中國出口金額2450億美元，從產品來看，歐盟對中國出口主要為機電產品、運輸設備、化工產品、賤金屬及制品，主要對中國汽車、工業制造等行業造成直接影響。

　　美國方面，2018年美國貿易總額在全球占比為10.9%，前三出口產品大類為機械設備（包括核反應堆）、礦產品、機電產品。2018年美國對中國出口金額1203.4億美元，從產品來看，美國對中國出口主要為運輸設備、機電產品、化工產品和光學鐘表醫療設備，2018年出口金額分別為276.8億美元、270.4億美元、123.5億美元和98.4億美元，占美國對中國出口總額的23.0%、22.5%、10.3%和8.2%。此外，由于美國是重要的資本流出和流入國，美國疫情如若得不到有效控制，還將對我國產業投資造成影響。

　　3.2  外需渠道：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加大，外需下降

　　海外疫情擴散將影響該國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和消費意愿，對中國企業出口產生負面影響。餐旅、交運、零售、娛樂等聚集性行業需求受沖擊較大，短期失業率上升，經濟衰退風險加大。中國外需主要來自歐美和亞洲，也是疫情受災較重、股市跌幅較大的地區。2018年中國對外出口商品金額2.49萬億美元，前五出口國和地區為美國、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和越南。

　　從受影響行業來看，日韓疫情將對我國電機電器、器械器具、服裝、化學品等產品出口產生影響，這四個行業分別占中國對日韓整體出口的28.1%、15.2%、9.2%、5.5%。歐盟疫情將對我國機電產品、化工產品等出口產生影響，例如意大利從中國進口最多產品為機電產品。美國疫情將對我國機電產品、家居玩具、紡織品及原料出口產生影響，2018年美國對中國進口金額分別為2685.4億美元、649.3億美元、405.0億美元。

　　3.3  金融市場渠道：交叉傳染，警惕信用與債務風險

　　疫情引發恐慌情緒，疊加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中國金融市場受交叉傳染。

　　全球大流行和金融危機對股市的影響：將從企業盈利和市場風險偏好共同打壓股市，股市的波動性將加大。

　　對債市的影響：疫情的擴散與傳染對消費、生產與投資帶來負面沖擊，實體經濟短期走弱推動國債收益率下降；疫情帶來的恐慌情緒推升避險情緒，帶動利率下行。

　　對匯率的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加大。隨著國內疫情得到控制，海外例如意大利、美國、日本、韓國等地區仍然處于高危狀態，全球避險情緒高漲。2月24日-3月12日，美元指數從99.3下跌至97.4，下跌1.9%。美元指數回落與美聯儲宣布降息影響人民幣匯率，2月24日-3月12日，中間價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從7.02降為6.96。

　　3.4  大宗商品渠道：原油價格暴跌，加劇通縮，對中國有利有弊。

　　受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和OPEC談判破裂等影響，原油價格暴跌。3月9日，國際能源署將2020年原油需求下調至9990萬桶/日，較2019年減少9萬桶/日。原油價格方面，2月24日至3月10日，WTI原油與布倫特原油價格均發生大幅度下滑，分別下跌33.2%和33.3%。OPEC會議上俄羅斯與沙特阿拉伯于原油減產未達成一致，雙方發動價格戰，需求疲弱疊加供應過剩，全球原油市場波動性加大。

　　油價暴跌對中國的好處是：作為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之一，原油價格下跌對中國來說可以減少支出、增加經常性賬戶盈余。油價下跌促進我國交通和出行成本降低，從而控制CPI與PPI。

　　壞處是：油價下跌將對沙特、俄羅斯、美國等石油出口大國造成財政收入下降、拋售全球資產，影響投資者情緒，從而傳導到全球資本市場。

　　4  展望與政策建議

　　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程度取決于持續時間和擴散范圍。雖然中國戰“疫”初步勝利，但需防范二次輸入風險，做好應對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甚至引發經濟金融危機的準備。

　　4.1  情景分析

　　樂觀情景：中國在4至5月份控制住疫情，海外在5至6月份控制住疫情，或疫苗于5月前研制成功。全球感染人數低于20萬，死亡人數低于1萬人。在這種情況下，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在3至6個月，拖累全球GDP增速下滑約0.5個百分點，隨后經濟將出現反彈。

　　悲觀情景：海外疫情失控，疫情二次輸入中國，演變為全球大流行。全球感染人數超過1千萬人，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需求和供給沖擊可能持續至年底，同時全球供應鏈將受到嚴重沖擊，拖累全球GDP增長下滑2-3個百分點左右，甚至可能引發世界經濟危機。

　　從目前疫情情況、內外部環境來看，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要遠超非典。 

　　4.2  改革戰疫：啟動新基建

　　1、以貨幣政策為輔、財政政策為主，2020年財政政策更積極。

　　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社會脆弱性的根源是過去長期的貨幣超發和低利率，因此這一次應對要避免飲鴆止渴，以貨幣政策為輔、財政政策為主。

　　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上調赤字率和專項債發行規模，支持減稅和基建，放水養魚，擴大內需。財政政策應承擔更大責任，且解決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第一，適度擴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財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為減稅降費和增加支出穩基建騰出空間。當前人口流入地區的交通、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投資可以適度超前，既能穩增長，也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二，增加專項債額度，從2019年的2.15萬億上調至3.5萬億。

　　第三，優化減稅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稅的減稅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提升企業獲得感，真正讓企業和老百姓得實惠。

　　第四，增加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避免財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現“亂收費”等惡化營商環境的行為。

　　第五，削減民生社保之外的開支，精簡機構人員，優化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率。

　　第六，改革財政體制，給地方放權，穩定增值稅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實消費稅逐步下劃地方。

　　2、啟動“新基建”。

　　可以參考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特大洪水災害期間實施的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持續溫和的積極財政政策，平均每年增發1000億元國債，七年間共發行約9000億元，沒有進行短期大規模的強刺激，既能穩增長穩就業，也避免了對市場預期和微觀主體的過度干預。

　　怎么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其實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新基建”，至暗時刻，“新基建”點亮中國經濟的未來，短期有助于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于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推動改革創新，改善民生福利。

　　支撐未來20年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升級領域基礎設施。“新基建”，新未來，新的發展理念。

　　啟動“新”一輪基建，關鍵在“新”，要用改革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不是“四萬億重來”“重走老路”，導致過剩浪費和“鬼城”現象。

　　未來“新”一輪基建主要應有五“新”：

　　一是新的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特高壓、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大數據中心、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是新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最終是為人口和產業服務的。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80%，中國還有很大空間，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們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71%時，新增2億城鎮人口的80%將集中在19個城市群，60%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7個城市群。

　　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在上述地區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最大化經濟社會效益。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區別對待，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三是新的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事實上華為、阿里、騰訊等企業已經大力投入新基建。

　　四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范并推動PPP，避免明股實債等，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

　　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變革。新基建大多屬于新技術新產業，需要不同于舊基建的財政、金融、產業等配套制度支撐。財政政策方面，研發支出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低稅率；貨幣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資、專項貸款、多層次資本市場、并購、IPO、發債等方面給予支持；產業政策方面，納入到國家戰略和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

　　五是新的內涵。我們認為，除了硬的“新基建”，應該還包括軟的“新基建”。近年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疫”情頻發，先后遭遇2015年股災、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19年民營經濟離場論、豬價大漲、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戰。在看到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成效，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向好的同時，也要看到出一些政策一刀切層層加碼、誤傷民企中小企業、挫傷地方積極性、部分領域改革進程緩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創新短板、輿論監督缺位、社會治理無序等問題。暴露出的問題反映了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升。

　　應加強軟的“新基建”：加強輿論監督和信息公開透明、建立《吹哨人保護法案》、補齊醫療短板改革醫療體制、加強應急醫療體系建設、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尤其社保繳費費率和企業所得稅、落實競爭中性、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等。

　　3、建議2020年貨幣政策適當降息降準，支持實體經濟。

　　通過小幅、高頻、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導實際利率下行。疏通利率傳導機制，改善流動性分層，提高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在貸款中的比重。通過通脹預期管理、財政定向補貼、增加生豬供應等解決CPI上漲對低收入人群產生的負面影響。當前中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偏高，基礎貨幣投放方式不太合理，適度降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和實體經濟資金成本。

　　4、兼顧應對短期疫情和長期改革，撕開幾條改革戰線，釋放重大信號。

　　當前亟需推出幾項具有破冰效應、釋放重大信號、能夠提振各方信心的關鍵舉措，撕開幾條戰線，縱深推進，帶活全局。

　　1）放開汽車、金融、能源、電信、電力等基礎領域及醫療教育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2）深化國企改革，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落實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視；

　　3）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

　　4）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從間接融資到直接融資，發展PE、VC等。以注冊制改革為抓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配套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的融資問題；

　　5）當務之急是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給地方官員新的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