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蒙格斯智庫

“新新人口論”的提法，絕非聳人聽聞，而是要引起對人口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的關注。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這個變化，196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顯現，1990年代在世界范圍里“坐實”，在2002年的聯合國人口報告得到“官方”的認定：全球的總和生育率從2.1下降到了1.85。人口規模不只是關系到經濟的持續成長，而且是人類文明一切活動的“宿命”（destiny），社會歷史學家早就認識到了這個邏輯。

　　總和生育率（TFR）指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數。 除了抵補父母的2，這多出的0.1是為了補償孩子未到生育年齡夭亡的損失；在發展中地區，為了補償較高的嬰孩夭折率這個數大約在0.33；而在人類史上絕大部分時間里，直至二十世紀，這個數還在4以上。 TFR不足2.0的水平，人口的規模就趨于縮小；一旦降到1.8以下，規模的萎縮就難以逆轉了。雖然婦女把育齡往后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會影響到人口的年齡結構，但女性的生育傾向——TFR的決定因素形成后，要改變是很艱難的事，先進國家的經驗如此昭示我們。隨之而來一系列的重大變更，構成政策的嚴峻挑戰，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這個新變化對于其他國家是新人口規律，在中國卻不得不多加一個“新”字，因為中國五十年代的一場大辯論對其后的人口政策有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我們還在“還欠債”。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其實并沒有什么新意，只是當年的意識形態之爭彌漫，又有冷戰的急迫壓力，他不得不委婉地表達，“臭名昭著”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事實上對中國國情也同樣適用。馬爾薩斯總結的“人口定律”認為，在生產力低下的狀況，“手”的生產僅能維持“口”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遠遠超過前者，任何豐年的產出很快就會被接下來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增加必會被饑饉、瘟疫、災難、戰爭悲慘地平衡掉。人類社會組織經濟生產的一萬年以來，世界GDP的年增長率只在0.01%左右，除了極少數精英分子，人活得悲慘與牲畜無異。直到1790年前后，歐美國家的物質生產力才首次超出了人口的增長。此前的2500年里，世界的人均生產增加了才一倍而已，以后的220年里則卻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例如，美國的人均生產提高了有四十倍之多。

　　當時中國貧弱，積累低，技術創新基礎差，無法迅速把民眾的“消費的口”轉換成“生產的手”，更談不上“創新的腦”。這種約束之下，人口首先是個拖累，必須有計劃地加以節制。但直到目前，人們在檢討這段歷史的時候，還在“炒冷飯”，似乎馬寅初先生當年爭辯的人口政策之所以遭到杯葛，在于它的“新”。本文的目的之一，則要提請大家注意，人口發展的新趨勢已明白無誤地呈現出來，我們若不能及時改弦更張人口政策，尤其是一胎化的限制，難免又重蹈當年的覆轍，即便方向恰巧相反。

　　除了人們固有的心理惰性，以及政策（成功）實施而來的慣性之外，人口變化本身的滯緩，也是不容易看清人口規律的主要原因。好比你每天看冰川的頭，無論在海螺溝還是阿拉斯加，可以完全漠視它的變化；過了三十年再去看，它們可能退縮了好幾百米。為了增加一些感性的體認，你不妨在腦子里描繪這樣一個模型： 畫兩根平行的垂直線，形成一個“時間通道”；在通道里把每個年齡的人群畫成一行小人形，每個小人形代表一百萬人，比如，71歲的人群有兩千八百萬，就居中畫成28個小人形的一行，同齡5歲的兩千一百萬就是21個小人形的一行，如此等等，把1380個小人形安排就緒后的形態，你立即對中國人口（13.8億）的年齡結構能有一目了然的認識。然后再把15-64歲、低于15歲、 高于64歲這三個區間濃淡不同地標示出來，你就很清楚勞動者和他們需要撫養的人口的比例關系是怎樣的。而且很簡單就可以把這種理解加以動態化：在時間通道里把三個年齡區域往上拖就行了，整個人口大軍像似在時間通道里列隊向上走，去年n歲的人今年準是n+1歲。加上新生兒的一行，做些調整，你就不難再現過去幾個世紀前后、甚至整個歷史發生過的人口變遷。

　　理想的年齡結構當然是紡錘圖形，干活的人居多，兩頭需撫養的人少。不過這持續不了多久，新出生的孩子如果維持在低水平，圖形轉眼就會蛻變成為頭重腳輕的倒金字塔，不過在歷史上這還確實沒發生過。我們不妨把0-100歲（過100的當做百歲）的那一百行的人看做一個同時活著的生命池，注意點放在每年流入池子的新生兒和流出的死亡人數。1750年前流經生命池子的是“穩流”，許多新生命，或流產或夭折過不了門檻，成年后流出又很快，或戰亂或饑饉活不到天年。1750年后在英國率先發軔的產業革命，連同食物營養的增加和醫藥健保的改善，給人類提供了生機，于是大量的新生命開始洶涌流入。年輕的馬爾薩斯洞察到了這個趨勢，在他的小冊子（1784年發表，比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晚了近十年）里描繪了出來，連同他的悲觀預測——人類的超生現象終將被“悲慘地抵消掉”，成為后世所謂的“馬氏人口定律”。其后的世界發展印證了馬氏定律，長達二百余年，人口的流入湍急（當時全球婦女的TFR在6.0以上），流出滯緩，生命池猶若尼羅河般的騰漲泛濫。

　　今天這一切已全然改變，并且正在走向其反面。這段發展史在中國有著極為戲劇性的濃縮表現：1949-79的30年里，中國人口大漲了4.2億；1980-2010的30年里，我們的人口比“應該的”少增加了4億。

　　引起生命池里湍流激蕩的原因是什么？論辯很多說法不一，但毫無疑問，人們必須嚴肅對待這個嚴重變化。世界人口增長在銳減中，其間并沒有世界范圍的戰亂、災變、饑荒和瘟疫，不要說馬爾薩斯不曾預見、馬寅初未能看到，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想到。一言以蔽之，這個變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許多偉大成果造就的。

　　首先是科學技術的一系列突破，給人類的發展拓展出寬廣的生存空間。其中醫藥進展的成就尤其輝煌，不但大為降低了嬰孩的夭折率，而且令老人活得越長越健康。這反應在過去兩個世紀人口的膨脹上面：

　　2011年10月人類總數首次突破70億，中國人占了19%。近在1800年初，全球人口才攀升到了10億，中國人約占到三分之一；到了1900年，世界人口增加到了15億（+50%）；1950年又增加了60% ，中國人占了25億總數的四分之一，其后的50年里世界人類更大漲140%，在2000年達到了60億。若是增長一如既往，那么到2100年世界人口將超過200億，威脅到資源的窮盡和環境的崩潰。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過去四十年來生命池的流入量縮減得更厲害，人口的增長率竟“悄悄地”從2.1%減到了1.1%。由此估算，2100年總人口應當在100億附近。究其關鍵的因素，首推婦女的教育、就業和收入。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程度越高，她們生育的傾向就越低，和馬爾薩斯人口理論預示的趨勢正相反對。 婦女的教育程度、就業和收入提升的結果之一，使得她們的生育和成婚的意愿大打折扣。選擇晚婚甚至獨身的婦女越來越常見，即使結了婚她們也不愿意多養孩子。這適用于世界任何地方。

　　以TFR 來度量的一個顯著的例子是，1955年在巴西是6.1，在中國是5.6；到了2010年分別下降到了1.8和1.7，而在這個期間巴西并沒有推行過嚴格的計劃生育。通常以為生育意愿低只是歐美婦女的問題，其實在東北亞地區目前這個矛盾更突出。例如，2010年韓國婦女的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國還低。中國臺灣的TFR則下降到了驚人的0.9，在全世界196個國家地區里是最低的。大陸的不少大城市的總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了，據上海市計生委主任謝麗玲報告，上海市的TFR在幾年前就下降到0.9以下了。東南亞各國（除菲律賓外）的TFR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間從6降為3。印度南部也是如此。伊朗的TFR在1984年還高達7，到2006年驚人地降為1.9，在首都德黑蘭地區更只有1.5了。

　　經濟統計分析發現，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達到1000-2000美元，TFR就開始下跌，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時接近維持簡單規模的2.1，然后繼續下行。目前世界上TFR低于2.1的國家接近80個（1970年僅24國），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國家。英國作為“產業革命” 的發軔地，TFR從5降低到2用了130年，而韓國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時間就完成了同樣的歷程。

　　必須認識到，人類對環境及自身而來的挑戰的響應，本無所謂絕對的“錯”與“對”，而必須把握合理的“度”，過猶不及！讓我們下期接著討論。

　　本文作者為孫滌

　　(本文作者介紹：國內首家中國宏觀經濟拐點研究和風險研究的獨立智庫機構，對經濟、金融、法律、風險等領域開展量化模型研究)