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梁中華 吳嘉璐 張陳

近幾年，我國勞動力市場呈現出的一些特征挺有意思：一方面是“民工荒”時常出現，薪酬過萬的月嫂供不應求；另一方面是應屆大學畢業生每年都面臨“最難就業季”，甚至出現“畢業就失業”的現象。根據我們搜集的數據，過去這些年大學生的工資漲幅越來越趕不上農民工，花三年時間讀研帶來的收入增長，比不上直接本科畢業就工作三年帶來的收入增幅。如何理解這些現象？

　　在經濟的轉型階段，“工程師紅利”的概念越來越火，我們不否認教育帶來的積極作用，但“大學生”多就一定意味著“工程師”多嗎？就一定能夠釋放出“紅利”嗎？根據我們分析，雖然我國大學畢業生很多，但工程師數量并不多，要實現從大學生到工程師的轉化，似乎還需要其它方面的機制調整。本文我們重點討論我國就業市場面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大學生的工資增長，趕不上農民工？

　　過去的十幾年中，隨著高校不斷擴招，我國大學生數量激增。1998年時全國高校招生人數僅100多萬，而到了2018年已經達到800萬，20年間增加了6倍多。

　　教育確實是構成人力資本的重要因素，我們并不否認國民教育程度的提升對于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的重要意義，也不否認教育帶來的其它非經濟福利。但也要注意到，當大學生數量供給過多時，也會帶來一些結構性問題，就業市場可能會出現供需錯配。

　　農民工數量越來越少，畢業的大學生數量越來越多。在2010年、2011年的時候，我國農民工數量每年能夠新增1000萬以上，但之后增速就開始大幅放緩。而每年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卻從500萬以下，大幅攀升至接近800萬。例如2018年我國農民工增加了184萬，還不到當年大學畢業生數量的3成。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現象是，工廠招工越來越難，大學生找工作也越來越難。也就是說，一邊是招不到勞動者，一邊是勞動者找不到工作。

　　供給數量的變化，在收入上也有體現。在2009年的時候，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是農民工的1.7倍；而截至2018年底，這一差距已經收窄到了1.4倍以內。而考慮到結構問題，部分行業的農民工工資已經比大學生高，比如統計局公布的2018年從事交運倉儲行業的農民工月收入已經達到4345元，而麥可思調研的2018屆大學生平均月收入僅4624元，其中文化教育大類平均月收入才3621元。農民工收入增速在趕超大學生，高等教育帶來的工資溢價不斷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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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就業難：是否供過于求？

　　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大學生就業藍皮書，從2015年以來，我國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率開始緩慢回落；而從2017年以來，我國高職高專畢業生的就業率開始反超本科生。

　　與此同時，教育帶來的工資溢價也越來越低。根據麥可思對歷屆大學生三年后職業發展的跟蹤調查，以2015屆本科生為例，如果他們選擇直接工作，那么三年后拿到的平均月薪大概有7419元；而如果選擇修讀碩士學歷后再工作，平均月薪卻只有7371元。這意味著，花3年時間讀研帶來的工資提升幅度，比不上3年工作經驗帶來的工資漲幅。我們往前追溯了幾屆學生的薪資水平，都是一樣的結論。

　　不過即便讀研帶來的收入增長較低，也擋不住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加入“考研大軍”，而這一現象折射出的也是大學生就業市場的壓力之大。因為雖然讀研的性價比不高，但是不讀研可能意味著直接失業，所以考研是緩解就業壓力的一種重要方式。2015年以后我國考研人數持續增加，最近三年甚至維持在每年20%左右的增速。

　　類似地，每年國考和省考人數也高居不下。根據中公教育的數據，即使2019年我國國考公務員招錄名額減少了一半，但報名人數卻達到137.9萬，錄取率創下新低。而2020年國考熱度依然不減，報名人數接近14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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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逐漸變老：誰來工廠接力？

　　農民工是推動我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增長的重要力量，2019年我國農民工總量接近3億人，占總人口的20%，占勞動年齡人口的三成。而近幾年農民工人數增速大幅放緩，2018年和2019年農民工人數漲幅均不足1%。這和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變化是一致的。由于第三代“嬰兒潮”消退，新補充的勞動人口越來越少，而第一代“嬰兒潮”逐漸退出勞動力大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連續6年出現負增長。

　　往前看，農民工的老齡化還在快速加深。我國4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比從2008年的30%快速升至2018年的47.9%，而其中有將近一半都在50歲以上，老一代農民工將陸續退休返鄉。2019年我國農民工人數同比增速僅0.8%，未來轉向負增長只是時間問題。

　　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接近90%的農民工只有高中及以下學歷，從事的行業以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居民服務等為主。我國每年畢業近800萬的大學生，盡管就業面臨困難，但是會愿意從事農民工的行業和職業嗎？恐怕很難。近幾年制造業、建筑業農民工收入增速明顯高于其他行業，恐怕也反映了這些行業招工難、“民工荒”的現狀。

　　長期來看，我國經濟肯定會實現轉型，告別“世界工廠”的模式。但短期內，農民工快速退出勞動力大軍，大學生雖然數量多但很難彌補部分缺口，是否也會帶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

　　正如我們剛開始提到的，我們不否認教育對個人、企業、國家的重要作用。但單純從經濟學角度看，大學生如果過多的話，也會帶來就業壓力，也會帶來失業的問題。假設一個經濟體中的所有勞動者都是大學生，大家愿意去做高技術工人、高端服務業人才，那中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誰來從事呢？一個經濟體的高技術工人和低技術工人肯定是有一個最優比例的，如果偏離了這一比例，職業技能和崗位要求不相匹配，就會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

　　所以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是復雜的，長期來看，從總量角度說，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勞動力是越來越稀缺的，用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比如會出現“民工荒”的現象；而從結構上來說，我國大學畢業生供給量大，但與市場需求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定錯配，出現結構性失業、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而短期來看，當前經濟存在下行壓力，無論是大學生還是農民工，都面臨經濟波動帶來的“周期性失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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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多工程師少：改革才能釋放“紅利”

　　最近幾年市場上流行“工程師紅利”一說，認為我國每年畢業大學生很多，是經濟轉型增長的強大后盾。但仔細想一下，這其中的一個問題是，大學生雖然很多，未必都去做工程師，如果很多沒有去做工程師，要釋放出“紅利”就會比較困難。

　　事實上，雖然我國大學生很多，但工程師數量并不多，反而有些稀缺。比如，各國高等教育入學率與研發人員占比基本成正比，而與我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相比，我國研發人員占比明顯偏低。全球高等教育平均入學率約為38%，我國則達到49%，入學率并不低，但每百萬人研發人員世界平均值約為1500，而我國僅為1200左右。說明我國大學生向科研人員的轉化率不高。

　　“工程師”偏少，是因為我國經濟上的研發投入少嗎？也不是。全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與研發人員占比也是正相關的關系，二者基本在一條直線上。而我國明顯偏離這條直線，這說明盡管我國研發投入占比沒有其它主要經濟體高，但這并不是我國研發人員少的限制因素。

　　總結來說，我國大學生的確不少，但要真正轉化成工程師，發揮出紅利來，還是要從別的機制改革上著手。否則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用工荒”的問題依然會同時存在。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